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拉斯共和黨中期選舉大會進入第二天。川普、萬斯和其他共和黨官員的任務很明確，就是動員共和黨選民，讓他們在11月走進投票站。
小羅伯特·甘迺迪面對的，卻不只是共和黨人。他真正希望說服的，是中間選民、獨立選民，以及那些崇尚個人自由、對兩黨政治都保持警惕的美國人。
他的說服力，首先來自他的身份。
小羅伯特·甘迺迪是美國前總統約翰·甘迺迪的侄子，也是羅伯特·甘迺迪的兒子。1963年，他的叔叔約翰·甘迺迪遇刺身亡。五年之後，他的父親在競選總統期間同樣倒在槍聲之下。
半個多世紀前，甘迺迪家族站在民主黨的政治舞台中央，也一度代表着美國自由主義最富理想色彩的年代。如今，這個家族的後人卻出現在共和黨大會上。僅僅這一幕，已經足以讓人感到歷史的滄桑。
所以，小甘迺迪一開場就說，自己今年72歲。在此前70年裏，他從未想過，有一天會站在共和黨大會的講台上。
他為什麼會走到這裏，正是這場演講真正要回答的問題。
小甘迺迪沒有把自己的轉變簡單歸結為左與右的分歧。他講的是一個政黨的變化，也是一個出身於民主黨世家的人，在漫長歲月中親眼看到的政治變遷。
他記憶中的民主黨屬於工會、勞動者和中產階級，警惕中央集權、大企業特權和秘密情報機構，維護言論自由和《權利法案》，相信自由市場、競爭和任人唯賢，也反對非法移民。
可在他看來，今天的民主黨已經變成一個由左翼精英主導，並與大型製藥公司、科技公司、保險公司和主流媒體緊密結合的政黨。
他談到疫情期間的言論審查和政府強制，談到監管機構如何受到企業利益控制，談到民主黨對女子體育、擇優制度和個人權利的背棄，也談到黨內權力中心如何利用規則和法律訴訟，排斥那些不被他們接受的總統候選人。
他說，如果他的父親和叔叔今天回來，恐怕已經認不出這個政黨。其實，何止甘迺迪兄弟。就連克林頓回到今天的民主黨，可能也很難認出這個曾經由他領導過的黨。
1980年，里根在解釋自己為什麼離開民主黨時，曾說過一句後來廣為流傳的話。
「不是我離開了民主黨，而是民主黨離開了我。」
四十多年後，小羅伯特·甘迺迪用自己的家世和人生，把這句話重新講了一遍。
站出來批評民主黨的，不是一位普通的共和黨政治人物，而是一個參加過大多數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也曾多次在大會上發表重要演講的甘迺迪家族後人。他不是站在民主黨的對面回望這個政黨，而是從這個政黨的歷史深處一步步走出來。
這也讓他的講話具有一種其他共和黨演講者很難擁有的分量。他用自己大半生的經歷告訴美國人，那個他曾經熟悉的民主黨為什麼已經不復存在，那些曾屬於羅斯福和甘迺迪時代的政治價值，為什麼反而在共和黨內找到了新的落腳之處。
我尤其希望仍然支持民主黨的華裔選民，能夠靜下心來聽完這場演講。你未必同意他的每一個判斷，但至少應該聽一聽，一個在民主黨傳統中生活了大半輩子的人，為什麼最終走上共和黨的講台。
這是一場必聽的演講。它的意義不只在於2026年中期選舉，也不只在於為共和黨爭取多少選票。我相信，今後人們回顧這一時期美國政治的變化，還會重新談起小羅伯特·甘迺迪的這次講話。
以下是這場演講主要內容的中文整理：
我今年72歲了。在我人生前70年的任何時候，如果有人說，有一天我會站在共和黨大會上發表演講，我願意跟他賭上任何數目的錢，說這絕不可能發生。所以，今天我站在這裏，其中的諷刺意味，是怎麼也無法迴避的。
1960年，我六歲，第一次參加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此後，民主黨的大多數全國大會我都參加過，而且曾多次擔任大會的主題演講人。我是在富蘭克林·羅斯福、我叔叔約翰·甘迺迪和我父親羅伯特·甘迺迪的民主黨中長大的。那時的民主黨有堅定的原則、明確的政策，也有一種能夠鼓舞人心的美國理想。
我叔叔競選總統時提出的政綱是減稅、加強國防、反對共產主義。聽起來是不是有些熟悉？那個時代的民主黨與工會、勞動者和美國中產階級站在一起。幾乎所有警察和消防員都是民主黨人。我們這個黨曾經是《權利法案》的捍衛者，尤其堅定維護不受束縛的言論自由。它警惕中央集權，警惕大企業特權，也警惕秘密情報機構。
我的叔叔和父親都明白，自由市場與正常運轉的民主制度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他們既反對右翼的權貴資本主義，也反對左翼的社會主義。他們相信競爭，相信任人唯賢，也相信追求卓越應當成為所有美國人的共同目標。
我的父親和叔叔們都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懂得，必須把自己所反對的無休止戰爭，與保衛美國國家安全的戰爭區分開來。對於後者，他們認為美國絕不應該猶豫。我的家族在把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建設成世界一流的科學研究機構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這些機構推動美國成為國際科研領域一台永不停歇的發動機。
他們提倡強健體魄，也保護女子體育。我的叔叔泰德·甘迺迪參與制定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因為他希望確保女性——真正的女性——在大學體育項目中擁有安全而有保障的一席之地。
他們也堅定支持以色列，認為以色列是民主制度的堡壘，是新聞自由和宗教自由的燈塔，也是在一個充斥着不寬容、厭女、童婚、奴役以及種族和宗教滅絕的地區中，為同性戀者、婦女以及少數族裔和宗教群體提供庇護的地方。他們把以色列視為美國對抗伊斯蘭主義這種有害意識形態最重要的前線盟友。按照這種意識形態自己的說法，它正在對美國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發動一場生死存亡的戰爭。這種意識形態奴役、貧困化、壓迫和折磨了巴勒斯坦人民與伊朗人民，而且公開宣稱，要把同樣的事情施加在我們身上。
民主黨人曾經反對政府強制，維護個人權利。我們相信，政府應該向美國人民提供可靠的信息，然後相信人民，讓他們自己作出判斷。在我這一代，民主黨人和工會領袖還曾經為制止邊境非法移民而激烈鬥爭。
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間，我眼看着民主黨背棄了它所有的基本價值、基本原則，以及曾經定義這個政黨的全部政策。民主黨拋棄了最高標準的科學研究，卻盲目捍衛由企業資助、受議程驅動的所謂科學，而這些研究出自已經被腐敗利益控制的監管機構。
民主黨曾經是美國憲法的捍衛者，如今卻系統性地摧毀了《權利法案》。他們首先針對的，就是第一修正案。民主黨以打擊「錯誤信息」為名，審查了數百名科學家和醫生，僅僅因為這些人質疑政府關於新冠疫情的一些可疑結論和官方說法。
拜登總統宣誓就職37小時之後，就下令要求Facebook和Instagram刪除我的賬戶，目的就是阻止公眾辯論。我不是在抱怨自己受到了怎樣的對待，但這對我們的國家來說，是一件壞事。
民主黨以毫無科學依據的社交距離規定，摧毀了第一修正案的第二項保障，也就是人民和平集會的權利。他們又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第三項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他們關閉了全國所有教堂，整整一年。誰能想像這種事情竟然會在美國發生？與此同時，他們卻把酒類商店和大型連鎖商店列為「必要行業」，允許繼續營業。
民主黨還通過給予大型製藥公司責任豁免，破壞了第七修正案所保障的權利。無論這些公司多麼疏忽、多麼魯莽，無論藥品成分多麼有害，無論你受到多麼嚴重的傷害，你都不能起訴它們。
民主黨關閉了300萬家企業，既沒有正當法律程序，也沒有給予公正補償，這違反了第五修正案。他們還迫使美國人披露自己的醫療信息，只有這樣才能行使憲法權利，從而破壞了第四修正案對非法搜查和扣押的限制。
僅僅一年之內，我所屬的政黨就摧毀了美國250年來積累的憲法保障。《權利法案》中唯一沒有受到傷害的，大概只剩第二修正案了。
隨後，那個高喊「我的身體，我作主」的政黨，卻強迫公民佩戴口罩，強迫他們接受違背個人意願、具有侵入性的醫療干預。還記得「Me Too」運動嗎？當時我們被告知，必須傾聽女性、相信女性。可是後來，成千上萬認為自己的孩子受到疫苗傷害的母親，卻遭到了殘酷的噤聲。
民主黨向女子體育宣戰，實際上摧毀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民主黨公開否定任人唯賢，轉而讚美平庸。民主黨變成了精英階層的政黨，把美國普通勞動者稱為「可悲的人」。
民主黨與大型製藥公司、大型科技公司、大型農業企業、大型食品公司、大型保險公司以及主流媒體建立了深厚的利益關係。他們推行按照種族劃分美國人的政策。他們甚至取消了我叔叔推動的青少年體能測試，理由是競爭對兒童有害。
民主黨拋棄了這些原則，也拋棄了自己幾乎所有的傳統價值。最後留給美國人民的，似乎只剩下一項政策，那就是對一個人毫無節制、近乎病態而又盲目的仇恨。這個人就是唐納德·J·川普。
他們深信，僅憑仇恨川普就足以贏得選舉，於是放棄了問責，把我們的政府變成了一個能力低下、腐敗嚴重而又具有掠奪性的龐然大物。民主黨拆除了維護公共廉潔的制度屏障，為小偷和騙子打開閘門。在拜登政府執政的每一年裏，這些人每年從美國醫療監管體系中騙走高達一千億美元。
他們不知怎麼弄丟了36萬名兒童，還把我們的聯邦政府變成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兒童販運組織。簡而言之，民主黨迷失了方向。
我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無論是我的父親，還是我的叔叔，都不會認得今天的民主黨。我逐漸意識到，這已經不再是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區別，而是理智與瘋狂之間的區別，是常識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區別。
2023年4月，我宣佈競選總統，希望把民主黨重新召回它賴以立足的基本價值。但是，民主黨已經不再相信美國選民。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它甚至不再相信美國民主。他們認定自己會在投票箱前失敗，無法贏得選舉，於是推出了一套「法律戰」策略，企圖從根本上阻止一場真正的選舉發生。
他們起訴每一位膽敢挑戰喬·拜登的候選人，並試圖把我們全部趕出選票。很多人以為這種法律戰只針對唐納德·川普。川普確實是主要目標，但他們也起訴了迪恩·菲利普斯，起訴了瑪麗安娜·威廉森，起訴了康奈爾·韋斯特。
他們在38個州對唐納德·川普發起了50次訴訟，試圖把他從選票上除名。他們也在12個州起訴我，試圖把我從那些已經依法取得參選資格的選票上趕下去。
後來發生的事情幾乎有些滑稽。在我宣佈支持川普總統之後，我希望退出選舉，以免分走他的選票。結果，他們反過來起訴我，要求把我的名字繼續留在選票上。我沒有開玩笑。
在我年輕的時候，民主黨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就是投票權。我的父親和叔叔當年竭力推動這項事業，尤其是在南方各州，確保每一個美國人都有權投下一張選票。可是60年以後，同一個政黨卻動用它全部的智慧和力量，確保美國人無法投票給自己真正想選的候選人。
他們不讓我參加辯論，取消初選，修改黨內規則，確保無論我得到多少選票，我都不可能獲勝。其他參加民主黨初選的人，同樣不可能獲勝。他們甚至史無前例地取消了自己的全國代表大會。
沒有任何一名選民在初選中投票支持卡瑪拉·哈里斯，也沒有任何一名民選黨代表得到過正式徵詢。這個高喊「不要國王」的政黨，卻直接冊封了一位女王。
她是由一群秘密的黨內精英親手挑選出來的，甚至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是誰。他們只是一些掛着胸牌、坐在大會中心高處包廂里的無名之輩。沒有人看得清他們的臉，就像你們現在看不清坐在上面那些人的臉一樣。但是，真正作出決定的就是他們。他們取消了大會，舉行的不是提名，而是一場加冕典禮。
川普總統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遭到槍擊的那一天，槍擊發生不到三個小時，他就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和他見面。在隨後的一系列談話中，我意識到，過去我從主流媒體那裏聽到的關於川普總統的一切，包括我曾經相信的那些事情，全部都是謊言。全部都是。
我看到的是一個謙遜、不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他有着出眾的智慧，富有同情心和同理心，對各種問題也有百科全書般廣泛而深入的了解。我發現，他非常重視政府透明度，堅定維護言論自由，也重視整部美國憲法。
我們談到降低藥品價格，支持農民和牧場主，維護美國勞動者的利益，恢復法律與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我們談到如何終結企業對政府的不當影響，如何打破企業利益對監管機構的控制，如何恢復最高標準的科學研究，重新贏得公眾信任。我們談到如何制止欺詐、浪費和權力濫用。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們談到如何結束慢性疾病蔓延的危機，恢復美國兒童的健康。川普總統告訴我，他希望所有美國人都能吃到安全的食品。他希望遏制慢性疾病，讓我們的孩子重新健康起來。
他認為，美國在醫療方面支付的費用，是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的兩到三倍，可我們的兒童卻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不健康，這是不可接受的。美國承受着有記錄以來最沉重的慢性疾病負擔。
這些談話改變了我的競選，也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意識到，民主黨過去的許多基本價值，已經找到了一個新的家。這個新的家，就是共和黨。
為了公平起見，在同川普總統談話之後，我也試圖與卡瑪拉·哈里斯進行同樣的對話。你們覺得她願意見我嗎？她甚至接過我的電話嗎？沒有。
所以，2024年8月23日，我暫停了自己的競選活動，並宣佈支持川普總統。當天晚些時候，在亞利桑那州「美國轉折點」的集會上，我在台上與川普總統見面。
如果沒有我的朋友查理·柯克，那一刻就不可能發生。查理在促成我與川普總統走到一起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實上，在我競選的最後一年裏，他差不多用整整一年時間努力促成這件事。
今天，在他遇刺一周年之際，我無法站在這裏而不想起他。查理相信，來自不同政治傳統的人，可以因為對國家共同的熱愛而找到共同點。
在這個算法不斷把人們推向對立、製造嚴重而又具有破壞性的政治極化的時代，如果我們想挽救自己的國家，唯一的辦法，就是重新彼此交談，進行友善、真誠的對話。
查理搭起了那座橋。川普總統和我，在那一天一起走過了那座橋。我願意相信，此刻查理正在天上看着我們，看着他親手播下的種子開始生根發芽。
那天下午，川普總統和我一起站在數千名美國人面前。我們握了手，也共同向美國人民作出了一項承諾：我們要讓美國重新健康起來。
我的一些民主黨朋友告訴我，相信川普總統是一件愚蠢的事。所以今天，我要在這裏把事實講清楚。川普總統向我作出的每一項承諾，他全都履行了，沒有一個例外。我們也履行了對美國人民作出的承諾。
今天，在這屆政府執政兩年之後，美國人吃了更多真正的食物。2025年，天然、未經高度加工的食品銷售額增長了8%。美國人正在減少食用加工食品。川普總統就任以來，在連續上升40年之後，美國的肥胖率下降了7%。
還有一件最令人振奮的事：兩天前，我收到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初步數據。數據表明，我們已經扭轉了美國預期壽命連續30年下降的趨勢。
川普總統結束了九場戰爭。他恢復了政府的治理能力，恢復了公眾的信心，也重新確立了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
我由衷地感謝上帝，為我們的國家賜予了這樣一位領導人。我也感謝川普總統，讓我加入他的政府，讓我能夠參與這場正在美國發生的非凡變革。
我們將恢復美國的民主制度，也將恢復我叔叔和父親曾經信仰的那個美國——一個足以為世界樹立榜樣、受到各國尊重和效仿的國家。
我們正在讓美國重新健康起來。
現在，接力棒已經交到你們手中。我們必須選出一個由共和黨掌控的國會，才能讓這一勢頭繼續下去。
讓我們一起行動，贏得這場選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