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先生：
那次很簡慢你，對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們都看到了，深致謝意！
寄上談話一份，祭黃陵文一紙，藉供參考，可能時祁為發佈！甚盼時賜教言，匡我不逮。
敬頌撰祺！
弟 毛澤東
三月廿九日廿四時」
這是毛1937年寫的一封親筆信。收信人是范長江（1909-1972），時任《大公報》上海版通信課主任。
信中提到的文章，指《動盪中之西北大局》。有關此文發表的情況如下：
「2月15日上午，從西安回來不久的蔣介石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西安事變』後的局勢。下午，他每日必看的《大公報》送到，顯著位置登有一篇《動盪中之西北大局》，這篇文章是剛剛從延安趕回的范長江寫的。
文章中寫道：「……『雙十二』事件之發生，實以東北軍為主體，陝軍為附庸，共產軍以事後參加之地位，而轉而成為領導的形式……照中國實際政治情形需要，國家的政治機構應當走到『統一的民族陣線』，即是同一國力，集中力量，以求對外圖存……三中全會現已開幕，對於當前的政治大問題，當然要有一番縝密的商討。不但水深火熱的西北軍民切盼着這次會議給他們好消息，全國民眾也以異常關切的心情期待着。『
文章中所寫的『西安事變』真相和團結抗日的主張與蔣介石上午所作的報告截然相反。蔣介石勃然大怒，召來正在南京開會的張季鸞，對其大發雷霆。而毛澤東則相當高興，他給范長江寫了一封感謝信，……「」「（《大公報名記者叢書〈塞上行〉》，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7-18頁）
毛信中開頭說的「那次很簡慢你，對不住得很！」，指的是此前的2月9日范長江對延安作的閃電式的訪問。作為首個深入陝北根據地進行採訪活動的國統區記者，他所受到的接待一點也不「簡慢」，而是極高規格。
那次是博古`羅瑞卿陪同他從西安出發的，延安還貼出了「歡迎長江先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標語口號。他見到了朱德`劉伯承`張聞天`林彪`張國燾`廖承志`林伯渠和丁玲等傳奇人物，當晚到了毛的窯洞，兩人徹夜長談。
「這番談話，讓范長江覺得『茅塞頓開，解決了多年來沒有解決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矛盾問題』。他向毛澤東提出要留在陝北，一面繼續學習，一面收集材料寫書宣傳中共的政策主張。毛澤東則勸他回到《大公報》去，利用《大公報》在輿論上的重要地位，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同上，17頁）
他聽從了毛的意見，當即趕回上海，寫了上述文章見報。
在赴延安之前，他已實地報道了「西安事變」的來龍去脈，由《大公報》以頭條在要聞版上加框發表。而該報導完全是「先斬後奏」的行動，因他本在綏遠前線採訪，獲悉「西安事變」後，並未向老闆胡政之報告，即只身前往西安。
不料2月2日當他經寧夏到蘭州，再翻越三百里雪山，好不容易抵達西安城下，卻吃了閉門羹。事緣當天東北軍少壯派營長孫銘九等，槍殺了主張撤兵的主和派將領王以哲軍長，城內局勢緊張。次日事件平息，他才得以進城，接觸各方面人士，並在楊虎城公館首次見到周恩來，談話結束時他要求赴延安採訪，迅速獲准。從而使其人生軌跡出現根本性的轉折。
不過，儘管此後他政治上明顯左傾，《大公報》胡政之`張季鸞依然對之寄予厚望，着力培養其成為接班人。他們讓他寫社評，這是表明該報立場的言論。
其時抗戰已經爆發，范長江首次執筆，寫了《抗戰中的黨派問題》，反對一個黨`一個領袖的主張。這和張季鸞主張的「國家中心主義」，「即全國都應該團結在以蔣介石為中心的國民黨周圍，盡力抗敵」相異。文章被張否決了，後由鄒韜奮辦的《抗戰三日刊》發表。
由於與報社領導人政見分歧，范長江未幾自行出走，離開了《大公報》。時在1938年10月1日。
不過，他對胡政之的知遇之恩一直心存感激，曾回憶道：「從1935年到1938年，除《動盪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寫得隱晦一些，並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是我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我怎麼寫，《大公報》就照我寫的原文發表，從來沒有刪改過。蔣介石在南京發怒一事，胡政之告訴我後，也沒有批評我。上述這些事實，使我非常相信《大公報》是有『民間報紙』`『獨立言論』的作風。」「（同上，23-24頁）
其實《動盪中之西北大局》的中性標題，就是胡敲定的。該文是范自延安歸來當日，在胡的辦公室寫就。范每寫一段，胡即看一段，一些關鍵的提法和用詞，胡皆幫助斟酌。完稿後胡又決定「抗檢」，並無送交當局上海新聞檢查所通過。胡還囑咐該報天津版同時發表。可見胡早已準備為堅持其辦報理念承擔責任。
因此，雖然范長江並沒有成為《大公報》的接班人，但正如論者指出的那樣：「他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名傑出的記者，雖與其自身的努力和時代大背景分不開，而《大公報》的培養和重用同樣功不可沒。」（同上，23頁）
就本身的生活經歷和文化素質而言，范長江在當代中國記者中堪稱罕有其匹。
早在1927年他就以賀龍領導的國民革命軍二十軍教導團學生兵的身份，參加過南昌起義並隨軍南移，後跟隨方鼎英部隊北上，擔任看護兵。一年間行跡遍及大半個中國。
此後他先後考入中法大學重慶分校和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就讀，1932年他放棄了後者即將到手的誘人文憑，轉赴北平入讀北大哲學系。其間多次組織抗日救亡運動，並自1933年起為北平至天津多家報紙撰寫教育通訊，後因受胡政之賞識，專為天津《大公報》撰稿。
1935年7月，他在胡支持下赴川北`甘南考察採訪，為期十個月，其旅行通訊後結集名為《中國的西北角》，幾個月內連續再版7次，廣受讀者歡迎。中共長征情況即於其內首次獲得公開報導。
1939年5月，范長江在重慶加入中共，介紹人是周恩來。同年10月離開《大公報》後，他先後創辦了國際新聞社和《華商報》。至香港淪陷，他到了蘇北解放區。國共內戰時期，他先任南京中共代表團發言人，後任延安新華總社副總編，追隨毛轉戰陝北。
以其資歷和專長，中共建政後他應留在新聞工作崗位。然而，他雖曾出任新聞總署副署長（署長是胡喬木），《人民日報》社社長，卻到底適應不了中央機關報的領導角色。1952年即調到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後任國家科委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范長江因其以往作品中的「問題」，被誣為「三十年代反共老手」，長期關押，受盡折磨。連夫人沈譜（沈鈞儒女兒）也被關在地下室達數月之久。（同上，29頁）
其後，他主動交出一份1941年寫的長篇手稿，題為《祖國十年》。其內容時間跨度為1931至1941年，旨在「批判國民黨，打擊日本帝國主義」。曾在香港《華商報》連載，但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未能發完。由於文中對蔣當時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表示鼓勵，結果釀成大禍，被視為范「四十年代腳踏兩條船」的鐵證。於是，其「坦白」行動非但未獲「從寬」處理，反而是「從嚴」了。（同上，30頁）
「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確山的一處井裏發現了范長江的遺體，他的死因至今還是一個謎。誰能想到，在國民黨軍隊中死裏逃生，在抗日烽火中出生入死的范長江竟死於他熱愛的新中國！」（同上）
對於他的死於非命，周恩來肯定感到痛惜。他和楊剛都是《大公報》名記者，都深受周的器重。然而如同57年反右時無法保護楊剛一樣，文革期間周也不可能對他施以援手。儘管他身為已故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民盟主席兼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沈鈞儒的乘龍快婿，也同樣得不到半點好處。
說起來，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大公報》名記者這個身分曾使他成為毛的上賓，毛甚至在寫給他的親筆信中以「弟」署名。這雖是毛之謙稱，亦足以使受信者引以為榮。
可是，同樣是這個身份，令他受到《人民日報》造反派的殘酷批鬥。
對此，女記者金鳳回憶道：
「造反派多是些大學畢業剛分配到《人民日報》工作不久的年輕人和一些工廠工人。老實說，他們對長江同志的經歷`為人一無所知，對長江同志在《人民日報》的工作也一無所知，只憑他曾是『資產階級報紙』《大公報》名記者，就對他窮追猛打，胡批亂鬥。長江同志那時已五十多歲，有些發福。他站在那裏，臉色蒼白，任憑造反派怎樣怒吼，他就是一言不發。」（同上，29頁）
對於他的栽贓誣陷，包括指控其在《中國的西北角》一書中，「關於紅軍的部份不確`不恭」，他曾「上書據理抗爭過」。（同上）
但這些造反派事前似乎功課做得不足，沒有像另外一些人批鬥同屬《大公報》名記者的子岡時那樣，抓住其描寫毛的片言隻語做文章。須知當時凡屬對毛「不敬」的文字，都會被上綱上線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從而定為死罪。
不妨看看范長江當年筆下的毛：
「許多人想像他不知是如何的怪傑，誰知他是書生一表，儒雅溫和，走路像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又類村中學究，面目上沒有特別『毛』的地方，只是頭髮稍微長了一點。」（同上，16-17頁）
這跟子岡1945年寫的《毛澤東先生到重慶》裏，將毛說成「仿佛來自鄉野的書生」，可謂異曲同工！子岡57年因此被揭發，稱之為對毛的「惡毒誣衊」。
范長江倒是僥倖未因上述文字遭災。
今天重讀這兩位名記者的舊作，不禁感到他們只描繪了短暫晤面所見的表象，而似乎忽略了毛的梟雄本質及多重性格。毛固有儒雅溫和的一面，也不乏幽默的談吐。但其剛愎自用，陰險暴戾亦無以復加。
魯迅嘗謂寫「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和「刑天午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是同一詩人陶淵明。以「弟」自稱，請「長江先生」「時賜教言，匡我不逮」者，和宣稱「書越讀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的，也是同一人。
就範長江的黨齡而言，在中共顯然不入特別資深之列。但能在延安窯洞中與毛作徹夜談者，似未聞有第二個。然最終落得如此下場，真是：「慨當初，依飛何重，後來何酷。」
嗚呼！
（0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