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勇，中國第一代搖滾結他演奏家，音樂製作人，由其擔綱領銜樂手的東方歌舞團「大地電聲樂隊」曾蜚聲全國。1986年，年僅21歲的張勇與崔健共同演出《一無所有》，首開中國搖滾樂先河。張勇現為日本羅蘭中國分公司副總經理兼技術總監。
上世紀90年代初，歌星毛阿敏偷稅風波平息後不久，一枚重磅「炸彈」又在一家媒體驚爆：時任其男友的張勇將其錢財「席捲一空」，然後出國！許多報刊紛紛轉載，人們都同情毛阿敏的「不幸」而唾棄張勇的「無情」……
十年後，張勇回國，終於開口說話。張勇說：「我不後悔與毛阿敏分手，因為離開她，我才找到真正的幸福；本想為那段感情留住一絲苦澀的回憶，但現在看來已沒有任何意義。」
音樂結緣，北漂「小鴨」落魄中找到愛巢
1987年深秋，時任東方歌舞團音樂編輯、已經被稱為「結他大師」的張勇，事業上正處於巔峰時期。而當時剛考入南京前線歌舞團的毛阿敏還是個無名新人。鑑於張勇在音樂圈的實力，當時貴州音像出版社委託張勇幫助組一個「拼盤」。朋友向張勇推薦了毛阿敏。毛阿敏錄的一首是鄧麗君的《酒醉的探戈》，她請張勇幫她找盒鄧麗君的原版帶給她。
毛阿敏當時住的是一個部隊招待所。沿着樓梯上到二樓，黑乎乎的筒子樓里散發出一股潮濕的霉味兒。那是一間窗戶朝南的宿舍，放着部隊招待所統一的床和桌子。那張桌子舊得有點變形了，僅有的一張椅子也掉了漆，牆壁上已經斑斑駁駁地露出了泥沙，整個屋子簡直就像貧民窟，連個鏡子都沒有。
張勇吃驚地問：「你就住這地方？」毛阿敏不好意思地笑笑，說：「北京麼，有個地方住就不錯了。」
與破舊的房間相比，眼前的毛阿敏就鮮亮多了。她明顯是剛剛化完妝，屋裏面還有一種胭脂的味道。張勇的心裏對毛阿敏隱約泛起了一股同情。
進錄音棚後第二天的黃昏，輪到了毛阿敏。毛阿敏唱起了《酒醉的探戈》。這是一首有點傷感的歌，毛阿敏的注意力都在模仿鄧麗君的聲音上了，根本就沒有放在歌曲音樂的情緒里。她還很得意自己模仿鄧麗君的聲音很像。張勇理解，她是怕自己一旦模仿不像，由此會失去很多機會。於是他冷靜地批評她說：「你從頭唱一遍，把鄧麗君忘了，就當這歌是專門為你寫的，好好想想歌有什麼地方與你的身世相似，讓自己融在歌里……」
毛阿敏很詫異，因為此前從來沒有人跟她說過這些，她立刻感到了一種震撼。她重唱了，一遍比一遍好。最後那一遍唱完，話筒里長時間沒有聲音：毛阿敏哽咽了。
張勇感到了她的聰明，她的靈性。那一刻她多麼美、多麼純淨。臨收工的時候，張勇說，送送你吧。深秋的葉子在腳下瑟瑟地響。昏黃的路燈，把兩個年輕的、相伴而行的影子拖得很長……
幾周後的一天，毛阿敏打電話問張勇能不能「順路」給她帶來小樣。張勇答應了。那天張勇在毛阿敏住處和她聊了一會後，隨口問：「伙食怎麼樣？」毛阿敏搖搖頭。張勇笑笑，問：「你平時喜歡吃點兒什麼？」「我啊，我最愛喝鯽魚湯。」「那還不容易，我請你。」
張勇開車帶着毛阿敏直奔農貿市場，毛阿敏依在他身旁，修長苗條，面含羞澀地微笑。而張勇一米八幾的身高和她走在一起，着實招來了不少艷羨的目光。買完菜，張勇開車帶她回家。那時三室一廳並不多見，看到張勇家有獨立的衛生間，還有熱水洗澡，毛阿敏滿臉羨慕地說：「真不錯，就你自己住這兒啊？」張勇告訴她，父母都已經去世了，只有在雲南正在辦理工作調動的三姐偶爾來住。她朝他投來溫情的一瞥。
那天毛阿敏親自做飯，儼然屋裏的女主人。她炒了幾個菜，做了濃濃的鯽魚湯。吃完飯，他們相對而坐，閒聊着音樂圈子裏的趣聞軼事。下午三、四點鐘，毛阿敏突然說肚子疼，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張勇有點無措，說：「要不，你上床躺會兒？」她皺眉點點頭。張勇找出熱水袋灌了熱水交給她，本想到客廳迴避一下，而毛阿敏卻說沒關係，一雙大眼睛含情脈脈望着張勇，喃喃低語：「你能幫我揉揉麼？」
……
那一夜，毛阿敏沒有離開。
第二天，張勇開車帶着毛阿敏回她住的招待所，把她簡單的行李搬了過來。張勇愛憐地撫摸着毛阿敏的頭髮，深情地說：「我一定要盡我所能，給你幸福。
總往「前」看，愛的甜蜜里隱藏着多少異味
同居開始的幾個月里，張勇充分享受了「王子」的待遇：當他醒來，漱口杯已倒滿水，牙刷上已擠了牙膏；從衛生間出來，餐桌上已擺好了早餐，家裏也收拾得纖塵不染。那些日子每天都是毛阿敏買菜，張勇出去錄音，她一定等他回來吃飯。晚上睡覺前，浴缸里冒着熱氣騰騰的洗澡水，她戴着浴帽給他搓背……一下子仿佛回到了童話世界，張勇仿佛找到了一個沒有母親的男人的最大幸福。
毛阿敏的似水柔情，她在音樂中的悟性，都使張勇對未來充滿了美好的憧憬。
毛阿敏怕冷，冬天只要脖子一冷，嗓子就唱不出聲，她一直希望有一條狐狸皮的圍脖兒，張勇帶她來到當時王府井最著名的東華皮貨店。那天毛阿敏挑定了一條灰色的銀狐圍脖，3000多元。但她沒進門之前，一眼看上了櫥窗里的一件樣品，那是一件水獺皮長大衣，的確非常漂亮。
見毛阿敏羨慕的眼神里滿是渴望，張勇就讓店主把那件樣品拿出來給毛阿敏試試，真合適，看了價簽，將近2萬元。過了幾天當他們準備去天津演出時，張勇突然從車的後備箱裏拿出了那件獺皮大衣，毛阿敏驚訝地瞪大眼睛，尖叫着一把將大衣摟緊……
也就是在那一刻，從毛阿敏對昂貴的獺皮大衣貪戀的眼神里，張勇開始有種隱隱的不安。
有一天在飯桌上，毛阿敏突然說：「我知道你爸是……張公甫，解放前是上海的大資本家！對不對？」張勇大吃一驚：「你怎麼知道的？」「我爸當年是工宣隊隊長，有很多當年工宣隊的朋友幫我爸查的，說你們家落實政策時光退賠的錢就有XX萬！」
她為什麼要調查我的家？張勇心裏一個激靈。
跟毛阿敏戀愛後，1988年春，張勇就決定儘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她的心願：為她量身定做第一張專輯《瘋狂歌女》。經過張勇的精心打造，專輯在全國迅速發行，毛阿敏因而頻繁上鏡，收入也迅速提高。
一次，毛阿敏跟張勇說：「每次他們跟我說演出的事，價格方面我都很不好說，這樣會很容易影響我的形象。以後有這種事，你先幫我扛着，好吧？」
為了維護未婚妻的形象，張勇覺得責無旁貸。
跟毛阿敏同居不久，張勇驚訝地發現，毛阿敏居然不懂得樂理。那時張勇最在意的就是毛阿敏的音色問題。毛阿敏的聲音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有金屬聲。這種聲音是其他歌星所沒有的，然而這也是毛阿敏當初最不自信的。而張勇卻異常堅定地讓她就突出這個「金屬」聲。
毛阿敏當時還不理解，其實如果她放棄了這個特點，那麼就絕不會有今天的毛阿敏。
出名後的毛阿敏，一些「溫柔」背後的本性也開始暴露。一次在做完飯後，一臉倦容的毛阿敏終於說出了心裏話：「我其實最討厭做飯！要是讓我媽來，我就能好好練聲了。」這是個滑稽的條件，但對於珍惜她音樂天賦的張勇來說又不可拒絕。於是，毛阿敏的母親、父親相繼從上海來京，還帶着毛阿敏哥哥家5歲的孩子。
這時張勇的三姐已經調回北京，還沒有自己的房子，只有暫住張勇這兒。
一次三姐把張勇叫到廚房，問，你們吃西瓜了嗎？張勇說是。那你們吃炒西瓜皮了嗎？張勇說沒有。三姐指着碟子：「看，這是為我炒的你們吃過的西瓜皮。」
三姐突然流下淚來，卻勸張勇說：「小弟，千萬別為了我鬧不和，單位宿舍馬上建好，我快搬出去了，求你們給我一點時間。」
一次毛阿敏跟張勇說，她少了一支口紅，肯定是三姐拿去了。張勇壓着火兒問，什麼牌子的？「CD的，是我這裏最貴的。」「等她回來我問問。」「你問她她能承認嗎？心裏知道就是了。」
但幾天後的一個下午，張勇從外面剛錄音回來，毛阿敏的化妝盒打開着，張勇下意識地盯上了那支紫紅色的口紅，他追問：「這口紅不是在你這裏麼？」
毛阿敏一時支支吾吾，幾秒鐘之後突然提高嗓門：「我說的不是這個！我丟的是另一支！」
張勇不屑地去了另一個房間……
不堪冤屈，「黑心郎」沉默十載終於開口
1989年是毛阿敏的「巔峰」，每天邀請她「走穴」演出的電話不斷。誰料在赴哈爾濱的一次「走穴」演出後，國家稅務總局成立了「毛阿敏稅務專案組」，隨即，報紙上就登出了「毛阿敏五天六萬」的「走穴」新聞。
這條消息在社會上引發了很大的震動，一時間全國輿論譁然，毛阿敏偷稅醜聞成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很快，毛阿敏的原單位就派人來「接」她回南京了，並正式隔離。一次毛阿敏藉口買衛生巾溜出來，用街上電話對張勇說：「你把演出合同藏好……我現在總共報了演出收入27萬。」
張勇知道她隱瞞了10萬，就擔心地勸她說：「你膽子也太大了！沒錢了我也養得起你。何苦呢？」但毛阿敏說實在捨不得。
幾天後張勇帶着巨額現金飛到南京，向毛阿敏單位所在地南京市稅務局棲霞分局孝陵衛稅務所，申報了毛阿敏兩年多來「走穴」演出的收入稅款連同偷稅罰金，一共將近24萬元……
毛阿敏出來後，直埋怨張勇：「關鍵時刻你一點也幫不上忙！你要是上頭有人多好啊，我哪能有這麼一劫？！」張勇無言以對。
張勇父輩的親戚在澳洲的達爾文，他們很早就想幫張勇辦留學。張勇希望毛阿敏一起去。而毛阿敏卻說：「我英文一句不會說，實在沒信心。我覺得還是你先出去，打好前站，把一切安排好了再接我出國！」
當時毛阿敏剛調到總政，單位分給了毛阿敏一間12平方米的筒子樓宿舍，張勇給她置辦了一套淺色的家具，毛阿敏說：「反正你要出國了，把你公寓裏所有的電器都給我吧。」
1990年大年初二，大雪紛飛。張勇叫來朋友一起將心愛的家電給毛阿敏拉過去，要搬洗衣機時三姐叫住他說：「弟弟，別的我都不要，只是冬天我不能洗衣服，水太涼了，把洗衣機給我留下吧！」
望着姐姐懇求的目光，張勇心裏非常難受，他知道，毛阿敏如果能把她自己的錢拿出一小部分，就可以統統將家用電器置辦齊全，而他之所以答應了毛阿敏，只是要顯示一下他對她的愛情。但他的三姐，這樣一個普通工人，要置辦這樣齊全的高檔家電，可能要省吃儉用很久……最後，張勇留下了那台全自動洗衣機。
臨出國前，毛阿敏又托他辦件事，說：「這事只能你辦。」原來，毛阿敏托張勇把她在偷稅事件中隱瞞下來的10萬元錢以毛阿敏父母的名義存在一家銀行。辦妥後，毛阿敏誇張勇說：「你真夠義氣！」
聽到這陌生的話語，張勇總感覺有些不對勁兒。
1990年10月30日，張勇登上了北京飛往新加坡的航班。澳洲的達爾文靠近赤道，那會兒沒有直達的班機，必須在新加坡轉機。而毛阿敏已於一個星期前隨總政歌舞團抵達新加坡進行訪問演出。
當時張勇還以為可以在新加坡機場與毛阿敏告個別。然而在約定的時間內，直到再上飛機，張勇一直都沒能聯繫上毛阿敏。十年之後張勇回國，不止一個人告訴他，那會兒毛阿敏正在某著名歌星的引領下，去見某位新加坡富商了。
張勇一到澳洲就開始給毛阿敏打電話，可總是沒人接。一天，他再次給總政的總機打電話，終於聽到了毛阿敏的聲音。「阿毛，是我。」「哦……」毛阿敏敷衍了幾句，突然說：「我要排練了。」說完就掛斷了電話。
這是張勇最後一次與毛阿敏的通話。以後張勇多次給毛阿敏打電話，都是沒有人接。給她寫了幾封信，也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張勇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張勇哪裏知道，此時的毛阿敏早已經從中國銀行將張勇給她存入的10萬元錢取出。「取錢就在我出國後的第3天。」張勇說，「沒想到13年之後，我在這家銀行又找到了當年的那位工作人員何先生。現在，他隨時都準備為我出庭作證。
何先生在接受採訪時證實說：「那天早上上班沒多久，走進來一個戴着墨鏡的高個女人，急急地將兩張存單塞進窗口。我接過存單一看，兩張每張5萬，算算才存了20來天。按照規定，提前支取必須要有存款人的身份證和取款人的身份證。她遞過來三張身份證。其中的一張讓我大吃一驚：這不是毛阿敏嗎？看到我詫異地望着她，毛阿敏不停地小聲哀求着：『千萬不要跟別人說，我求你了！』當時我也只能按程序辦理，只是小心地把那三張身份證和存款單複印了……
而在悉尼的張勇當時還蒙在鼓裏。
1990年的一天，忽然有個小伙子找到張勇：「我剛從國內回來，王昆老師叫我給您帶個話。」說着，他遞給張勇一張名片。
張勇接過來一看，這是全國政協委員、東方歌舞團第一任團長、現顧問王昆老師的名片，背後寫着：「張勇，你為什麼默不作聲？要站出來說話，我不相信你能做出這種事！」
原來，張勇剛出國，國內某大報記者的文章就發表了有關他捲款而去的文章，就是這一篇文章，將張勇「定性」為變賣並席捲了毛阿敏30萬元家產逃往國外的「黑心郎」，國內輿論一時間對張勇罵聲一片。
「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第一感覺是她在國內遇到了極大的麻煩，處境非常不好，出於多年的感情，我覺得最好的選擇是先保持沉默。
後來，我看到毛阿敏接受《星島日報》採訪時曾說過我沒有棄情卷財，我就一直原諒到現在。但我發現她一回內地就板起面孔，很少說真話。」
當筆者問到為什麼毛阿敏要這樣做時，張勇頗有感觸地說：「因為當時若沒有一個替罪羊，任何場面觀眾都不會接受毛阿敏。」
作為一個在國內音樂界名重一時的成功男士，面對這漫天流言，張勇的痛苦可想而知。就在這由愛而生的恨里，張勇對女人、對愛情都在心底打了個問號。他努力隱忍着這一切，把精力用於交融音樂的研究，終於在1996年獲得了澳大利亞悉尼維多利亞皇家音樂學院爵士即興作曲碩士學位。
而這期間，他邂逅了移居澳洲多年的英國女子安妮，安妮的愛給了情感破碎的張勇以珍貴的撫慰。當張勇把心底的隱痛告訴安妮的時候，安妮摟住他寬容地說：「就算世界上只有一個人相信你，你也不要灰心，因為那個人是我。」
張勇突然伏到她懷裏，多少年的委屈隨着淚水滾滾而出……
結婚一年之後，他們有了可愛的女兒海藍，他們都非常珍惜這個孩子。如今女兒漸漸長大了，張勇意識到她需要另一種關愛，一種能讓她無時無刻都為自己慈祥的父親驕傲的關愛，他要讓女兒在澳洲華人面前因為有一個對音樂如此執著的父親而自豪得高高仰首，而不是因為「毛張事件」的陰影而羞愧……
2000年張勇學成回國，任日本羅蘭中國分公司副總經理兼技術總監，並致力於交融音樂的推廣。
[附錄]
張勇所撰寫《我理想擱淺的沙灘》節錄
好像從開始我就無法控制這個局面,就這麼稀里糊塗地過上了「幸福生活」,對我來說是一種「先結婚後戀愛」。
通話
時間：1987年深秋
地點：北京
北京的磁帶業正在興興隆隆，連中央電視台的轉播車都每天被包出去錄磁帶。我就是有一次在央視的轉播車裏錄音，遇到了貴州音像出版社的社長老鄒，老鄒說讓我幫他「組」一盤「拼盤」。
我當時是東方歌舞團的音樂編輯，大寶給我推薦了一個人。我記下了電話和陌生的名字毛阿敏：「南京軍區前線歌舞團的，谷建芬聲樂培訓班新人」。
第二天，我找出大寶留給我的電話號碼，撥通了。一個女聲傳出話筒：「我是毛阿敏，您哪位？」
我告訴她我是張勇。那邊「哦」了一聲，隨即就柔和了許多：「您好。」這對我印象很深，當時我就想這傢伙變得夠快的。
分離
時間：1989年12月10日
地點：與毛阿敏在家中
中午一點左右，毛阿敏親自從郵遞員手中接過了那薄薄的黃色信封，裏面有澳洲大使館簽發的簽證。我說：「批了。」毛阿敏兩行淚水奪眶而出，是一種我從沒見過的無聲的哭泣。
我相信那一刻的毛阿敏擠出的絕不是鱷魚眼淚，而是我們這幾年所珍愛，相互付出的一種感慨，一種真情流露……她的淚水像止不住似的。許久，我說:「我不去了。因為這麼痛苦值得麼？」「不行，你得走，好不容易的機會。」她囔着鼻子說。一會兒她突然靜靜地冒出一句說：「你要走就別回來。」
我又一次感到了她內心的矛盾，仿佛又覺得出在她的內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困惑，好像周圍不懷好意的人的獻計獻策讓她左右為難……
當時總政分給了她一間12平方米的筒子樓宿舍，房間號我還記得是409。後來陳大鵬說的就是這個房間裏有她30萬元的家產被我變賣了……
後來毛隨總政歌舞團抵達新加坡進行訪問演出。當時我還真的以為能像後來陳大鵬的文章中描述的那樣，可以在新加坡機場與毛告一個別。然而事實卻是，毛就像個影子似地從此消失在我的視線範圍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