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還是再複述一個也許已經被重複了一千萬萬遍的故事——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門前懸掛的聯合國國旗降了半旗。自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上有很多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去世，聯合國從來沒有為誰降半旗，一些國家感到不公平。很多外交官聚集在聯合國大廈門前的廣場上向聯合國發出了言辭激烈的質問。
　　　　
　　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在聯合國大廈門前的台階上發表了一個極簡短的演講，總共不過一分鐘。他說，為悼念周-恩-來，聯合國降半旗，這是我決定的。原因有二：第一，中國是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她使用的人民幣多得我們都數不過來，可是她的總-理周-恩-來沒有一分錢的存款。第二，中國有10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總-理周-恩-來沒有一個孩子。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條，在他逝世之日，聯合國照樣為他降半旗。
　　　　
　　瓦爾德海姆說完走了，廣場上的外交官個個啞口無言。」
　　　　
　　這個極具感召力的故事曾經成功的在幾代人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記憶，我也是其中的一員。但是，謊言畢竟是謊言，這個純屬虛構的故事終有被揭穿的一天。
　　　　
　　首先要指出的是，聯合國下半旗誌哀的傳統早在其正式成立之前就已確立，1945年4月美國總統羅斯福逝世，儘管當時聯合國尚未成立，但參與籌建聯合國的國家都為他降旗誌哀。自此以後，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逝世時，都有降旗之例。當然，也有例外，如「聖雄」甘地、馬丁-路德-金、薩特、德蘭修女等有着重大國際影響的人物逝世時，聯合國也曾降旗誌哀，其中尤以1948年遇刺逝世的「聖雄」甘地開此先例，他雖然不具有任何政治身份，而不象羅斯福、周-恩-來等身為國家元首或政治首腦，但聯合國仍然決定為他降旗，這才是前無古人的一代聖雄。
　　　　
　　由於普羅大眾對國際事務了解不多，許多人直到親眼看見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逝世時電視上聯合國降旗的畫面時，才對以往聯合國降旗「罕見」的說法產生懷疑，於是，一些人出於自欺欺人的目的，又編造出周-恩-來逝世時「不只降聯合國旗，而是所有國家的國旗一起降」的說法來。
　　　　
　　在此還要繼續指出的是，根據聯合國《旗典》第9條明文規定：「聯合國旗下半旗時，會員國國旗一律不升。」可見，在聯合國總部和日內瓦等場所中，在聯合國降旗時不升會員國國旗本來就是定例（這份旗典頒佈於1947年12月19日，現行版本為1967年修訂，早於周-恩-來逝世前9年，根本不存在什麼因為周-恩-來而改訂新制之說），並沒有什麼可稀罕的，也根本不存在什麼各個會員國都為周-恩-來降旗的舉動。至於所謂的聯合國為周-恩-來降旗7日之說，僅見於個別紀念文章想當然的編造，即使是外交部也只承認在1976年1月9日周-恩-來逝世當天聯合國降了旗。
　　　　
　　真正希奇的是有多少國家會自願為另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逝世而降旗誌哀，這就不是聯合國能夠決定的了。首先要承認的是，在周-恩-來逝世時也有一些外國為他降過國旗，比如斯里蘭卡、馬里等兄弟友邦，但這同去年約翰-保羅二世教宗逝世時從聯合國到歐洲、從新教徒為主的美國到社會主義國家古巴、從印度教為主的印度到佛教為主的泰國、從伊斯蘭教國家埃及到約旦等世界各國紛紛舉國降旗誌哀的場面相比，未免顯得有些不值得太過驕傲。
　　　　
　　在此還要說明的是，根據官方的說法，當時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是107個，而「有130多個國家和政黨領導人先後發來唁電、唁函」，這種將「國家和政黨領導人」合併統計的中國特色報道語言往往會讓一些理解能力薄弱的讀者產生誤解，而實際上，眾所周知，世界各國多實行多黨制，很少有幾個會象特色國家一樣一黨專政，比如一個日本就會有執政的自民黨領導人（即政府首相）和在野的社會黨、共產黨等各黨派領導人「先後發來唁電、唁函」，即使是「敵國」也不會禁止反對黨的行動。當然，也不排除會有個別還沒和中國正式建交的國家也表示哀悼，但其數遠遠不會有130-107=23。在此再次回顧一下去年逝世的約翰-保羅二世教宗，雖然梵蒂岡只是一個蕞爾小國，但包括尚未與其建交的中國大陸和朝鮮等都紛紛表示哀悼，在他的喪禮上，伊朗、敘利亞、以色列的總統一齊共禱，美國總統在教宗靈前下跪，東正教的宗主教親自前往參禮，曾與天主教水火不容的英國國教未來領袖查爾斯王子將婚禮延後專程奔喪，這才是以博大的愛心贏得曾經的敵、我、友各方一致尊崇的典範。
　　　　
　　再來看所謂的聯合國秘書長講話。
　　　　
　　要強調的是，根據聯合國《旗典》第一條明文規定：「對於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逝世的情況，聯合國總部、聯合國在日內瓦的辦事機構以及聯合國駐該會員國的辦事機構將以聯合國旗將下半旗的儀式致哀。」周-恩-來作為安理會五大國之一的終身政府總理，在他逝世後聯合國降旗本來就是義務性的常規，根本無須聯合國秘書長授權。至於聯合國《旗典》第六條規定「聯合國旗也可以根據聯合國秘書長的特別建議，為與聯合國有重大聯繫的世界級領導人的逝世下半旗。」則是針對非聯合國會員國領導人逝世的情況，比如前年逝世的阿拉法特和去年逝世的約翰-保羅二世教宗，聯合國都曾降旗誌哀，儘管巴勒斯坦和梵蒂岡都不是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
　　　　
　　既然聯合國為周-恩-來這位直到病逝都一直擔任中國政府首腦的終身總理降旗，既不需要秘書長「特批」，此前也早有先例和規定，各國外交官們當然也不會象那些編故事的人毀謗的那麼白痴地去「質問」，所謂的聯合國秘書長講話，其真偽相信不用再多費口舌，但在此還要再指出一下這「兩條理由」的一些情況。
　　　　
　　一、周-恩-來的遺產情況。根據官方現在披露的情況，周-恩-來夫婦從1958年到1976年收入共為161442.00 元，其中用於補助親屬的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交黨費14000元，去世時積蓄5100 元。當然，周-恩-來個人生活簡樸毋庸懷疑，更何況，只要收入合法，即使開銷大些也沒有道理管他，但把錢用於補助親友畢竟不同於德蘭修女一樣全心奉獻於底層最需要的貧民，只是能夠更容易獲得身邊的人的感恩，而且在當時5100元的積蓄也算是一筆不小的財產了。再次聲明，我既無意懷疑周氏夫婦的財產來路不正，也無意管他如何使用，我只是很疑惑，為什麼以前我一直被告知周-恩-來「沒有一分錢的存款」，而且還要假借一個根本不可能了解他的財產情況的聯合國秘書長之口來宣傳？我更感興趣的是，在周-恩-來擔任總理期間，有多少中國人能象他的親友一樣得到補助，有多少中國人的家中能有5100元的積蓄？
　　　　
　　二、周-恩-來的子女情況。聽說在海外曾經有人冒充是周-恩-來的「私生女」，這種把戲是很拙劣的，但周-恩-來也並非聖雄甘地一樣的禁欲主義者。據《三聯生活周刊》（2006年1月6日）專題紀念文章，鄧-穎-超曾兩度懷孕，一次人工流產一次難產夭折，後喪失生育能力，可見周-恩-來沒有子女非不為也乃不能也。這固然值得同情，也似乎不至於到聯合國去誇耀的程度吧。更何況，一個連心愛的乾女兒都不能保護的男人，又有什麼好說的呢。
　　　　
　　從小到大，周-恩-來曾是我和許多人最為尊崇的偶像，其中關於聯合國「特別」為周-恩-來逝世降旗的故事反覆加強了這個偶像的地位，以至於當了解真相以後，我對這個偶像產生了全然的懷疑——如果他確實足夠偉大，那麼為什麼要編造這些謊言來欺騙我們去敬愛他呢？
　　　　
　　回頭再想想，不管周-恩-來到底有沒有存款，有沒有子女，又和他算不算「人民的好總理」有什麼關係呢？到底他是不是個好總理，還得看在他任職總理期間到底為人民做了哪些好事。
　　　　
　　有人常用當時周總理並不實際掌握權力、「身不由己」來為他開脫，官方媒體則往往用輕描淡寫的「說過一些違心的話，做過一些違心的事」來一筆帶過，卻不肯告訴我們他到底說過哪些「違心的話」，做過哪些「違心的事」。我們只知道他保護過一些老幹部——主要是老朋友和老同僚，卻不知道他沒能保護乃至參與打擊和迫害過哪些人物。我無意探究他是否對乾女兒、親兄弟、衛士長的遭遇負有某種責任，只想問問這位終身總理是否也要對當時的政局負有一點與其職位相稱的責任？
　　　　
　　不妨拿公司來做個比方，一個總經理如果僅僅不貪不佔兢兢業業，是否就可以不用對公司業績負責了呢？即使他是懾於董事長的淫威而唯唯諾諾曲意逢迎，在保全自己之外也保護了個別老同事，卻任憑整個公司經營慘澹，那麼他是否還夠格繼續擔任總經理，一直到身患絕症仍要做到底，並以此獲得哀榮，這也算是很有特色的吧。
　　　　
　　姑且不問周總理在文革期間到底有哪些「違心」的所言所行，就來看看他在三年大饑荒（以往曾稱為「三年自然災害」，但根據後來披露的資料顯示，在那三年間根本沒有發生過超出常年的重大自然災害，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承認：「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期間的非凡決策，在此摘錄幾段原外貿部副部長兼海關總署署長林海雲紀念周總理對外貿工作的指導的文章：
　　　　
　　「1960年因自然災害和人為的因素，我國決定從國外進口小麥。當時，美國糧食很便宜，我們買不買？從經濟利益角度着，買美國糧食當然好，但是從政治上考慮，我們不能買……在周總理指導下，我國對一些東歐國家的貿易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例如，我們對民主德國給予照顧，把我們國內供應也很困難的大豆賣給它。對亞洲國家朝鮮、越南更是如此，我們節衣縮食，擠出物資支援它們。」
　　　　
　　「當周總理看到非洲馬里等國需要從中國進口茶葉，而且其他生活必需品也很缺乏時，他不是從賺錢的立場出發要外貿部向這些國家推銷茶葉等商品，而是指示我們派出專家幫助馬里種茶、制茶，同時幫助它建設火柴廠、紡織廠、糖廠等。在對馬里的援助取得一定經驗後，接着幫助幾內亞、贊比亞、坦桑尼亞等國搞工業企業的建設。1962年，我率領貿易代表團前往巴基斯坦商談雙邊貿易和提供援助事宜。行前，周總理告訴我，我們可以給巴貸款，並且不要利息。如果到期後還不了債，還可以延期。到達巴基斯坦後，我拜會了政府總理穆罕默德-阿里，向他說明中國政府的這一意向。阿里很驚奇，既然是提供貸款嘛，怎麼會不要利息呢？在我闡明了我國對外援助的政策後，他相信了。以後，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到我國訪問時，接受了我國提供的貸款，又同我國簽訂了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方面的協定。」
　　　　
　　「1960年，我國財政赤字已經高達80億元，但為保證最低限度的國計民生的需要，還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在嚴重危機面前，如果我國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他強調，在外匯的使用上，我們花一個美元都要認真考慮考慮！……在周總理直接過問下，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1970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
　　　　
　　基於如此非凡的對外政策，自然為一位終身總理在國際社會造就了非凡的哀榮。考慮到迄今他仍然在相當多的民眾中間保有神聖的光環，如要發表對他的形象不利的言論，將招致無知者無畏的攻訐，但再回顧一下在這位「人民的好總理」的光環後面上千萬餓死的中國人橫屍遍野的情狀（2005年9月中國民政部官員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對三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我們不掌握」，而根據國內外歷史學家的統計，當時非正常死亡的國人在1000萬人至4000萬人），我又不得不再次請問，「人民的好總理」，人民不好總理怎麼好？
　　　　
　　片面的報道和反覆的謊言自然造就虛假的偶像，儘管在信息還沒能透明之前幻象還難以破滅，但是相信隨着時代的進步，會有越來越多的國人認識到，評價一個從政者，更多的要看實績而不只是其個人品行。政客無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