六四將近，今年是天安門廣場六四大屠殺35周年、香港雨傘運動10周年和反修例運動5周年。溫支聯（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已經和即將舉辦多場紀念活動：5月18日舉行了歷史學家何曉清教授「三十五年家國：從六四到香港」為名的講座；5月26日溫支聯與多個人權團體在溫哥華中領館前舉辦「民主行」遊行集會；6月2日除了舉辦向民主女神敬獻花圈活動之外，還將舉辦朱耀明牧師《敲鐘者》分享會。
歷史的正義是靠歷史的記憶來宣示的，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溫支聯三十五年來一直堅持舉辦各種活動紀念六四，聲援大陸與香港的民主抗爭，推動海外華人的民主運動，關心流亡各地的民運人士。溫支聯主席李美寶與她的先生董達成，在其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溫哥華「卑詩省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的列國遠﹑何良懋﹑姚永安等文化界人士，組織「加拿大華人關注中共違反人權小組」，時常為大陸和香港政治議題發聲，通過各種渠道，監察加拿大政府防範中共滲透的工作。
他們都是香港人，移居加拿大數十年，故國故土常在心中，對苦難同胞不離不棄，難的不是他們做了什麼，難的是他們做了三十五年——他們的精神令人感佩。
人生七十古來稀，三十五年就是半生。當年聲淚俱下說「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犧牲」的柴玲，早已「躲進小樓成一統」，李祿發達後衣錦還鄉，與劊子手們杯酒言歡，但王丹﹑王軍濤﹑魏京生還在默默耕耘，無數大陸人﹑香港人﹑台灣人還在與殘酷的現實拔河，詛咒三十五年前把坦克車開進天安門廣場的那一伙人。
命運是人一生所有選擇的總和，歷史是所有人選擇的共業，成敗終有定數，功罪容當分說。香港人說，我們會在煲底相見，煲底在哪裏？煲底就是我們一直走，走了三十五年，再走下去，哪怕再三十五年，總有一個結果在等我們。
三十五年前發生的六四愛國學生運動，是中國土地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群眾自發的思想政治運動。這次運動的價值，如何評價都不過份，她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標示中國民心最初的覺醒，也是中共走向覆滅的起點。
六四是中國人對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發出的第一聲警號。當年學生們的政治訴求，只以「反對官倒」為起步，按理，不管對政府或民間，反對官倒都是當年可行，而且一旦實施必定大大有利於改革開放﹑大大有利於中國長遠發展的一個契機，可是中共視此為大逆不道，採取殘酷鎮壓，以此堵塞政治改革之路。
六四以後，中國人民參與改革的激情「一鋪清袋」，此後改不改革，如何改革，都只是共產黨一黨之私。大部分中國人沉醉於物質的狂歡，少數不肯屈服的正義之士被殘酷鎮壓，由那時開始，種下中國改革失敗﹑中共最終覆滅的先兆。
歷史不可假設，但當年中共若接納學生們的訴求，清剿官倒，其時貪官人數尚少，民間正氣高張，一旦實行廉潔政治，黨心民心歸一，此後之改革，將循着一條相對比較健康的路子走下來，那比起今日的貪官成災﹑制度崩壞的末世，對中共來說，只有更好不會更壞。
當年中共之所以逆民心而行，要害是一旦反對官倒，紅色家族的特權將被沒收，紅二代們將失去發財的機會，長期衍化的結果，必然危及中共的獨裁統治。說到底，「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其潛台詞是先讓紅二代富起來，所以反對官倒是不可行的，官倒正是中共變賣公有資產的伎倆。
如果鄧小平更具備歷史眼光，更有民胞物與的情懷，從中國人民長遠利益出發，而不是從中共的禍福出發，以打擊官倒入手，本來是可循此路進﹑推動政治改革的。只要中共有一點積極回應，學生們馬上回校，北京與全國的社會秩序即時恢復，然後政府與民間展開協商，有序對人民的政治要求作出回應，由此開啟的將是另一個政治局面。
言論自由不可能全面放開，但可以先放開中宣部對黨媒的管制；民間組黨太早，也可以先從八大民主黨派撤回中共的管制；官倒制止了，趁勢推動廉政，為民間監督奠基，為未來過渡到「官員財產公開」創造條件。改革可以慢慢來，但要確認方向，方向是政治體制最終向普世價值靠攏。速度快慢本不是問題，只是官民雙方的長期博奕而已。
同樣用三十五年時間，可以用來韜光養晦保全獨裁體制，最終與西方民主陣營決一生死，也可以反其道而行，由行政改革入手，慢慢觸及所有制，為人身自由鬆綁，草創人權與法治，試行基層民主選舉，其間不免種種顛簸曲折，但前者是死路一條，後者是起死回生之路。
鄧小平的改革從一開始就不是救國而是救黨，只要黨一息尚存，國是怎樣的國都無所謂。此所以鄧小平的歷史地位，不可與蔣經國相提並論，鄧小平只屬於中共，蔣經國屬於人民。
際此六四三十五周年，我們終可以明白，中共永不會與中國人和解，中國人永不會原諒中共。今日之中國，遠不是三十五年前之中國，今日之中共，也遠不是三十五年前的中共，一切都已太遲，回頭也沒有出路。習近平朗朗上口的「更無一個是男兒」﹑「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都是亡國之音——中共命該如此，中國人民合該有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