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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好總理」的真相



 
首先,還是再複述一個也許已經被重複了一千萬萬遍的故事——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門前懸掛的聯合國國旗降了半旗。自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上有很多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去世,聯合國從來沒有為誰降半旗,一些國家感到不公平。很多外交官聚集在聯合國大廈門前的廣場上向聯合國發出了言辭激烈的質問。
    
  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在聯合國大廈門前的台階上發表了一個極簡短的演講,總共不過一分鐘。他說,為悼念周-恩-來,聯合國降半旗,這是我決定的。原因有二:第一,中國是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她使用的人民幣多得我們都數不過來,可是她的總-理周-恩-來沒有一分錢的存款。第二,中國有10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總-理周-恩-來沒有一個孩子。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條,在他逝世之日,聯合國照樣為他降半旗。
    
  瓦爾德海姆說完走了,廣場上的外交官個個啞口無言。」
    
  這個極具感召力的故事曾經成功的在幾代人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記憶,我也是其中的一員。但是,謊言畢竟是謊言,這個純屬虛構的故事終有被揭穿的一天。
    
  首先要指出的是,聯合國下半旗誌哀的傳統早在其正式成立之前就已確立,1945年4月美國總統羅斯福逝世,儘管當時聯合國尚未成立,但參與籌建聯合國的國家都為他降旗誌哀。自此以後,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逝世時,都有降旗之例。當然,也有例外,如「聖雄」甘地、馬丁-路德-金、薩特、德蘭修女等有着重大國際影響的人物逝世時,聯合國也曾降旗誌哀,其中尤以1948年遇刺逝世的「聖雄」甘地開此先例,他雖然不具有任何政治身份,而不象羅斯福、周-恩-來等身為國家元首或政治首腦,但聯合國仍然決定為他降旗,這才是前無古人的一代聖雄。
    
  由於普羅大眾對國際事務了解不多,許多人直到親眼看見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逝世時電視上聯合國降旗的畫面時,才對以往聯合國降旗「罕見」的說法產生懷疑,於是,一些人出於自欺欺人的目的,又編造出周-恩-來逝世時「不只降聯合國旗,而是所有國家的國旗一起降」的說法來。
    
  在此還要繼續指出的是,根據聯合國《旗典》第9條明文規定:「聯合國旗下半旗時,會員國國旗一律不升。」可見,在聯合國總部和日內瓦等場所中,在聯合國降旗時不升會員國國旗本來就是定例(這份旗典頒佈於1947年12月19日,現行版本為1967年修訂,早於周-恩-來逝世前9年,根本不存在什麼因為周-恩-來而改訂新制之說),並沒有什麼可稀罕的,也根本不存在什麼各個會員國都為周-恩-來降旗的舉動。至於所謂的聯合國為周-恩-來降旗7日之說,僅見於個別紀念文章想當然的編造,即使是外交部也只承認在1976年1月9日周-恩-來逝世當天聯合國降了旗。
    
  真正希奇的是有多少國家會自願為另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逝世而降旗誌哀,這就不是聯合國能夠決定的了。首先要承認的是,在周-恩-來逝世時也有一些外國為他降過國旗,比如斯里蘭卡、馬里等兄弟友邦,但這同去年約翰-保羅二世教宗逝世時從聯合國到歐洲、從新教徒為主的美國到社會主義國家古巴、從印度教為主的印度到佛教為主的泰國、從伊斯蘭教國家埃及到約旦等世界各國紛紛舉國降旗誌哀的場面相比,未免顯得有些不值得太過驕傲。
    
  在此還要說明的是,根據官方的說法,當時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是107個,而「有130多個國家和政黨領導人先後發來唁電、唁函」,這種將「國家和政黨領導人」合併統計的中國特色報道語言往往會讓一些理解能力薄弱的讀者產生誤解,而實際上,眾所周知,世界各國多實行多黨制,很少有幾個會象特色國家一樣一黨專政,比如一個日本就會有執政的自民黨領導人(即政府首相)和在野的社會黨、共產黨等各黨派領導人「先後發來唁電、唁函」,即使是「敵國」也不會禁止反對黨的行動。當然,也不排除會有個別還沒和中國正式建交的國家也表示哀悼,但其數遠遠不會有130-107=23。在此再次回顧一下去年逝世的約翰-保羅二世教宗,雖然梵蒂岡只是一個蕞爾小國,但包括尚未與其建交的中國大陸和朝鮮等都紛紛表示哀悼,在他的喪禮上,伊朗敘利亞以色列的總統一齊共禱,美國總統在教宗靈前下跪,東正教的宗主教親自前往參禮,曾與天主教水火不容的英國國教未來領袖查爾斯王子將婚禮延後專程奔喪,這才是以博大的愛心贏得曾經的敵、我、友各方一致尊崇的典範。
    
  再來看所謂的聯合國秘書長講話。
    
  要強調的是,根據聯合國《旗典》第一條明文規定:「對於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逝世的情況,聯合國總部、聯合國在日內瓦的辦事機構以及聯合國駐該會員國的辦事機構將以聯合國旗將下半旗的儀式致哀。」周-恩-來作為安理會五大國之一的終身政府總理,在他逝世後聯合國降旗本來就是義務性的常規,根本無須聯合國秘書長授權。至於聯合國《旗典》第六條規定「聯合國旗也可以根據聯合國秘書長的特別建議,為與聯合國有重大聯繫的世界級領導人的逝世下半旗。」則是針對非聯合國會員國領導人逝世的情況,比如前年逝世的阿拉法特和去年逝世的約翰-保羅二世教宗,聯合國都曾降旗誌哀,儘管巴勒斯坦和梵蒂岡都不是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
    
  既然聯合國為周-恩-來這位直到病逝都一直擔任中國政府首腦的終身總理降旗,既不需要秘書長「特批」,此前也早有先例和規定,各國外交官們當然也不會象那些編故事的人毀謗的那麼白痴地去「質問」,所謂的聯合國秘書長講話,其真偽相信不用再多費口舌,但在此還要再指出一下這「兩條理由」的一些情況。
    
  一、周-恩-來的遺產情況。根據官方現在披露的情況,周-恩-來夫婦從1958年到1976年收入共為161442.00 元,其中用於補助親屬的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交黨費14000元,去世時積蓄5100 元。當然,周-恩-來個人生活簡樸毋庸懷疑,更何況,只要收入合法,即使開銷大些也沒有道理管他,但把錢用於補助親友畢竟不同於德蘭修女一樣全心奉獻於底層最需要的貧民,只是能夠更容易獲得身邊的人的感恩,而且在當時5100元的積蓄也算是一筆不小的財產了。再次聲明,我既無意懷疑周氏夫婦的財產來路不正,也無意管他如何使用,我只是很疑惑,為什麼以前我一直被告知周-恩-來「沒有一分錢的存款」,而且還要假借一個根本不可能了解他的財產情況的聯合國秘書長之口來宣傳?我更感興趣的是,在周-恩-來擔任總理期間,有多少中國人能象他的親友一樣得到補助,有多少中國人的家中能有5100元的積蓄?
    
  二、周-恩-來的子女情況。聽說在海外曾經有人冒充是周-恩-來的「私生女」,這種把戲是很拙劣的,但周-恩-來也並非聖雄甘地一樣的禁欲主義者。據《三聯生活周刊》(2006年1月6日)專題紀念文章,鄧-穎-超曾兩度懷孕,一次人工流產一次難產夭折,後喪失生育能力,可見周-恩-來沒有子女非不為也乃不能也。這固然值得同情,也似乎不至於到聯合國去誇耀的程度吧。更何況,一個連心愛的乾女兒都不能保護的男人,又有什麼好說的呢。
    
  從小到大,周-恩-來曾是我和許多人最為尊崇的偶像,其中關於聯合國「特別」為周-恩-來逝世降旗的故事反覆加強了這個偶像的地位,以至於當了解真相以後,我對這個偶像產生了全然的懷疑——如果他確實足夠偉大,那麼為什麼要編造這些謊言來欺騙我們去敬愛他呢?
    
  回頭再想想,不管周-恩-來到底有沒有存款,有沒有子女,又和他算不算「人民的好總理」有什麼關係呢?到底他是不是個好總理,還得看在他任職總理期間到底為人民做了哪些好事。
    
  有人常用當時周總理並不實際掌握權力、「身不由己」來為他開脫,官方媒體則往往用輕描淡寫的「說過一些違心的話,做過一些違心的事」來一筆帶過,卻不肯告訴我們他到底說過哪些「違心的話」,做過哪些「違心的事」。我們只知道他保護過一些老幹部——主要是老朋友和老同僚,卻不知道他沒能保護乃至參與打擊和迫害過哪些人物。我無意探究他是否對乾女兒、親兄弟、衛士長的遭遇負有某種責任,只想問問這位終身總理是否也要對當時的政局負有一點與其職位相稱的責任?
    
  不妨拿公司來做個比方,一個總經理如果僅僅不貪不佔兢兢業業,是否就可以不用對公司業績負責了呢?即使他是懾於董事長的淫威而唯唯諾諾曲意逢迎,在保全自己之外也保護了個別老同事,卻任憑整個公司經營慘澹,那麼他是否還夠格繼續擔任總經理,一直到身患絕症仍要做到底,並以此獲得哀榮,這也算是很有特色的吧。
    
  姑且不問周總理在文革期間到底有哪些「違心」的所言所行,就來看看他在三年大饑荒(以往曾稱為「三年自然災害」,但根據後來披露的資料顯示,在那三年間根本沒有發生過超出常年的重大自然災害,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承認:「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期間的非凡決策,在此摘錄幾段原外貿部副部長兼海關總署署長林海雲紀念周總理對外貿工作的指導的文章:
    
  「1960年因自然災害和人為的因素,我國決定從國外進口小麥。當時,美國糧食很便宜,我們買不買?從經濟利益角度着,買美國糧食當然好,但是從政治上考慮,我們不能買……在周總理指導下,我國對一些東歐國家的貿易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例如,我們對民主德國給予照顧,把我們國內供應也很困難的大豆賣給它。對亞洲國家朝鮮、越南更是如此,我們節衣縮食,擠出物資支援它們。」
    
  「當周總理看到非洲馬里等國需要從中國進口茶葉,而且其他生活必需品也很缺乏時,他不是從賺錢的立場出發要外貿部向這些國家推銷茶葉等商品,而是指示我們派出專家幫助馬里種茶、制茶,同時幫助它建設火柴廠、紡織廠、糖廠等。在對馬里的援助取得一定經驗後,接着幫助幾內亞、贊比亞、坦桑尼亞等國搞工業企業的建設。1962年,我率領貿易代表團前往巴基斯坦商談雙邊貿易和提供援助事宜。行前,周總理告訴我,我們可以給巴貸款,並且不要利息。如果到期後還不了債,還可以延期。到達巴基斯坦後,我拜會了政府總理穆罕默德-阿里,向他說明中國政府的這一意向。阿里很驚奇,既然是提供貸款嘛,怎麼會不要利息呢?在我闡明了我國對外援助的政策後,他相信了。以後,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到我國訪問時,接受了我國提供的貸款,又同我國簽訂了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方面的協定。」
    
  「1960年,我國財政赤字已經高達80億元,但為保證最低限度的國計民生的需要,還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在嚴重危機面前,如果我國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他強調,在外匯的使用上,我們花一個美元都要認真考慮考慮!……在周總理直接過問下,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1970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
    
  基於如此非凡的對外政策,自然為一位終身總理在國際社會造就了非凡的哀榮。考慮到迄今他仍然在相當多的民眾中間保有神聖的光環,如要發表對他的形象不利的言論,將招致無知者無畏的攻訐,但再回顧一下在這位「人民的好總理」的光環後面上千萬餓死的中國人橫屍遍野的情狀(2005年9月中國民政部官員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對三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我們不掌握」,而根據國內外歷史學家的統計,當時非正常死亡的國人在1000萬人至4000萬人),我又不得不再次請問,「人民的好總理」,人民不好總理怎麼好?
    
  片面的報道和反覆的謊言自然造就虛假的偶像,儘管在信息還沒能透明之前幻象還難以破滅,但是相信隨着時代的進步,會有越來越多的國人認識到,評價一個從政者,更多的要看實績而不只是其個人品行。政客無聖人。







朱鎔基現象與改革時代的終結

作者﹕任不寐


 

2003年的中國人大會議即將召開,中國總理朱鎔基即將告別政壇,由於朱鎔基一直廣為爭議,或者由於他的個人風格而倍受媒體矚目,因此各家媒體都打算送他最後一程,或者說打算為他寫一篇"總結報告"。本文就是香港政論雜志《開放》的編輯給我的"命題作文",但坦率地說,對我來說,這的確是有點勉為其難。一方面這類話題不是我的長項。我對關於當政的領導人的政論文章一直缺乏興趣,在底層如此壓抑的時代天天講述這些大人物的"政治故事",我總覺得是一種特別形式的權力崇拜。另一方面,由於在中國這個資訊如此封閉的國家裏,相關資料很難看到,而能看到的資料都是可疑的。因此對中共領導人進行評論都會受到缺乏資料的限制,由於缺乏資料,文章就不會很有價值,很多爭論就可能變成意氣之爭,或者感情之爭。

因此如果一定要我談論一下朱鎔基,我只能談論的是"朱鎔基現象"。所謂"朱鎔基現象"主要是指:為什麼朱鎔基獲得了如此之多的注意力,無論官方媒體還是民間輿論,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崇拜和批判、期望和否定都共同表達了一種特別關注之情。在我看來,這個現象比朱鎔基本人如何以及他的是非功過更值得人們研究,也更有"學術價值"。

理解朱鎔基現象首先必須理解我們的時代,理解改革時代。我們不能把改革時代僅僅視為後毛時代的某種經濟政策的轉型,而應該把它視為清末改政的一種接續。這個改革時代斷斷續續地進行了近150年,它的基本特點仍然沒有改變。什麼是中國的改革:第一、就是秦始皇主義的社會向市場主義的社會的轉向,其目標體系先後經歷了工業化和信息化兩個時代。第二、由於災民社會的權力自私,這種轉向的進程和方法必須被控制在"國家"或政治權力手中,或者說是漸進的和自上而下的。這兩個相互支持而又互相排斥的方面決定了中國改革的命運。歷史經驗和理論分析都將證明,改革僅僅是社會轉型的一個中間階段,它不可能建構一個理性社會或現代社會。它是地地道道的過渡時代,但它在中國的特點是它存在時間太長了,而把自身視為一個可以不斷自我調節的新時代。

朱鎔基現象是改革時代必然出現的政治現象。在一定時間內,無論是持哪種政治觀點的人,無論是海內外,人們在支持"改革派"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這種共識產生於這樣一些"改革觀念":首先,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其次,改革必須由改革意志的強力人物主持。事實上即使那些批判朱鎔基的評論家,也僅僅批判他不是真正的或成功的改革家而已,但在中國需要一個葉利欽這個問題上,他們和他們的論敵(那些堅決為朱鎔基辯護的人們)是一致的。當然,中國的政治傳統的"清官崇拜"思想提供了文化背景,而朱鎔基之前的那個"政府"以及朱鎔基同時代政治人物的個人特點等等,都使人們更容易對朱鎔基產生好感或好奇心。在這種意義上,不是說朱鎔基有多出色,而是他的同僚們由於太暗淡無光而成了他的舞台背景。 但問題的關鍵是,人們忽視了朱鎔基必須同時為改革的第二個規定性--即保證權力部門對改革的絕對監護權和利益最大化--而奮鬥,而這種努力造成了整個改革的內在矛盾,並導致了整個改革時代的終結。舉例來說,1998"兩會"出籠的"朱鎔基主義"基本內容是:"一個確保"、"三個到位"和"五項改革"。但是我們看到,"一個確保"產生了"政治任務"和經濟目標之間的巨大張力,特別是當外在條件已經變化的時候,堅守這樣個經濟增長率使人看到了自上而下這種改革模式的政治缺陷。而"三個到位"和"五項改革"都出現了社會目標和權力目標之間的深刻沖突,結果在改革方案實施中,損害權力利益的改革基本上半途而廢了,而損害社會利益的改革方案(我不是說他們沒有改革的意義)則取得實效--但其中最使人垢病的就是中央集權主義的強化和城市工人、農民利益的受損(以糧食改革為代表)。這種改革成果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倒退,它的正面意義之一是使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中國的改革時代該結束了,改革在自身的邏輯之內已經無力完成中國社會的變遷。

作出這樣一種判斷不僅僅是認識到改革的體制內資源已經耗盡,而是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今天,權力主導的改革不僅不再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而是社會進步的新的阻力。因此,送別朱鎔基確實具有歷史性的意義。他的光彩奪目使他成為150年來最後一個改革人物,而中國政治的落後、農村人口的比例之居高不下則宣告了他的失敗--也宣告了整個改革的失敗。如果說現代化進程的標志之一是政治的化和文明農村人口的城市化,那麼150年的中國改革是一場大失敗。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葬禮是由朱鎔基來剪綵的。

朱鎔基現象是一場悲劇,但改革本身註定是一場悲劇。它的內在矛盾是無法調節的,因為它不是建立權利和契約原則上的,而是建立在等級和身份原則之上的。在西方,希臘羅馬在前,而基督教和封建主義(歐洲意義上的封建主義)繼其後,形成了契約文明的傳統,它使得近代的早期、或中世紀後期的文明能在稅率談判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今天中國,就是要從改革時代進入權利時代或者談判時代。人們的注意力不再應該是幫助、期望或者支持體制內的"改革派",而是捍衛自己的權利,並在有限的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日益形成壓力集團,形成契約制度產生的社會學前提。 

2002年晚些時候,由於中共十六大人事安排結束,關於政治改革的呼聲重新浮出水面。如著名知識分子李銳先生在《炎黃春秋》、茅于軾先生《北京日報》發表了頗有力的文章呼籲推動政治改革。同時,官方和民間關於憲政問題的重申和研討正方興未艾。特別是互聯網的自由重新活躍起來,人們越來越對"布拉格之春"重歸表示樂觀。但問題是,人們似乎還沒有深刻認識到改革的局限和對我們生活的傷害,因此告別改革還沒有成為思想的主流。事實上這也說明我們這個民族文化上的悲劇--盡管朱鎔基現象150多年來如煙雲過煙,而戊戌災難此起彼伏,但我們仍然打算站起來呼喚、迎接或抱怨一個新的朱鎔基。

朱鎔基走了,我希望這是最後的告別。


 

溫家寶總理,你自己為何不講真話?


瀟湘浪人(湖南)


春節前夕,大陸高官出風頭最健的莫過於溫家寶了。

先是把德國贈送給他的嶄新奧迪轎車轉贈給參事室、文史館,並公佈了他在2004年11月寫給文史館館員呂德潤的親筆信,然後新華網奉命再次刊登溫家寶2004年9月10日看望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的新聞稿,就是著名的溫家寶「講真話」演說,但是標題改為「多告訴我一些真實情況」(1),後來與外國專家座談強調吸引人才服務於建設,2月7號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團拜會上致詞,大年三十到河南上蔡縣愛滋病村文樓村與愛滋病人共度除夕佳節。

溫家寶在文史館「講真話」演說全文至今沒有發表,去年新華社發表的講真話演說新聞稿和今年發表的有點不同,去年發表的溫家寶講真話演說標題是「溫家寶希望聽真話:只有民主監督才不會政息人亡
」,他說:「希望大家講真話,只有民主監督,才不會政息人亡。」「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能聽真話,要能講真話。做到這兩點都必然從人民的最高利益出發。」「人民批評政府,政府不敢懈怠;只有民主監督,才不會政息人亡」(2)。今年2月3日新華社重發的新聞稿卻刪去了這些,把標題改為「多告訴我一些真實情況」,文中只保留了他自己說自己「我常告誡自己,要記住聰明、老實是人生要義。」一句話,意思是要大家又要老實又要聰明!

中共各級幹部說假話,搞騙術,又老實又聰明的技巧已經登峰造極,使中共大佬頭疼萬分,2004年12月5日,《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專訪了中紀委、中組部巡視組組長任克禮。這個大佬是在全國已有三分之二的省、市(區)完成巡視後接受採訪的,在採訪中,任大佬面對記者向全國老百姓大聲疾呼:「可以說,現在對黨和國家造成威脅的就是幹部的腐敗和不講真話這兩個大問題。」「不講真話是對黨和國家的一大威脅」(3)。溫家寶似乎也對中共各級幹部不講真話萬分惱怒,所以拉開嗓子四處奔走希望大家講真話。

我覺得,要使中共各級幹部講真話,首先就是中共九大常委要帶頭講真話,假使大佬們不講真話下面如何敢講真話?就以聲討講假話最為激烈的溫家寶而言,他什麼時候講過真話?

溫家寶1968年從北京地質學院研究生畢業後,十年之內就從甘肅省地質局地質力學隊一個普普通通的技術員慢慢爬到政治幹事最後爬到隊政治處負責人崗位。這十年期間,正值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熱火朝天時期,溫家寶當時可曾講過一句真話來批評毛澤東搞的文革?我至今沒看見有任何文獻刊登他有這一個傳奇式的經歷。他大學畢業八年後,恰巧是1976年天安門事件,四人幫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被迫下台,大家又可曾從溫家寶簡歷中找出一絲一毫反對四人幫整鄧小平的言論?有一絲一毫為鄧小平說句公道話的文獻記錄(4)?他如果當時他不說假話,不說毛澤東是如何英明偉大,不說發動文革如何了不起的豐功偉績,不說打倒鄧小平是文革最偉大的勝利,不說劉少奇罪該萬死,不說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滿口假話他能爬到甘肅省地質局地質力學隊政治處負責人崗位?

1989年,中共血洗天安門前夕,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陪同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一起前往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有照片為證,同時陪同前往的還有當時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史稱六四前夕前往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中共三大巨頭。六四事件後,三大巨頭中趙紫陽垮台,閻明復垮台,唯獨溫家寶不僅屹立不倒,反而官運亨通,於1992年進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當了候補委員。當時溫家寶是同意趙紫陽的觀點而去天安門廣場呢?還是反對趙紫陽觀點去天安門廣場?如果當時他是持反對趙紫陽觀點,那麼他為人的城府深沉到了這種程度——故意唆使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而不被趙紫陽看破,為人之臣如此陰險狡詐,的確令人心寒!如果當時溫家寶是贊同趙紫陽觀點而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後來聲譽鵲起蓋因反戈一擊有功,出賣了趙紫陽而邀功領賞,踩在了趙紫陽頭頂而飛黃騰達,此種品德也是令國人所不齒,我國固有的道德所不容!

1992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三峽工程啟動方案,溫家寶還沒有進入中共最高權力層,似乎決定三峽工程不是他所能參與的。但是,1992年4月3日,七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三峽工程時,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人未按表決器。他當時是一個全國人大代表,他投的是贊成票呢還是棄權票反對票?我們無從考查,溫家寶至今也沒說一句老實話他當時投票情況,真的應了他那句名言「我常告誡自己,要記住聰明、老實是人生要義。」他所謂的聰明就是滑頭,所謂的老實就是故意沉默無語以窺測方向投機!

1998年至2002年溫家寶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黨組成員,中央金融工委書記。他進入了中共權力最高決策層,那幾年,發生的事情足以說明溫家寶是一個虛偽不講真話的偽君子,例如,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國有股減持等等弄得如今天怨人怒的這些坑民害民措施不就是溫家寶當權之際推出來的嗎?在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這些措施時候,溫家寶投的是贊成票還是反對票?那個什麼國家大劇院的雞蛋殼工程,要花TMD30多億,那麼多專家教授出來反對,在中央政治局討論的時候,溫家寶可曾說過一句真話?投過反對票?

2005年大年三十溫家寶到河南上蔡縣文樓村看望愛滋病人,和愛滋病人歡度大年三十被輿論炒得轟轟烈烈,什麼親民呀,什麼愛民呀!其實都是作秀,明明知道全是假的偏偏要出來作秀,這是什麼道理?河南愛滋病暴發,與當時主持河南大政的李長春並非毫無關聯,至少也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溫家寶何嘗說過一句真話,要追究當時河南主政人李長春的責任?新華社報道的溫家寶在上蔡縣的活動情況,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文章肉麻已極,當時在場的網友立即寫了一篇現場觀察報道予以反駁,據他說;「今天一早主要道路戒嚴,便衣警察密佈,上午將近10點,溫家寶總理來到文樓村和南大吳村慰問。文樓村村民估算,有1200名便衣警察把整個村莊和附近道路封鎖。」在溫家寶訪問文樓村「期間有一位十幾歲的小姑娘抱着幾歲的小弟弟跪地喊冤,起因是由於她的家人因為上訪被關押。溫總理意外看到了此情況,但立即有警察把女孩駕離現場,並且縣領導立即給她一個紅包讓她不要亂講話。同時縣領導向溫總理解釋說這位女孩子跪地是人多滑倒的。」「而後溫總理從一戶感染者家裏出來還想着這位女孩,讓縣領導一定要把她找過來。在縣領導的威嚇之下,女孩子到了溫總理面前也不敢說什麼話了。溫總理的隨從最後給了女孩子兩個紅包表示慰問。」(5)(附該貼全文,見後)

溫家寶總理,你不是要大家講真話嗎?你不是說過:「最重要的就是要能聽真話,要能講真話」,你幹嗎離開文樓村時不把那個女孩子帶到北京來仔細問問,到底真相如何?看來你在中共政壇上混跡了幾十年,那套說瞎話本事你熟練得很,扯起謊來天衣無縫,你明明看到了下面幹部弄虛作假,你卻不願說破,你想來想去只好打發那個女孩子兩個紅包了事。這就是你要大家「聰明、老實是人生要義」的真實目的,因為講假話要很聰明才能滴水不漏,才能一語遮百丑!看到真實情況而沉默無語或顧左右而言他,就是老實,這些都是你幾十年積累的官場經驗,是做官的訣竅,做人的要義!怪不得CCTV新聞聯播如今沒人看,在你領導下,假話與腐敗齊飛,貪污腐敗分子越發猖狂,你裝什麼模樣要大家講真話?
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1)http://www.hndaily.com.cn/new/php/20050204/42466.php
(2)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zgkx/200309120631.htm
(3)http://news./1002/3291/20041213-1642890.html
(4)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16/content_240608.htm
(5)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06147&page=1

附:該貼全文如下:
溫家寶年三十慰問上蔡縣愛滋病村
近幾天來,河南省省地市縣多級領導集聚在上蔡縣,當地愛滋病村莊的老百姓感覺到了有高官即將來訪。官方為了防止電力供應中斷,還特別運來了發電機組備用。今天一早主要道路戒嚴,便衣警察密佈,上午將近10點溫家寶總理來到文樓村和南大吳村慰問。文樓村村民估算,有1200名便衣警察把整個村莊和附近道路封鎖。這大大超過吳儀副總理2003年12月18日考察文樓時老百姓估算的400便衣警察。我們認為國家機器的膨脹和嚴密控制,恰恰顯示當地政府和民眾的關係緊張,社會問題突出。而且,這也註定了溫總理此行仍是被河南官方控制的形式之旅。很難體察真實的民情,確切掌握愛滋病感染者的生存狀態。
村民看到溫總理向鄉親們揮手並道新年快樂。期間有一位十幾歲的小姑娘抱着幾歲的小弟弟跪地喊冤,起因是由於她的家人因為上訪被關押。溫總理意外看到了此情況,但立即有警察把女孩駕離現場,並且縣領導立即給她一個紅包讓她不要亂講話。同時縣領導向溫總理解釋說這位女孩子跪地是人多滑倒的。這是明目張胆的欺騙國務院總理。而後溫總理從一戶感染者家裏出來還想着這位女孩,讓縣領導一定要把她找過來。在縣領導的威嚇之下,女孩子到了溫總理面前也不敢說什麼話了。溫總理的隨從最後給了女孩子兩個紅包表示慰問。

中國的總理前往愛滋病村莊,並且選在大年三十,多少帶有親民的意味,他成為了親身到愛滋病村級別最高的政府官員,也凸顯中央政府對愛滋病問題非常關切。這對2005年的愛滋病工作有一定推動作用。作為民間機構,我們愛源匯今年的重點之一仍然是把愛滋病地區真實的民生情況反饋給公眾、媒體及國際社會。中國的中央政府也可以由民間的渠道了解從基層政府無法反饋的問題。



溫家寶三朝不倒的原因

作者:吳稼祥


在中共16大上最有可能成爲下屆總理候選人的是溫家寶。提起溫家寶,人們最難忘的是他那張臉。那張臉曾經出現在1989年5月某日的中央電視台的螢屏上,在趙紫陽那張一夜之間癟了許多的臉的後面。我當時看到溫家寶的那張臉,那張欲淚還休的臉,心想他可能完了。



  令人難忘的臉

  他其實是可以不陪紫陽去的,紫陽當時已經被免去總書記職務。作爲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當然也就被免去了爲前任總書記服務的義務。何況,紫陽被免職前就要求去天安門廣場,被中央警衛局拒絕,說是不保障他的安全。我想,紫陽後來肯定是在不被中央警衛局保障安全的情況下到了天安門廣場。在這種情況下,溫家寶還是去了。其實,人身安全倒不足爲慮,他們都知道學生們不是兇手;值得擔憂的倒是政治安全。我想,當溫家寶向天下展示他那張掩飾不住真情的臉時,他已經把政治安全置之度外了。他當時那樣做,選擇的並不是陣線,而是做人的良心。

  讓人驚異的是,溫家寶在鄧小平和其他元老那裏獲得了諒解。也許在鄧小平看來,溫是耀邦親自挑選的新一代領導人,知道他對改革事業的忠誠。在六四後,原鄧胡趙體系的領導人紛紛去職,鄧想要爲他自己的路線留下接班人。或許在陳雲、李先念等人看來,溫家寶是個溫和的人,他不是製造矛盾而是緩和矛盾的人,他不以對改革的態度劃線,決定親近或疏遠、拉攏或打擊哪些人。他是團結的因素,不是分裂的禍水。1989年1月,剛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不久,溫家寶便去山東和青島港口的工人們共度春節,我作爲工作人員隨行。離開北京的當天,溫說他上午剛看望了陳雲、薄一波等老同志,中午和警衛戰士共進午餐。

  犯錯誤比別人少

  這可能是例行公事,但不是官場拍馬奉迎。在我的印象里,溫家寶是官場上難得一見的正直的人,並不擅長溜須拍馬。我認識的一個在金融部門工作的部級幹部告訴我,在他出席的溫家寶主持的會議上,他很少聽見溫家寶說廢話,基本聽不見他將「江核心」掛在嘴上。他是一個實幹家。

  溫家寶從政和韓國的李昌鎬下圍棋有點類似:他們的成功都來自錯誤比別人犯的少。任何一項重要決策或重要文件的起草,他都斟酌再三,反覆推敲,力爭少出差錯。有些重要文件,連文件專家都認爲已經完善,溫家寶仍然能令人驚訝地作出更精確的修改,如果想到他的科班是地質,就更令人驚訝。同樣讓人驚訝的是他的工作精神。他幾乎沒有業餘時間,除了睡覺,他都在辦公室。

  關於腐敗的指責很難加到溫家寶頭上。1989年初,在山東考察期間,他要求每餐飯不能超過四菜一湯。結果,菜送上來了,是四隻盤子,但是特別的盤子,每個盤子裏有四個菜,這樣就有了16個菜。主人解釋說是廚師想讓領導多品嘗一點他的手藝,溫家寶還是讓撤下去多餘的菜。1999年,我去山東兗州煤礦。煤礦總經理想讓我見見溫家寶的一個侄兒,那個侄兒在一個煤礦里當技術人員。溫家寶不幫自己的秘書聯繫工作,有一個秘書自己聯繫到廣東工作,他還要求省里不要安排得太好。

  所有這些品質,不免讓人們聯想起周恩來。兢兢業業,鞠躬盡瘁,克勤克儉。但一個人的力量也正好是他的弱點。溫也象周恩來一樣,是輔佐型人材,不是第一號首腦型人材,是救火的不是放火的。尼克遜曾經對毛澤東和周恩來有個評價,他說,沒有毛澤東,中國可能燃不起革命的熊熊烈火;但如果沒有周恩來,中國就將被這把火燒得一乾二淨。

  會補台,不會拆台

  溫家寶的這個性格決定了他在中共16大之後的權力結構中,是被人聯合和爭取的物件,不是別人投靠的物件。他不會另立山頭,招兵買馬。象他這樣的人,如果在皇朝政治下,可能跟隨一個偉大的君主成就一番偉大的事業;也可能將一個暴君的罪孽緩解到最低限度,但要他改朝換代、取而代之,可能性很小。諸葛亮和周恩來都有取代主子、親自掌璽的機會,但他們都放棄了。他們都知道,他們是周公,不是文王。

  我想,胡錦濤曾慶紅對溫家寶的這種政治品格一定知道得很清楚,他們都不會反對溫成爲下屆總理人選。在中共高層領導中,象溫家寶這樣既清廉又能幹,既溫和又嚴謹,既忘我工作又沒有政治野心的人是難得一見的。這種人只會補台,不會拆台,誰想治天下,都希望得到這樣的人。

  這也正是他歷經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三朝而不倒,並在政治風暴的中心裏持續上升的主要原因。政治不象端一碗水那樣公平,但成功者和失敗者必有其自身的原因。

2001年7月8日於美國麻省康橋



溫家寶的個人秀

作者:宋新華


 

江澤民在台上時,我對溫家寶還是有一些好感的,因為或多或少我從他身上看到了一絲對歷史、事實的客觀、公正。但現在,我感覺僅僅是好感已經太過矜持了,對現在在記者眼中如荷里活明星般的溫總理,應該用「欽佩」二字,而且是猶如黃河之水滔滔不止的那種。

為什麼?

因為他的善於作秀。

溫家寶以前的經歷自不必說,從上任總理開始,終於走上了中國政治秀的舞台中央,開始了讓人眼花繚亂的表演:非典中不戴口罩到醫院視察衛生情況,到患愛滋病的病人家人做客,減免直至取消農業稅,上任後《國家安全法》的出台等,幕幕精彩。

這些精心設計的戲劇,讓沒有怎麼見過世面的中國老百姓大呼過癮,因為我們敬愛的溫總理為老百姓家中的CCTU帶來了變化,不再是傳統的黑箱作業,不再是永遠不變官威十足的冰冷麵孔,而是一場場生動香艷的政治秀。

也正是充分利用了普通老百姓的傳統、無知和善良,溫總理成了一位親民、愛民、為老百姓辦實事、真正把老百姓裝在心裏的好總理。

事實真得如此嗎?

三農問題自朱鎔基開始就光打雷不下雨,到了溫家寶這裏雖然表面上取消了農業稅,但只是給基層腐敗官員榨取民脂民膏增加了一點短暫的小困難,治標不治本,還有最關鍵的農民增收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還有其他種種,如果仔細觀察,都是爭取民心、為自己撈分的秀。

溫家寶沒有讓普通老百姓的錢包鼓起來,只是讓中國的貧富差距排到世界前列;沒有解決廣大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只是讓一家家國有企業被拍賣,讓一批批家庭經濟支柱變成下崗工人;沒有整治好觸目驚心的腐敗問題,只是讓美國老百姓習慣了中國的高官在當地爭購明星地產。

所以,他不是一個好總理,但是一個愛秀、會秀的好政客。

這不,前日的答記者問,又一秀,相當精彩:「我覺得最痛心的問題是在我這三年的工作中,還沒能夠把人民最關心的醫療、上學、住房、安全等各方面問題解決的更好」句句不離國計民生,發自肺腑、言辭懇切;不再讓媒體一直詬病的引經據典,用語極為平民化;破例讓情緒激動至高舉拐杖強索提問的70多歲的台灣老記者「一個機會」,微笑間化解衝突。

哈哈,別再被騙了,對於一個政客,利用媒體是最基本的技能,何況溫總理這樣一個高手。

我們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要再迷戀溫那讓人噁心的表演,也不要再把希望放在這樣一個愛秀的政客身上。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鄭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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