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
這是76年10月郭沫若填的『水調歌頭』前半闕，曾在大陸傳誦一時。尤其經過著名豫劇演員常香玉的演唱，跡近家喻戶曉。被中共封為『文化旗手』的郭氏，無疑確屬才子。
然而，這位49年以後直至78年的大陸文聯主席，其人格品德遭人詬病之處，真是不可勝數。57反右期間的表現，尤令人齒冷。
當時郭氏身兼多項要職，包括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等。但他又是所謂無黨派民主人士。於是不少有分量的批判發言，都出自其口中或筆下。
5月27日，即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前10天，《光明日報》記者問他『言者有罪還是無罪』時，他就答稱：『無罪者的言者無罪，有罪者的言者還是有罪的。』雖然我們不能斷定，其時郭是否已獲悉《事情正在起變化》（黃秋耘是5月18日晚在邵荃麟處得知，周揚來電告曰風向『轉了』，即整風『轉』為反右；郭同時亦獲周打招呼大有可能）。不管怎樣，郭以科學院院長`文學大師之尊如此回答，無異於公然替當局違背『言者無罪』的承諾找藉口，也可視為給毛『引蛇出洞』的『陽謀』預作辯護。
一個多月後的七月一日，毛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題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其中對因言獲罪的右派作這樣的分析：『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也就是說，言與行之間的區別也不承認了。這種強詞奪理，和郭的上述答記者問，堪稱前後呼應，如出一轍。
而郭本人在反右正式拉開戰幕後，非但主持多次高規格的重大批判會，更以鬥士的身份直接上陣。例如對馮雪峰的清算，他就當仁不讓地親自出馬，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上，抓住馮的歷史舊賬做文章說：『二十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藝戰線，鬧出兩個文藝口號之爭，完全是馮雪峰的作怪，今天被揭發了，而他卻把責任全推在魯迅身上去了。』（《人民日報》，57年9月28日）
馮是1927年加入中共的，曾任左聯的黨團書記，與魯迅關係密切。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周揚則提出『國防文學』口號，兩者發生爭論，而馮周早有過節。因毛已封魯迅為文化新軍的旗手，周揚『不好說他什麼』。若將馮打成右派，便可『由他來承擔蒙蔽魯迅的責任，三十年代左翼文學史就容易寫了。』（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明報出版社，2004年，478頁）郭很清楚個中原委，又知道毛對馮『已經很不滿意了』，所以極力偏幫周揚，打擊資格更老並且參加過長征的馮雪峰。
在反右高潮中舉行的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郭作了大會發言，題為《駁斥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這是針對民盟中央五月份的一份文件而發的，該文件名為《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意見》由曾昭掄`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和錢偉長五位科學家負責的一個工作組草擬，向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提交，一共提了五個問題。而郭竟稱之為一個『科學綱領』，可謂小題大做。
對於第一條意見，即『保護科學家』問題，郭駁斥曰：這顯然是企圖造成一種印象：我國科學家受到威脅，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護』。事實上有人說過這樣的話：『解放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遭了浩劫。』他們這樣不顧事實危言聳聽的目的，不外是想離間科學家同黨和政府的關係，引誘他們走上錯誤的道路。
郭這番話確有分量。只是他所引的那句知識分子遭浩劫的話，並無出現於《意見》中，乃郭移花接木『以坐實「危言聳聽」這個斷語』。『而且，原文說「保護」，並不是指受到威脅或者迫害的意思。』『只不過是一種特別強調的修辭手法，意思不過是格外強調保證科學家工作條件的意思。』（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520頁）何況，這層意思其實『是周恩來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已經提出了的』。（《周恩來選集》下卷，171頁）周說就行，民盟跟着提出就不行。這是什麼邏輯？
第二條意見提出，『不要主觀地先行規定誰是領導`誰是「火車頭」』，『科學研究工作除少數必須集中外，應儘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學家在那裏，研究工作就放在那裏。』郭稱這就是『反對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展科學工作，反對科學工作的統一領導，其結果就是要使我國不能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來發展科學事業，就是要使我國科學工作長期停留在落後的狀態』。堂堂科學院院長如此立論，『這前提和結論之間有着怎樣的邏輯關係，郭沫若沒有說。』（同上，520-521頁）
第三條主張『業務與政治並重。人民內部在培養機會上應一視同仁，對於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都應當平等地看待。』郭認為這是『企圖以資產階級虛偽的「平等」觀，在青年中進行挑撥和煽動，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對黨和政府不滿』。他用下面這段話闡述『無產階級真實的不平等觀』：『如果要「一視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說工農學生吧。大家知道舊中國在反動統治之下，工農子女被剝奪了受教育，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現在，反動統治已經推翻了，對於這個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狀況，難道我們不應該盡最大力量來加以改變嗎？』（同上，521頁）
四是關於社會科學的問題。『意見書認為，對待舊社會科學應當是改造而不是取消』。郭反駁稱，『那種「恢復」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主張，實際上是開倒車，反對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社會科學。如果按着這個主張去做，其結果是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而使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重新泛濫。』
五是指出『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當成客觀規律』。郭在此次大會發言中未予批判，因為『一時還沒有想好怎樣立論』。（同上，522頁）
兩個多月後的9月18日，他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座談會上這樣批判說：『暫且不說黨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體現着客觀規律的，也暫且不說許許多多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是把宣傳解釋黨和政府的政策，作為自己光榮的職責的，現在我們只問問右派先生們，黨和政府究竟在什麼時候禁止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對客觀經濟規律進行研究呢？』（《人民日報》，57年9月19日）
意見書上有的，郭要批判；意見書沒有的，也要批判。郭在人代會的發言稱：『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工作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意見書中對於這點一字不提。』據此，這『意見書是一個徹頭徹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工作綱領』。郭的話意味着，『沒有提到什麼就是反對什麼！』（同上，522-523頁）
郭總結稱：『這不是一個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鈞等右派分子企圖奪取國家領導權，首先是文教工作領導權的陰謀的一部分。』（《人民日報》，57年7月6日）
非但如此，在7月14日中科院召集的座談會上，郭以主持人的身份，質問曾昭掄`錢偉長說，『你們身為科學院學部委員，唯恐中國科學院工作不陷於無政府狀態，是何居心？』（《人民日報》，57年7月15日）曾`錢二人慾辯無從，後來都被劃右派，是著名的自然科學家中罕有的罹禍者。
相比之下，郭對社會科學方面的異見者兇狠十倍，因為中共有意識地保護一些自然科學家，周`鄧都為此特別發出指示。而『社會科學界可沒有這樣幸運了。』（《反右派鬥爭始末》，530-531頁）
他在中科院召開的座談會上說：『中國共產黨和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現代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哲學和反動的「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歷史學等等，不論過去和現在，都只能採取原則否定的態度。但是資產階級右派居然公開要求我們改變這種態度，並且用一切卑鄙的手段，來辱罵`誣衊和醜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企圖打倒馬克思列寧主義這面戰鬥的旗幟，以便為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復辟，為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復辟，鋪平道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難道能夠作絲毫的讓步嗎？』（《人民日報》，57年9月19日）
他還批判了北大教授陳振漢，說陳『秉承章羅聯盟的意旨，首先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工作大肆攻擊』，把這位經濟學家在五`六月間和另外五名學者教授，集會座談後寫成的《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說成是旨在奪權的大毒草。儘管該文沒有最後定稿，從未發表過。而且第二稿還『表明了擁護六條標準`肯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態度，還是過不了關。』（《反右派鬥爭始末》，538頁）
9月16日，郭在文物界反右派的會上，對著名學者葉公綽`宋文彬以及湖南的陳裕新也都進行了批判，說什麼『革命的破壞是在所難免的』，『我看有很多城牆是可以不必保存的』，為中共肆意破壞文化遺產的行徑辯護。另一方面則把提出善意批評者推入泥潭。（《人民日報》，57年9月30日）
今天看來，郭的批判發言完全經不起推敲。但當時被批判者根本沒有自辯的機會。他當年是大獲全勝了，其實在歷史上留下污點與笑柄。
有論者指出，郭打壓異見者，吹捧當權者，尤其對斯大林`毛以及江青的阿諛奉承，簡直匪夷所思。諸如：偉大的斯大林/親愛的鋼/永恆的太陽（『斯大林』俄語意為『鋼』---張注）；機艙內外有兩個太陽（為毛攝於飛機上的照片題詩）；江青同志，我們向您致敬（在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當面向江朗誦）。如此等等，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其目的為求自保，卻未能完全如願。批林批孔中江青在萬人大會上當面羞辱他。他要一再向毛寫詩認錯懺悔。更可悲的是，他的兩個兒子先後在67年和68年，因不堪虐待而自殺身亡。其第三任妻子於立群亦於他死後的1979年自縊去世。他和他的至親落得此種下場，莫非報應？
（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