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崔健與許巍、唐朝、二手玫瑰樂隊和老狼、水木年華樂隊一起參加一場名為「新影響之上海雙搖（謠）」的搖滾樂、民謠演唱會。「我們有了機會就要顯示自己的力量和存在。在北京都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對於上海能夠批准這場演唱會，連演唱會的策劃人黃燎原都覺得意外。
和青年時期相比，人到中年的崔健漸漸發胖，看上去變得隨和。他對認識和不認識的人也變得友善和客氣。只有當他開口說話的時候，你才知道，這個40歲的中年人依然保持了他的尖銳和敏感。
在崔健看來，與1990年代相比較，中國搖滾樂面對的困難更多了：社會和商業的雙重壓力、搖滾樂創作存在的問題、現場演出受到的限制、進入電視的障礙，還有體制的弊病、盜版、媚俗文化、行業內的毒品問題和江湖氣息……
城裏人不如農村人明白
記者：在新專輯《農村包圍城市》裏，你想表達什麼主題？
崔健：專輯的名字現在還沒有定下來，這首歌的名字比較適合新專輯的整體精神，所以先暫時這麼定了。主題也沒法說太多，特別專業的人能夠感覺到我要做什麼，但我很難準確表達，誰也不可能把音樂的東西用語言說清楚。我覺得這種解釋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音樂就是音樂。
記者：新專輯裏有《農村包圍城市》和《暫住證》等幾首歌，從這些歌名來看，你仍然保持了對現實發言的立場。
崔健：我一直在吶喊。在某種程度上，城裏人還不如農村人明白。實際上城裏人有很多毛病，歌詞裏說「見到領導就跟個孫兒似的」，見到農村人「就像個大幹部似的」，我想以這種角度表現一種黑色的東西。
記者：你承認在《無能的力量》上犯了錯誤，錯在哪呢？
崔健：由於我太較勁了，在製作上犯了一些錯誤。比如說配戲太板了，音效後期做得還不夠細緻。那時候我對電子音樂比較感興趣，比較追求原始的東西，所以錄音也是在家庭錄音室進行，叫外行人也能聽出家庭味。別人說我偏離了音樂主要的方向，其實我沒有妥協，很多人覺得《無能的力量》音響效果不盡如人意，但並不是作品的問題。我個人對這批作品挺滿意，在演唱會上特別願意演唱這些歌。
《農村包圍城市》這張專輯在音質上能彌補一下上個專輯的錯誤。這張專輯可能在某些人眼裏會有很大的不一樣，但是我覺得精神可以說是一樣的。
記者：有人說你是中國搖滾樂手中「最硬的一塊石頭」。
崔健：我的批判是因為我的恐懼。恐懼這種東西對於普通人來說是不舒服的，它在現實中大量存在，所以人們不願意面對它，往往會把它自我閹割掉。搖滾樂不願被閹割，搖滾樂在戰勝恐懼之後能產生出一種力量、一種智慧來。搖滾樂首先要面對的是針對自己的這種開放，你們有的恐懼我們沒有，這就是搖滾樂。
有的人願意永遠去抒情，有的人卻願意永遠尋找現實，表現力量。人的眼睛應該直視社會問題。現在有些人是閉着一隻眼睛，另外那隻什麼都不看。他們覺得生活挺好，夠了，挺幸福。我們做音樂的人正相反，我們要發現，要力量。這種壓抑和恐懼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我要把這種恐懼表現出來。
別拿吃癟多少當變化
記者：明年，你將和烏多合作演音樂劇，你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崔健：《大西洋故事》是一個很開放的音樂劇，我以嘉賓形式出現。烏多到中國來發展，對中國人來說比較陌生，他們願意找人引介，對他們來說好像我比較合適。他沒來過中國，也不說中文，對中國的理解停留在朋友的介紹上，我希望通過我的音樂能讓他了解中國。
記者：你的音樂能夠代表中國嗎？
崔健：一部分吧。我不可能完全代表中國。很多人會說中國藝術很豐富，歷史很悠久，文化很多元化。但如果你常去西方，就會發現西方對中國的概念並不是這樣：你們還有搖滾樂啊？你們還是一夫多妻吧？他們甚至不知道中國首都在哪兒。但他們來中國以後都會覺得很意外———中國已經這麼開放了？
作為中國的年輕人，能夠用國際的方法、用搖滾樂的方式介紹中國，我覺得是很榮幸的事。現在中國人的內心世界是什麼樣的，中國人到底怎麼想，中國人到底怎麼看自己的生活，怎麼樣面對西方的文化？我希望通過音樂儘可能多地介紹中國人的想法，表現中國年輕人的生活狀態。
記者：有人說：崔健的音樂在歌詞上面保持了一貫的力量，但越來越不重視旋律，沒有以前那樣琅琅上口了。甚至有人認為這是你的音樂現在不夠流行的原因，你怎麼看？
崔健：恰恰相反，節奏音樂有可能馬上就會在中國發展起來。旋律是一種情緒，它不如節奏那樣紮實，那樣接近現實，那麼有力量。我們前兩天在北京搞了一場演出，有旋律的音樂並沒有贏得掌聲，而節奏在現場有非常強烈的反應。我上次到上海旅遊節演出，在大街上，許多聽眾是過路的，所以我選擇的全都是老歌。結果有些聽眾很不滿，他們希望聽到我的新歌。有些人沒有聽過這些新歌，我想他們開始聽可能沒有什麼反應，聽到第三次第四次，他們會覺得節奏更有味道。
記者：從《紅旗下的蛋》、《無能的力量》到《農村包圍城市》，現在你的音樂似乎不像以前那樣得到聽眾的認同了，社會反響也不如「新長征」時代那樣熱烈，你覺得問題在哪裏？
崔健：我覺得沒有必要解釋，因為當時《紅旗下的蛋》剛出來的時候，有些我特別尊重的人卻聽不懂我的音樂，他們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詆毀，他們根本不希望看到一個人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把藝術家的作品當作是自己的消遣，為自己服務，他們並不尊重對方，而且還充滿了惡意，說話很難聽，還有一些人身攻擊的東西。所以這是中國搖滾樂面臨更多的一面。怎樣堅持自己，對我來說是更重要的，而不是去改變自己。而且我覺得創作和銷售上是兩回事，我創作上是沒有讓步的。
記者：這幾年你在現場演出，聽眾要求你唱老歌，你想給大家唱新歌。你怎麼看待這個矛盾？
崔健：人們喜歡老家具，老家具沒有污染。還有老家具本身有比較精華的東西。觀眾是沖我名來的，對我來說是親人的關係。所以我演奏的時候，都唱一些老歌。
有一個觀點我特別不同意，好像我寫完《一無所有》以後，後面的很多歌就不應該再多寫了，人生必須創造，社會必須給予創造本身更健康的動力，「一招鮮吃遍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應該不斷地向自我挑戰。
記者：大家注意到你穿上西服了，越來越能說，注意到你發胖了……似乎人們更懷念過去那個樸素穿舊軍裝的崔健，你怎麼看自己的這些變化？
崔健：不要老說這種變化，不要把一個人的癟，多吃一點，少吃一點，作為一種變化。我們每個人經歷十幾年的變化，肯定不一樣了。在那個時候，也有人這麼說，該換套衣服了吧，怎麼還穿軍服，怎麼還穿中山裝？一些歌迷希望我一輩子不改變，認為我代表一種樸素的理想，但那是他們的理解而已。我們每個人的出生地，受的文化教育的理解，都不一樣，我們的生存環境不一樣，怎麼可能要求我永遠不變化呢？
有些人根本不理解我的音樂表達的是什麼，對此，我無能為力，不知道怎麼辦。所以必須要用文字的東西去解釋。另外，現在唱片市場演出市場不如那個時候好。不說不行，必須得說。不管是發泄還是呼籲，都是真心話，為搖滾樂爭取更多的地位，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怎麼樣說我都可以。用俗話說，我的藝術觀就是活人不能讓尿憋死。
被轟炸的一代
記者：為什麼中國的年輕人不再接受搖滾樂呢？是不是時代變了？
崔健：如果他是不喜歡聽搖滾樂我能夠接受這個現實，但實際上很多人並不是不喜歡搖滾樂，而是因為目前的文化環境和音樂環境存在問題。
搖滾樂剛出來的時候正好是政治文化過渡到商業文化中間空白的那個階段，大家完全可以接受各種各樣的新東西，也都在積極地尋找新東西，所以搖滾樂一出來就被人接受了。但現在年輕人已經懶惰了，他們接受到的信息都是被選擇的，他們都是被轟炸的，睜眼一看就是廣告，打開收音機、電視機，全都是被人選擇過的。
人只有一對耳朵，你每天平均聽的時間也就有局限，你就這麼多時間聽音樂，你聽了這個音樂就不聽別的音樂，你以為這個是音樂，你聽完了以後就沒有興趣再聽別的了。
記者：在上個世紀末的時候，你批評搖滾樂的環境不理想，今天搖滾樂的環境是不是有了改善？
崔健：沒有。現在搖滾樂仍然在地下，現在我們急需解決的是要往上走，回到公平的位置上。我想可能在北京、上海表面看起來是這樣，但其他城市並不是這樣的。比如沒有搖滾樂活動場所，上海都很少有一個實打實的搖滾樂場所。如果有區別的話，當年有點像偷雞摸狗，現在是在光天化日下，但不能說是光榮，在大型商業性演出里還是有偷雞摸狗的感覺。
以前我做全國巡迴演出帶50多個人的演出團，還有音響燈光設備，現在帶五六個人，頂多十個人，差多少？像以前那樣單純做音樂的，現在是不會再有了。現在請樂手的人越來越多，他們的價格也在提高，那時候坐火車，現在坐飛機，開銷也不一樣了。加上搖滾樂沒有真正公平的商業機會和環境，搖滾樂已經沒有能力再僱用我們以前那樣的團隊了，這是一個很可憐的情況。
我希望電視向中國搖滾樂開放，演出審批向所有的藝術家開放，而且要保護創作人的權利。
記者：你剛才說了商業化的負作用，難道商業化沒有給你和搖滾樂帶來好處嗎？
崔健：我個人覺得良好的商業運作就像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樣，是完全有必要的。商業推廣是一種形式，把自己的音樂讓它傳達到更多的地方，讓更多的人接受。音樂市場就這麼大，我們不進去別人就會來佔領，我們應當進去，不管進入到什麼地方。擴大自己的影響沒有錯誤，抓住每一個機會。就像我的那首歌《投機分子》，原來的名字叫《搖滾游擊隊》，表現的是一種隨時隨地展示自己的精神。
我覺得我最想做的是表達我自己，我高高興興地唱歌、表演，觀眾也高高興興地聽我的音樂，我能夠公平地受到商業回報，這才是真正的商業，而不是包裝，不是炒作。
很多人會因此覺得做搖滾樂光榮，因為他們做了好的音樂，就應該有好車和好房對他們進行鼓勵，改變自己的生活，就像人們對待現在的文學藝術一樣。能夠比過去好，而且越來越好，而且會買到更好的房子買到更好的車。所以我的觀點是從負到零的時候是不擇手段，所以我們有真唱運動，有搖滾樂巡迴演出。現在搖滾樂的演出不是一個簡單的商業推廣，它是一個解決生活的問題。
記者：搖滾樂視覺化、偶像化越來越重了，也越來越好看了，為什麼創造力反而不如「中國火」時代了？是社會、環境、時代導致的變化，還是搖滾樂手們自身的問題？
崔健：視覺化的東西本身有很大的原因造成的，電視傳播的能量遠遠大過十年、二十年前，視覺包裝文化的發展，已經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電視傳播有另外的特點，能夠深入老百姓的家中，這是沒有辦法的。過去有廣播，廣播的影響在中國還沒有真正進入商業社會，每一件事都期待，廣播還沒有被商業取代，中國廣播電視媒體商業化是從電視開始的。所以我覺得應該在重視電視的時候，保護純粹的音樂環境。我希望有很多獨立的電台，MTV、ChannelV某種程度應該是音樂廣告的電視台，而不是真正音樂本身。真正的音樂不在MTV、不在ChannelV。在真正的演出現場裏，才能真正體會到音樂的力量和魅力。
記者：在這個時代，「獨立音樂」還有生命力嗎？或者說，還有生存的空間嗎？
崔健：趕緊加入真唱運動，我們一起努力，這樣的音樂就會有生存的空間。音樂的空間就那麼大，搖滾樂不爭取空間，別的音樂就會佔據所有的空間，你就沒空間了。就像演出，演出市場就那麼大，你不佔領人家占，人家佔了人家有機會。
在目前的情況下，媒體能夠拒絕拿紅包，拒絕有償新聞，拒絕發表沒有真正藝術原則的文章，拒絕那些不是出於藝術初衷寫的文章。媒體應該保證真實新聞，應該為讀者負責。我以後要形成一種習慣，不拿紅包的記者站前面，拿了紅包的記者站後面，我應該先接受不拿紅包的記者採訪。
記者：你現在達到了你想要的境界了嗎？
崔健：我覺得《一無所有》從一開始，絕對不是從零開始，橫空出世，砸了一個坑，落地了。我覺得現在我是從空中返回到地上，必須面對現實生活。每一個人面對生活的問題、生存問題都不同，他解決生存的方式很有意義。中國人的現實生活，是我現在的音樂經常關注的一個焦點。
南方周末 2003-10-23
和青年時期相比，人到中年的崔健漸漸發胖，看上去變得隨和。他對認識和不認識的人也變得友善和客氣。只有當他開口說話的時候，你才知道，這個40歲的中年人依然保持了他的尖銳和敏感。
在崔健看來，與1990年代相比較，中國搖滾樂面對的困難更多了：社會和商業的雙重壓力、搖滾樂創作存在的問題、現場演出受到的限制、進入電視的障礙，還有體制的弊病、盜版、媚俗文化、行業內的毒品問題和江湖氣息……
城裏人不如農村人明白
記者：在新專輯《農村包圍城市》裏，你想表達什麼主題？
崔健：專輯的名字現在還沒有定下來，這首歌的名字比較適合新專輯的整體精神，所以先暫時這麼定了。主題也沒法說太多，特別專業的人能夠感覺到我要做什麼，但我很難準確表達，誰也不可能把音樂的東西用語言說清楚。我覺得這種解釋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音樂就是音樂。
記者：新專輯裏有《農村包圍城市》和《暫住證》等幾首歌，從這些歌名來看，你仍然保持了對現實發言的立場。
崔健：我一直在吶喊。在某種程度上，城裏人還不如農村人明白。實際上城裏人有很多毛病，歌詞裏說「見到領導就跟個孫兒似的」，見到農村人「就像個大幹部似的」，我想以這種角度表現一種黑色的東西。
記者：你承認在《無能的力量》上犯了錯誤，錯在哪呢？
崔健：由於我太較勁了，在製作上犯了一些錯誤。比如說配戲太板了，音效後期做得還不夠細緻。那時候我對電子音樂比較感興趣，比較追求原始的東西，所以錄音也是在家庭錄音室進行，叫外行人也能聽出家庭味。別人說我偏離了音樂主要的方向，其實我沒有妥協，很多人覺得《無能的力量》音響效果不盡如人意，但並不是作品的問題。我個人對這批作品挺滿意，在演唱會上特別願意演唱這些歌。
《農村包圍城市》這張專輯在音質上能彌補一下上個專輯的錯誤。這張專輯可能在某些人眼裏會有很大的不一樣，但是我覺得精神可以說是一樣的。
記者：有人說你是中國搖滾樂手中「最硬的一塊石頭」。
崔健：我的批判是因為我的恐懼。恐懼這種東西對於普通人來說是不舒服的，它在現實中大量存在，所以人們不願意面對它，往往會把它自我閹割掉。搖滾樂不願被閹割，搖滾樂在戰勝恐懼之後能產生出一種力量、一種智慧來。搖滾樂首先要面對的是針對自己的這種開放，你們有的恐懼我們沒有，這就是搖滾樂。
有的人願意永遠去抒情，有的人卻願意永遠尋找現實，表現力量。人的眼睛應該直視社會問題。現在有些人是閉着一隻眼睛，另外那隻什麼都不看。他們覺得生活挺好，夠了，挺幸福。我們做音樂的人正相反，我們要發現，要力量。這種壓抑和恐懼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我要把這種恐懼表現出來。
別拿吃癟多少當變化
記者：明年，你將和烏多合作演音樂劇，你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崔健：《大西洋故事》是一個很開放的音樂劇，我以嘉賓形式出現。烏多到中國來發展，對中國人來說比較陌生，他們願意找人引介，對他們來說好像我比較合適。他沒來過中國，也不說中文，對中國的理解停留在朋友的介紹上，我希望通過我的音樂能讓他了解中國。
記者：你的音樂能夠代表中國嗎？
崔健：一部分吧。我不可能完全代表中國。很多人會說中國藝術很豐富，歷史很悠久，文化很多元化。但如果你常去西方，就會發現西方對中國的概念並不是這樣：你們還有搖滾樂啊？你們還是一夫多妻吧？他們甚至不知道中國首都在哪兒。但他們來中國以後都會覺得很意外———中國已經這麼開放了？
作為中國的年輕人，能夠用國際的方法、用搖滾樂的方式介紹中國，我覺得是很榮幸的事。現在中國人的內心世界是什麼樣的，中國人到底怎麼想，中國人到底怎麼看自己的生活，怎麼樣面對西方的文化？我希望通過音樂儘可能多地介紹中國人的想法，表現中國年輕人的生活狀態。
記者：有人說：崔健的音樂在歌詞上面保持了一貫的力量，但越來越不重視旋律，沒有以前那樣琅琅上口了。甚至有人認為這是你的音樂現在不夠流行的原因，你怎麼看？
崔健：恰恰相反，節奏音樂有可能馬上就會在中國發展起來。旋律是一種情緒，它不如節奏那樣紮實，那樣接近現實，那麼有力量。我們前兩天在北京搞了一場演出，有旋律的音樂並沒有贏得掌聲，而節奏在現場有非常強烈的反應。我上次到上海旅遊節演出，在大街上，許多聽眾是過路的，所以我選擇的全都是老歌。結果有些聽眾很不滿，他們希望聽到我的新歌。有些人沒有聽過這些新歌，我想他們開始聽可能沒有什麼反應，聽到第三次第四次，他們會覺得節奏更有味道。
記者：從《紅旗下的蛋》、《無能的力量》到《農村包圍城市》，現在你的音樂似乎不像以前那樣得到聽眾的認同了，社會反響也不如「新長征」時代那樣熱烈，你覺得問題在哪裏？
崔健：我覺得沒有必要解釋，因為當時《紅旗下的蛋》剛出來的時候，有些我特別尊重的人卻聽不懂我的音樂，他們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詆毀，他們根本不希望看到一個人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把藝術家的作品當作是自己的消遣，為自己服務，他們並不尊重對方，而且還充滿了惡意，說話很難聽，還有一些人身攻擊的東西。所以這是中國搖滾樂面臨更多的一面。怎樣堅持自己，對我來說是更重要的，而不是去改變自己。而且我覺得創作和銷售上是兩回事，我創作上是沒有讓步的。
記者：這幾年你在現場演出，聽眾要求你唱老歌，你想給大家唱新歌。你怎麼看待這個矛盾？
崔健：人們喜歡老家具，老家具沒有污染。還有老家具本身有比較精華的東西。觀眾是沖我名來的，對我來說是親人的關係。所以我演奏的時候，都唱一些老歌。
有一個觀點我特別不同意，好像我寫完《一無所有》以後，後面的很多歌就不應該再多寫了，人生必須創造，社會必須給予創造本身更健康的動力，「一招鮮吃遍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應該不斷地向自我挑戰。
記者：大家注意到你穿上西服了，越來越能說，注意到你發胖了……似乎人們更懷念過去那個樸素穿舊軍裝的崔健，你怎麼看自己的這些變化？
崔健：不要老說這種變化，不要把一個人的癟，多吃一點，少吃一點，作為一種變化。我們每個人經歷十幾年的變化，肯定不一樣了。在那個時候，也有人這麼說，該換套衣服了吧，怎麼還穿軍服，怎麼還穿中山裝？一些歌迷希望我一輩子不改變，認為我代表一種樸素的理想，但那是他們的理解而已。我們每個人的出生地，受的文化教育的理解，都不一樣，我們的生存環境不一樣，怎麼可能要求我永遠不變化呢？
有些人根本不理解我的音樂表達的是什麼，對此，我無能為力，不知道怎麼辦。所以必須要用文字的東西去解釋。另外，現在唱片市場演出市場不如那個時候好。不說不行，必須得說。不管是發泄還是呼籲，都是真心話，為搖滾樂爭取更多的地位，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怎麼樣說我都可以。用俗話說，我的藝術觀就是活人不能讓尿憋死。
被轟炸的一代
記者：為什麼中國的年輕人不再接受搖滾樂呢？是不是時代變了？
崔健：如果他是不喜歡聽搖滾樂我能夠接受這個現實，但實際上很多人並不是不喜歡搖滾樂，而是因為目前的文化環境和音樂環境存在問題。
搖滾樂剛出來的時候正好是政治文化過渡到商業文化中間空白的那個階段，大家完全可以接受各種各樣的新東西，也都在積極地尋找新東西，所以搖滾樂一出來就被人接受了。但現在年輕人已經懶惰了，他們接受到的信息都是被選擇的，他們都是被轟炸的，睜眼一看就是廣告，打開收音機、電視機，全都是被人選擇過的。
人只有一對耳朵，你每天平均聽的時間也就有局限，你就這麼多時間聽音樂，你聽了這個音樂就不聽別的音樂，你以為這個是音樂，你聽完了以後就沒有興趣再聽別的了。
記者：在上個世紀末的時候，你批評搖滾樂的環境不理想，今天搖滾樂的環境是不是有了改善？
崔健：沒有。現在搖滾樂仍然在地下，現在我們急需解決的是要往上走，回到公平的位置上。我想可能在北京、上海表面看起來是這樣，但其他城市並不是這樣的。比如沒有搖滾樂活動場所，上海都很少有一個實打實的搖滾樂場所。如果有區別的話，當年有點像偷雞摸狗，現在是在光天化日下，但不能說是光榮，在大型商業性演出里還是有偷雞摸狗的感覺。
以前我做全國巡迴演出帶50多個人的演出團，還有音響燈光設備，現在帶五六個人，頂多十個人，差多少？像以前那樣單純做音樂的，現在是不會再有了。現在請樂手的人越來越多，他們的價格也在提高，那時候坐火車，現在坐飛機，開銷也不一樣了。加上搖滾樂沒有真正公平的商業機會和環境，搖滾樂已經沒有能力再僱用我們以前那樣的團隊了，這是一個很可憐的情況。
我希望電視向中國搖滾樂開放，演出審批向所有的藝術家開放，而且要保護創作人的權利。
記者：你剛才說了商業化的負作用，難道商業化沒有給你和搖滾樂帶來好處嗎？
崔健：我個人覺得良好的商業運作就像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樣，是完全有必要的。商業推廣是一種形式，把自己的音樂讓它傳達到更多的地方，讓更多的人接受。音樂市場就這麼大，我們不進去別人就會來佔領，我們應當進去，不管進入到什麼地方。擴大自己的影響沒有錯誤，抓住每一個機會。就像我的那首歌《投機分子》，原來的名字叫《搖滾游擊隊》，表現的是一種隨時隨地展示自己的精神。
我覺得我最想做的是表達我自己，我高高興興地唱歌、表演，觀眾也高高興興地聽我的音樂，我能夠公平地受到商業回報，這才是真正的商業，而不是包裝，不是炒作。
很多人會因此覺得做搖滾樂光榮，因為他們做了好的音樂，就應該有好車和好房對他們進行鼓勵，改變自己的生活，就像人們對待現在的文學藝術一樣。能夠比過去好，而且越來越好，而且會買到更好的房子買到更好的車。所以我的觀點是從負到零的時候是不擇手段，所以我們有真唱運動，有搖滾樂巡迴演出。現在搖滾樂的演出不是一個簡單的商業推廣，它是一個解決生活的問題。
記者：搖滾樂視覺化、偶像化越來越重了，也越來越好看了，為什麼創造力反而不如「中國火」時代了？是社會、環境、時代導致的變化，還是搖滾樂手們自身的問題？
崔健：視覺化的東西本身有很大的原因造成的，電視傳播的能量遠遠大過十年、二十年前，視覺包裝文化的發展，已經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電視傳播有另外的特點，能夠深入老百姓的家中，這是沒有辦法的。過去有廣播，廣播的影響在中國還沒有真正進入商業社會，每一件事都期待，廣播還沒有被商業取代，中國廣播電視媒體商業化是從電視開始的。所以我覺得應該在重視電視的時候，保護純粹的音樂環境。我希望有很多獨立的電台，MTV、ChannelV某種程度應該是音樂廣告的電視台，而不是真正音樂本身。真正的音樂不在MTV、不在ChannelV。在真正的演出現場裏，才能真正體會到音樂的力量和魅力。
記者：在這個時代，「獨立音樂」還有生命力嗎？或者說，還有生存的空間嗎？
崔健：趕緊加入真唱運動，我們一起努力，這樣的音樂就會有生存的空間。音樂的空間就那麼大，搖滾樂不爭取空間，別的音樂就會佔據所有的空間，你就沒空間了。就像演出，演出市場就那麼大，你不佔領人家占，人家佔了人家有機會。
在目前的情況下，媒體能夠拒絕拿紅包，拒絕有償新聞，拒絕發表沒有真正藝術原則的文章，拒絕那些不是出於藝術初衷寫的文章。媒體應該保證真實新聞，應該為讀者負責。我以後要形成一種習慣，不拿紅包的記者站前面，拿了紅包的記者站後面，我應該先接受不拿紅包的記者採訪。
記者：你現在達到了你想要的境界了嗎？
崔健：我覺得《一無所有》從一開始，絕對不是從零開始，橫空出世，砸了一個坑，落地了。我覺得現在我是從空中返回到地上，必須面對現實生活。每一個人面對生活的問題、生存問題都不同，他解決生存的方式很有意義。中國人的現實生活，是我現在的音樂經常關注的一個焦點。
南方周末 2003-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