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說法，近些年頗為流行：「共產黨是掌權的中國人，中國人是在野的共產黨。」這句話乍聽很深刻。它把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問題，一下子推到了「中國人」自身：共產黨為什麼會在中國產生？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服從它、依附它，甚至在自己獲得一點權力以後複製它？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皇權意識、官本位、家長主義、等級秩序和對權力的崇拜，是不是共產黨能夠在中國生長並延續的文化土壤？
這些問題當然值得討論，中國人也當然應該反省自己。但我越來越覺得，在討論「中國人為什麼選擇了共產黨」以前，有一個更加基本的問題被輕輕跳過去了：中國人真的選擇了共產黨嗎？誰選擇的？哪一代中國人選擇的？在什麼時候選擇的？通過什麼方式選擇的？他們當年選擇的，又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共產黨？
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即使我們的父輩、祖輩真的選擇過共產黨，他們有權替自己的子孫簽下一份永遠不能解除的政治契約嗎？
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回答，那麼「中國人選擇了共產黨」本身，就可能是一句未經證明的歷史判詞。
一、共產黨取得了中國，不等於中國人選擇了共產黨
1949年，中國共產黨通過武裝暴力取得中國大陸政權，這是歷史事實。但「共產黨取得了中國」和「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命題。中共政權首先是革命、內戰和軍事勝利的產物，而不是通過一場現代意義上的全國自由競爭性選舉產生的。如果因此走到另一個極端，說共產黨從來沒有得到過中國人的支持，也不符合歷史。它得到過，而且這種支持曾經相當廣泛，其中相當一部分也是真誠的。
國民政府後期的腐敗、惡性通貨膨脹、政治壓制、戰爭造成的社會疲憊，都在不斷消耗國民黨的政治信用。與之相反，共產黨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紀律嚴明、關心底層、反對腐敗、追求社會公平，同時主張民主自由的新政治力量。許多知識分子相信過它；許多青年投奔過它；許多農民支持過它；甚至許多並不信仰共產主義的人，也曾經認為共產黨至少可能帶來一個比國民黨更加清明、公平、民主的新中國。
這些事實沒有必要否認。真正需要分辨的是：「很多中國人支持過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把永久統治中國的權利授予共產黨」，完全是兩回事。前者是歷史事實問題，後者則是政治合法性問題。而且，即使我們承認曾經有很多中國人主動選擇共產黨，仍然必須繼續追問：他們當年究竟選擇了什麼？
二、《歷史的先聲》：共產黨當年向中國人推銷的是什麼？
閱讀笑蜀編選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會產生一種強烈的歷史錯位感。書中收錄了大量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共報刊和政治人物關於民主、自由、憲政、選舉、新聞自由、反對獨裁、反對一黨專政的文章和言論。如果把出處遮住，其中一些文字拿給今天的中國年輕人看，他們甚至可能誤以為出自某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那個年代的共產黨批評國民黨一黨專政，它談民主，談自由，談憲政，談人民監督政府，談新聞和言論自由，談反對獨裁，談民主聯合政府。這些歷史材料為什麼重要？因為它們至少證明了一件事情：共產黨在爭取中國人的時候，非常清楚民主、自由、憲政、公平這些東西對於中國人具有政治號召力。
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如果「中國人天生適合共產黨」，如果中國人骨子裏只喜歡專制、崇拜權力、不需要民主，那麼共產黨當年為什麼還需要高舉民主、自由、憲政的旗幟來爭取中國人？它為什麼不把後來真正形成的政治制度提前告訴中國人？為什麼不公開宣佈：我們取得政權以後，將長期一黨執政；我們不會允許另一個政治力量通過競爭性全國選舉取代我們；我們將建立一個黨組織深入國家與社會各個重要領域的政治體系；我們將改造知識分子；我們將決定哪些政治思想可以公開傳播；我們將發動一次又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然後再問全國人民：這樣的共產黨，你們要不要？
歷史沒有給中國人這樣一次選擇。他們面對的是另一個共產黨。至少，是共產黨自己公開描述出來的另一個共產黨。
三、那些奔向延安的人，究竟選擇了什麼？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確實有許多知識分子、學生和青年主動走向共產黨。這個事實不僅不應該迴避，反而應該認真面對。有人對國民黨失望；有人痛恨腐敗；有人投身民族救亡；有人相信社會主義能夠改變中國巨大的貧富差距；有人相信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加民主；有人相信自己正在參與建設一個公平、自由、有尊嚴的現代中國；當然，其中也會有野心家、投機者和狂熱分子，但是同樣存在大量真誠的理想主義者。
我們今天如果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便回過頭嘲笑這些人「愚蠢」，其實是一種廉價的後見之明。真正值得追問的是：他們當時被邀請選擇的，究竟是什麼？一個相信民主聯合政府的知識分子，是在選擇1957年的反右嗎？一個因為厭惡國民黨新聞審查而支持共產黨的記者，是在選擇後來更加嚴密的新聞控制嗎？一個相信思想自由的教授，是在選擇思想改造嗎？一個滿懷理想奔赴延安的青年，是在選擇一個任何其他政黨都不能通過競爭性全國選舉取而代之的永久執政黨嗎？
顯然不能這樣倒推。一個人購買了甲，賣方後來交付了乙，不能因為他當初付過錢，就宣佈他其實連乙也選擇了。
四、「耕者有其田」：底層中國人相信的是什麼？
對於當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而言，事情甚至更加直接。他們未必讀過馬克思，未必知道什麼叫無產階級專政，未必理解共產主義最終意味着怎樣的經濟制度。他們能夠理解的是幾個非常樸素的字：耕者有其田。
對於今天坐在城市書房裏的人，土地很容易成為一個抽象的制度問題，可是對於一個世代貧困、缺少土地甚至沒有土地的農民來說，土地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糧食；意味着一家人能不能活下去；意味着兒子能不能成家；意味着自己是不是永遠替別人種田；意味着一個人在鄉村社會裏有沒有最基本的尊嚴和安全感。
當一個政治力量告訴農民：跟着我們，你能夠得到土地。為什麼會有人支持它？一點都不神秘，甚至具有強烈的現實理性。可是後來發生了什麼？土地改革，分田，互助組，初級農業合作社，高級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短短几年，歷史完成了一個令人唏噓的循環：一個農民因為共產黨答應給他土地而支持共產黨；土地確實一度到了他的手裏，隨後他卻又逐漸失去了對土地獨立支配的權利。
問題仍然存在：當初那個因為「耕者有其田」而支持共產黨的農民，究竟選擇了什麼？他選擇的是擁有自己的土地？還是同時選擇了幾年後的集體化和人民公社？如果不能把這兩件事情區分開，那麼所謂「人民的選擇」就會變成一個可以任意解釋的詞。
五、如果不是欺騙，那就是背叛
寫到這裏，一個問題無法迴避：共產黨當年的這些承諾，從一開始就是欺騙嗎？
我反而不願意輕易作這樣的判斷，歷史通常比陰謀論複雜。我們無法進入每一個1940年代共產黨人的內心，更沒有必要證明當年每一個談民主、自由、土地和公平的共產黨人，說每一句話時都在撒謊。
不妨把最有利於共產黨的一種解釋讓出來。我們姑且假定：他們當年是真誠的。假定當年的共產黨人真的相信民主；假定他們真的反對一黨專政；假定他們真的希望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假定他們真的相信農民應該擁有土地；假定那些年輕的共產黨人真的相信，自己正在創造一個更加公平、自由、有尊嚴的新中國。那麼問題反而更加嚴重：後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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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當年的承諾不是欺騙，那麼後來對這些承諾的拋棄，就有另外一個名字：背叛。對自己政治承諾的背叛；對曾經相信它的知識分子的背叛；對相信「耕者有其田」的農民的背叛；對那些因為追求民主、自由、公平而投奔它的青年的背叛；也是對它曾經宣稱要建立的那個新國家的背叛。
所以，這實際上是一道共產黨很難繞開的兩難題：如果那些承諾從一開始只是奪取政權的手段，那麼這是欺騙；如果那些承諾當年確實出於真誠，那麼後來就是背叛。
無論答案是哪一個，都無法自動產生一個結論：中國人民因此把永久統治中國的權利交給了共產黨。
欺騙不能產生永久合法性，背叛同樣不能。
六、「打天下、坐江山」：這是誰家的天下？
中國人非常熟悉一句話：打天下，坐江山。因為聽得太多，我們甚至很少意識到，這幾個字背後隱藏着一整套政治哲學。
所謂「打天下」，究竟打下來的是什麼？首先當然是土地，是山川河流，是城市鄉村，是礦山森林，是港口鐵路，是工廠銀行，是糧食能源，是財政稅收，是一個國家幾千年積累起來的一切有形與無形資源。但是別忘了：土地上還有人，農民，工人，商人，知識分子，學生，老人，孩子，共產黨員，國民黨支持者，共產黨的支持者，共產黨的反對者，以及數量更加龐大的、從來沒有真正選擇過任何一方、只是想在亂世中活下去的普通人。戰爭結束以後，他們與土地、城市、礦山、工廠、銀行、鐵路一起，被納入勝利者建立的新政治秩序。
「打下江山」這幾個字如果真正拆開來看，就會出現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所謂江山，究竟只是土地，還是也包括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如果一個政黨認為，因為自己打贏了戰爭，所以這個國家是自己「打下來的江山」；又因為江山是自己打下來的，所以自己天然有資格「坐江山」，那麼沿着這套邏輯繼續往下推：生活在江山上的人民，又是什麼？答案其實已經隱藏在「打天下、坐江山」的語言裏面。他們也是勝利的一部分，說得更加刺耳一點：他們也是戰利品的一部分。
七、中共最大的戰利品，不是土地，而是土地上的人
1949年共產黨取得的戰利品是什麼？北京，上海，廣州，東北工業基地，全國鐵路，礦山，銀行，工廠，財政，土地，當然都是；還有一個比所有這些加起來都更加龐大的戰利品：幾億中國人。
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資源，從來不僅僅是土地，還有土地上的人口。這幾億人中，有人真心歡迎共產黨，有人恐懼共產黨；有人反對共產黨；有人曾經支持國民黨；有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更多的人只是一個普通農民、工人、小商販、家庭婦女，只想活下去，把孩子養大。但是戰爭勝負並不詢問他們，誰贏了，他們就歸誰統治。這就是「戰利品」與「公民」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公民擁有國家。戰利品被勝利者支配；公民授權政府，戰利品接受勝利者的安排；公民能夠選擇統治者，也應該能夠更換統治者；戰利品則沒有選擇勝利者的權利，戰爭結束的時候，誰贏了，誰接管他們。
所以，「打天下、坐江山」絕不只是一句無傷大雅的傳統俗語。它背後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權力倫理：天下是誰打下來的，天下就是誰的；江山是誰奪來的，誰就有資格坐。至於生活在江山上的人？他們自然也成為江山的一部分。
於是一個號稱「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在最深層的政治語言中卻保留着一個完全相反的邏輯：不是人民擁有江山，而是打下江山的人擁有人民。
八、什麼叫「黨國」？國屬於黨的
這也就解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詞：黨國。什麼叫黨國？從最簡單的字面上說，就是黨與國不再能夠清楚分開。
在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裏，國家應該高於任何一個具體政黨。國家屬於全體公民，政黨只是公民為了參與政治而組成的工具；今天甲黨執政，明天可以乙黨執政；政府可以換，政黨可以下台，但是國家仍然在那裏。，國家不是任何一個政黨的私產。
可是在黨國體制里，邏輯被倒了過來。黨領導國家，黨領導政府，黨領導軍隊，黨領導立法、司法、行政以及社會的重要領域。黨組織深入國家機器，「黨領導一切」最終產生一個極其簡單、卻常常被複雜政治術語掩蓋的現實：國屬於黨。至少在政治權力的實際運行意義上，黨不是國家中一個可以被替換的政治組織，而是成為國家權力結構本身的核心。於是黨與國逐漸重疊，愛國被要求表現為愛黨，批評黨被解釋為反對國家，黨的歷史被寫成國家的歷史，黨的利益被描述成國家的利益，黨的安全被上升為國家安全，黨的統治被等同於國家穩定。到最後，人們甚至會產生一種錯覺：沒有這個黨，就沒有這個國家。但這恰恰顛倒了最基本的關係。
中國存在了幾千年，中國人不是1949年以後才出現的；山河不是共產黨創造的；人民不是共產黨生產出來的；這個國家更不是某一個政治組織的私產。共產黨可以是中國歷史中的一個政黨，可以成為執政黨，甚至可以因為歷史功績獲得很多人的尊敬。但無論它曾經做過什麼，都無法在邏輯上推出：中國屬於共產黨。
現代政治真正應該成立的關係恰恰相反：黨屬於國家的政治生活；國家屬於人民。而不是：國家屬於黨，人民屬於國家，於是人民最終也屬於黨。
如果後一條邏輯成立，那麼「人民共和國」就只剩下一個令人尷尬的問題：人民究竟是共和國的主人，還是黨國的資源？
九、戰利品為什麼會變成耗材？
「戰利品」與「耗材」並不是兩個為了刺激讀者而堆砌出來的詞。它們其實描述了同一套政治邏輯的兩個階段。
戰利品回答的是：你屬於誰；耗材回答的是：得到你以後，怎樣使用你。打天下，是獲得；坐江山，是使用；戰爭年代需要兵，就要兵源，需要糧，就要糧食，需要民夫，就動員民夫；革命勝利以後，需要階級鬥爭，就把人劃分成各種政治身份；需要工業化，就要求農業和農村人口承擔巨大的積累成本；需要大躍進，就全民沖指標；需要人民公社，就把億萬農民高度組織起來；改革開放以後，政治語言改變了，使用人的方式也發生變化。需要出口製造業，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成為廉價勞動力；需要高速增長，人被計算為「人口紅利」；房地產成為經濟支柱以後，一代家庭又把未來幾十年的收入變成房貸；人口下降以後，人們又開始被提醒生育的重要性。
不同年代當然不能簡單類比。我也不認為所有公共政策都可以粗暴解釋為「壓榨人民」。現代國家必然徵稅，必然建設，必然要求公民承擔義務，也必然在某些時候進行社會動員。真正的問題不是國家是否使用社會資源，真正的問題是：人民有沒有決定這些資源如何被使用的政治權利？
當國家要求你作出犧牲的時候，你有沒有說「不」的權利？有沒有組織起來表達利益的權利？有沒有公開批評政策的權利？有沒有要求制定錯誤政策的人下台的權利？最終——有沒有更換統治者的權利？如果沒有，那麼所謂「主人」就越來越接近一種政治修辭。
真正的主人至少應該擁有一個權利：決定自己的東西怎樣被使用。而一個不能決定自己怎樣被使用的人，怎麼證明自己是主人？
十、「牛馬」「韭菜」「人礦」：黑色幽默背後的政治問題
今天中國年輕人越來越喜歡用一些自嘲性的詞稱呼自己：牛馬，韭菜，人礦。這些當然首先是互聯網時代的黑色幽默，但是這些詞為什麼會引起那麼多人共鳴？因為它們共同表達了一種感覺：我不是目的，我是資源。需要我勞動的時候，我是勞動力；需要我消費的時候，我是消費者；需要我買房的時候，我是剛需；需要我負債的時候，我是信用；需要人口的時候，我又成為生育指標背後的數字。
當然，一個複雜社會不能因為存在這些政策需求，就簡單證明國家把所有人當作「耗材」。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當一個人長期缺乏參與規則制定、監督權力和更換統治者的能力時，他便越來越容易產生一種真實的政治體驗：我的人生不斷被計算，但我的意見並不真正決定計算我的人是誰。
這才是「耗材感」的政治根源。而它最終仍然回到那個最古老的問題：究竟是國家屬於人民，還是人民屬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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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牛馬也會欺負牛馬，韭菜也會幫助鐮刀
說到這裏，我們必須重新回到文章開頭那句話：「共產黨是掌權的中國人，中國人是在野的共產黨。」這句話並非毫無道理，共產黨當然不是從火星降落到中國的外星組織，共產黨由中國人組成。執行政治運動的是中國人；告密的是中國人；批鬥別人的是中國人；在單位里刁難下屬的也是中國人；一個剛剛被領導羞辱的人，轉身可能羞辱比自己更弱的人；一個在權力面前卑躬屈膝的人，面對弱者又可能趾高氣揚。
中國文化中的官本位、家長主義、等級意識、權力崇拜，都值得反省。甚至可以說：牛馬也會欺負另一匹牛馬；韭菜也可能幫助鐮刀割下一茬韭菜。這恰恰是高度控制社會最可怕的地方。它不需要每一個人都是惡人，只需要建立一個結構，讓恐懼、利益、野心、服從、嫉妒和自保彼此咬合，普通人便可能主動成為機器上的齒輪。
所以中國人當然應該反省，但反省不能變成一種更加廉價的東西：把所有責任平均分給「中國人」。
十二、共同的文化，不能抹平不同的權力
一個省委書記和一個農民都是中國人，但他們擁有的權力一樣嗎？一個制定戶籍政策的人和一個被戶籍制度限制一生的農民工都是中國人，但他們承擔的責任一樣嗎？一個發動政治運動的人，一個積極執行運動的人，一個趁機迫害鄰居的人，一個為了保護家人保持沉默的人，一個最終被運動吞噬的人——他們當然都是中國人。但能不能因為「中國文化」四個字，就把他們放進同一個道德籃子？不能。
共同的文化不能抹平不同的權力；共同的人性弱點也不能製造共同的政治責任。
如果把共產黨的一切最終解釋成「中國人的民族性」，就會發生一種非常奇怪的事情：共產黨消失了，制度消失了，組織結構消失了，槍桿子消失了，宣傳機器消失了，審查制度消失了，監獄消失了，具體作出決定的人也消失了。最後只剩下一個抽象的、有罪的「中國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區別沒有了，掌握國家機器的人和被國家機器碾過的人，也成了一回事。
這不是反思，這是用「民族性」重新遮蔽權力。
十三、即使祖父選擇了共產黨，孫子也沒有義務繼續選擇
現在，我們再退一步。假設1949年前後真的有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真心擁護共產黨，甚至作一個更加有利於共產黨的假設：假如當時真的舉行一次充分自由、公平的全國選舉，共產黨仍然獲勝。那又能證明什麼？它最多證明：共產黨在那個歷史時刻擁有很高的政治合法性。可是它能夠證明今天的共產黨天然擁有繼續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嗎？不能。
還有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1949年的中國人，有什麼權利替今天的中國人投票？1949年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可以選擇共產黨，但他能夠替1980年出生的人選擇嗎？能夠替2000年出生的人選擇嗎？能夠替今天剛剛成年的中國人選擇嗎？當然不能。
更何況，就連那些當年選擇過共產黨的人自己，後來有沒有改變選擇的制度性權利？這才是「人民選擇了共產黨」這句話真正的邏輯漏洞。因為：真正的選擇，必須包含重新選擇的權利。一個選擇如果一生只能作出一次，它就很難叫現代意義上的政治授權；一個政黨如果允許人民說「是」，卻不允許人民以後說「不」，那不是人民自由選擇政黨，那是政黨在選擇自己的人民。你可以擁護我，但是不能趕我下台；你可以支持我，但是不能組織一個可能取代我的政治力量；你可以被我引用來證明合法性，但是不能撤回對我的授權。世界上沒有哪一份正常的現代政治契約，可以這樣成立。
十四、誰授權你統治今天的中國？
我們終於來到那個最根本的問題：誰授權中國共產黨統治今天的中國？軍事勝利嗎？軍事勝利只能證明你打贏了一場戰爭。打贏戰爭，不等於獲得對一個民族永久的統治權。革命功績嗎？歷史功績值得歷史評價，但任何歷史功績都不能自動兌換成未來無限期的政治權力。功績不是永久授權。經濟發展嗎？經濟成就當然可以成為人民繼續選擇一個執政黨的理由，但它不能成為取消人民選擇權的理由。否則邏輯就會變成：因為我治理得好，所以你沒有權利換掉我。這顯然無法成立。
那麼，是1949年的人民擁護嗎？即使這種擁護真實而廣泛，它也屬於那個時代。祖先的政治選擇不能作為政治遺產強制後代繼承。
最後，是所謂「中國特色」嗎？是中國文化嗎？是「中國人就是這樣」嗎？更不能。
文化可以解釋一種制度為什麼容易產生，但文化不能證明一種制度因此具有永久合法性。
十五、戰利品不是公民，耗材不是主人，服從不是選擇
所以，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一句輕飄飄的：「中國人為什麼選擇了共產黨？」真正的問題應該是：中國人什麼時候獲得過選擇共產黨、拒絕共產黨以及更換共產黨的完整權利？
如果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前關於民主、自由、憲政、「耕者有其田」的承諾，從一開始就是取得天下的政治策略，那麼它面對的是：欺騙；如果那些承諾當年確實真誠，那麼後來對這些承諾的拋棄，則意味着：背叛。背叛曾經相信它的人，背叛曾經作出的承諾，背叛人民，也背叛了它自己曾經宣稱要建立的那個國家。
如果「打天下」本身被當作「坐江山」的永久理由，那麼問題更加清楚：共產黨取得的不只是政權。在這套邏輯里，它取得的是整個江山，土地是戰利品，礦山是戰利品，鐵路是戰利品，工廠是戰利品，銀行是戰利品，國家的各種資源是戰利品；而土地上那些無論支持它、反對它還是根本沒有選擇過它的人，也一起被納入勝利者的統治，人民也成了戰利品。
戰利品隨後被組織、動員、配置、使用，戰利品又變成耗材。而黨國體制最終完成了這套邏輯的制度化：黨領導國，國服從黨。
於是「國屬於人民」的共和國原則，在實際權力結構中不斷遭遇另一個邏輯：國屬於黨。而當國屬於黨、人民又被視為國家的人口與資源時，一個更加危險的等式便隱隱出現：人民也屬於黨。
這正是我們必須拒絕的地方。
十六、國家不是黨的江山，人民不是黨的戰利品
一個政權如果真的相信人民今天仍然選擇它，其實有一種非常簡單的方法證明。不需要反覆講述七十多年前的革命，不需要歷史功績證明，不需要宣傳機器每天宣佈自己代表人民。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把選擇權真正交給人民，讓人民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可以選擇共產黨，也可以選擇別的政治力量；可以把一個政黨送上台，也可以通過和平、公開、公平的制度程序讓它下台。
如果中國人民一次又一次自由地選擇共產黨，那麼沒有人有資格否認這種選擇；可是，如果人民沒有拒絕的權利，憑什麼把服從叫作擁護？如果人民沒有更換統治者的權利，憑什麼把被統治叫作選擇？如果一份所謂「人民授權書」只能簽署、不能撤銷，那麼它從來就不是授權書，它更接近一張世代相傳的賣身契。
七十多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出生。他們沒有參加過那場內戰，沒有去過延安，沒有參加過土地改革，沒有站在1949年的天安門廣場，他們甚至出生在戰爭結束幾十年之後。然而從出生的那一天起，一場發生在他們出生以前的戰爭，已經替他們決定好了：誰可以執政，誰不可以挑戰，什麼政治制度不能重新選擇，哪個政黨不能通過和平競爭被替換。
「打天下、坐江山」真正的問題終於顯露出來。在帝王政治的邏輯里：誰打下天下，天下就是誰家的。而在現代政治的邏輯里，恰恰相反：國家從來不是統治者的財產，國家屬於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政黨可以贏得戰爭，可以贏得選舉，可以贏得歷史聲望，可以贏得一代人的真誠擁護；但它不能因此贏得尚未出生的人，更不能把一個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人，當成革命勝利之後可以永久繼承的政治遺產。
所以，我不接受「共產黨是掌權的中國人，中國人是在野的共產黨」作為這個問題的最終答案。
中國人當然應該反省自己的文化，反省對權力的迷戀，反省自己的怯懦和順從，反省自己怎樣在受害以後又成為傷害別人的人。但在這一切反省之前，我們必須先把一個最基本的關係擺正：不是黨擁有國家，是人民擁有國家；不是人民屬於江山，是江山屬於人民；不是人民屬於某個打下江山的政黨，是任何政黨都必須接受人民持續的、可以撤回的授權。
對於中共以歷史勝利、革命功績和過去的人民支持證明今天統治合法性的邏輯，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過去的勝利不能代替今天的授權；過去的擁護不能剝奪今天的選擇；軍事勝利不能產生一個民族的永久主人；黨國體制也不能因為存在得足夠久，就把「國屬於黨」變成天經地義。
國家不是黨的江山，土地不是黨的私產，山河不是黨的戰利品，人民尤其不是。戰利品不是公民，耗材不是主人；不能說「不」的服從，更不是選擇。
所以，當有人再次說「中國人選擇了共產黨」的時候，我想問的仍然只有那個最簡單的問題：誰選擇了？如果你說是1949年的中國人，那麼請把選擇權還給2026年的中國人，讓他們自己回答。因為一個政權有沒有得到人民授權，最終不能由七十多年前的一場戰爭證明，也不能由執政者自己宣佈。只能由今天仍然活着的人民，用他們可以自由說「是」、也可以自由說「不」的權利來證明。
在此之前，與其說「中國人選擇了共產黨」，不如說：共產黨打下了中國，並把土地、資源以及土地上的人一併作為勝利成果接收下來；隨後在「坐江山」的漫長歲月里，一代又一代本應成為國家主人的中國人，又不斷被作為建設、增長、穩定與各種宏大目標的資源和耗材。
這正是「打天下、坐江山」最深刻的悖論：嘴上說人民是江山，可如果江山是黨打下來的，那麼人民究竟是主人，還是戰利品？
一個真正屬於人民的國家，答案只能有一個：江山屬於人民，人民不屬於任何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