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北京當局為何不承認六四是國家罪錯？

    18年前的六四是刻在有良知的中國人心頭永遠的痛。我曾無數次想過：在什麼情況下，中共當局才肯承認六四屠城是國家之罪？

    人們對「六四」屠城前的鄧小平名言「殺他20萬，換來20年穩定」這句話已經銘刻在心，但這句話後面的潛台詞大家沒有想過，那就是這穩定只是中共統治的穩定，人民的生命都已經成為為穩定支付的代價，遑論其它。如果說，此前，黨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一直被中共的宣傳捆綁在一起，給世人的錯覺是二者本就是不可分開的利益共同體，那麼鄧小平的這句話其實宣告了人民的利益與黨的利益其實本來就並非一體，必要時，人民的利益與生命應該為黨的統治的穩定付出犧牲。

    應該說，鄧小平此舉確延續了中共的壽命。此後，中國開始了世界矚目的「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的新長征，以瘋狂透支生態環境為代價，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成為發展中國家當中最大的經濟體。政府財政收入年年見漲，軍隊依靠龐大的投入完成了現代化轉型，官員們更是成了中國的暴富階層。而人民的生存狀態卻日見惡化，社會危機徵兆畢顯。

   種種情況都證明一點：當年六四若不是以屠城結束，今天的中國絕不會讓人如此絕望。相信在環境危機迫近、社會反抗此起彼伏的的今天，中國當局也知道鄧小平在屠城之後換來的20年穩定快要終結。但為何中國當局還是始終不肯承認六四是國家罪錯？不僅如此，就連當年半開門式的承認擴大化的反右，如今在中國也成了禁忌話題？

   這得要從共產主義理論與中國共產黨的屬性談起。共產主義理論是社會科學中唯一一種為人類存在提供終級價值的理論，它否定人類社會的一切信仰，認為自己才是唯一正確的信仰。而共產黨則成為共產主義信仰的唯一解說者，其最高領袖則肉身成神。斯大林、毛澤東之後，由於共產政權的第二領袖並不具有第一代領袖的人格魅力，儘管登神壇之願，卻難再登神位，剩下的就是黨的神位不能放棄。而神不會犯錯誤，其正確性必須維持的。這就是中國至今不肯承認其統治史上諸多國家罪錯的意識形態根源。

   反觀中共歷史，以中共中央的身份有限地承認歷史錯誤只有一次，那就是在1978年前後的「思想解放」當中，放棄階級鬥爭為綱，承認反右擴大化，承認黨的路線鬥爭中有若干次錯誤。不過，這只是鄧小平為了將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趕下政壇，為自己重登政治舞台中心尋找理論依據和營造民意基礎的權宜之計。一旦這個任務完成，鄧小平立刻就露出老共產黨人慣有的專制本性，1979年1至3月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表現就是一個明證。在第一階段批判凡是派時，鄧小平大談民主，並佈置要集中人力寫一篇三萬字左右的「民主大文章」，對民間的民主運動如西單牆也讚揚有加。但在務虛會的第二階段，鄧小平覺察到這種黨內外互相促進的民主要求可能會危及中共的一黨專制以及他的個人地位，立刻變臉，大談「四項基本原則」。降及江胡兩代，不僅對正在犯的錯誤不許批評，對曾經半遮半掩承認過的歷史罪錯也越來越不願意認賬，這就是出版業、傳媒業如今已經風聲鶴唳，80年代後期出生的人渾不知「六四」為何物的原因。

   其實，在人類已經有的諸種政治體制中，專制極權體制從來是一意孤行，將錯誤堅持到底。而專製程度越高，累積的國家罪錯也就越多，社會危機也越大。面對危機，中國當局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堅持專制統治，直至社會潰爛，統治傾覆；二是為自己所有的歷史罪錯真心實意地向人民道歉，改革政治體制，以謀求社會和解――因為道歉也可以算是一種債務償還，而且成本最小、效益最大。

   我相信，為了避免中國社會進入新一輪治亂循環，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希望達成社會和解。但社會和解的前提是：一是國家罪錯的製造者不僅需要停止製造新的國家罪錯，並為所有的歷史罪錯真誠道歉；二是還權於民。沒有這個前提，中國社會必然是和諧無望，危機臨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