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五年前為百年國殤寫的專稿，將分篇發佈，請評論、轉發）
西方左派捲入共產主義宣傳戰（一）
一、共產主義發動的戰爭與宣傳戰
《共產黨宣言》（又譯《共產主義宣言》），不僅是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的政治文件，更是共產主義力量對全世界有產者的一份『宣戰書』：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這場面向世界資本主義的戰爭從誕生開始就遭遇歐洲的阻擊：『宣言』的引言中說：：「一個幽靈困擾着歐洲-共產主義幽靈。舊歐洲的所有力量都已結成聖盟，以驅除這一幽靈。」
法西斯的戰爭是種族識別，它由此導致了種族大屠殺與國家間的世界大戰，共產主義的戰爭是財富識別，依據財富劃分階級，階級仇恨與種族仇恨一樣，同樣製造了世界性的戰爭與階級大屠殺，由於種族屠殺發生在西方世界，所以被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共同狙擊，而階級屠殺與政治屠殺發生在東方，西方左翼媒體人不僅選擇性無視，反而對共產主義實驗區蘇維埃政權大加讚賞，並由此影響到西方主流社會，甚至影響到白宮的決策。
共產主義從它從誕生那一天起，最擅長利用的就是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既借鑑了宗教的傳播模式，又像商業廣告一樣蠱惑人心，構想了天國一般的共產主義藍圖、對貧苦人民無限同情，共產主義政黨組織具有極強的組織性紀律性與恐怖主義軍事性，一旦加入無法退出，宣誓永不叛黨，並願意獻出生命。
共產國際、共產黨組織極其重視媒體宣傳，以影響社會特別是年青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傳工作」的概念，並要求成員要「具有革命毅力並努力進行宣傳工作」。『章程』中印發傳單的費用僅次於組織費用，傳單的社會宣傳提到非常重要的高度。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經常使用「黨的陣地」、「黨的喉舌」、「政治中心」、「輿論工具」等來表達媒體的性質與功能。統一戰線、武裝鬥爭與黨的領導是中共的三大法寶，媒體既是中共的統戰工具，又是中共的宣傳武器，還體現中共的黨的意識形態。
1920年5月，蘇俄代表維經斯基攜帶着李大釗的介紹信，赴上海會見陳獨秀。由共產國際提供經濟資助，在上海展開建黨大業。1920年9月第8卷開始的《新青年》，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8月，在蘇俄資助下《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付梓出版。而《新青年》成為共產黨機關刊物，是共運大外宣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收購：最有影響力的媒體，最有影響力的新文化運動人物，均被蘇聯收入囊中，這次收購意味着，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精英的大腦與思想全部被蘇聯影響與控制，無數中國人將加盟到共產主義事業中，成為共產主義一黨教的信徒，他們願意付出生命與熱血，書寫共產主義讚美詩，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國而奉獻青春與生命。
共產主義的『真理』是宣傳出來的，從資本論到共產黨宣言，從唯物主義到辯證主義，共產主義形成了一套特有的邏輯與倫理，對社會與歷史、對政治與經濟進行了革命性的批判，它吻合了一代年輕人求公平正義、改變社會的心理。
由於共產主義向資本主義世界發動的戰爭是基於意識形態，所以意識形態的宣傳洗腦、改變人們的認知，是其戰爭啟動的重要一環，或者說是其前提與基礎，在這個意義上說，西方左翼媒體人對共產主義的宣傳、對中國共產黨策劃的工農運動與紅軍的宣傳是中共大外宣戰爭的重要內容，左翼媒體人因此是西方世界進入中國的共產主義宣傳戰士。
《西方左派捲入共產主義宣傳戰》（二）
美國引導世界、蘇聯殖民中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嚴格意義上是西方的世界大戰，而另一場國際大戰已然開啟，共產主義在俄國獲得歷史性勝利，新的蘇聯共產革命的戰火將以特殊的形態向中國輸出。一戰結束後，美國開始引導世界，而蘇聯開始引導並決定性的影響着中國命運。
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歷史改由蘇聯主導，蘇聯不僅主導中國意識形態，還將主導中國政治，因為，1919年五月五日，西方國家因對華保持中立而開始武器禁運。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蘇聯既向中國傳播意識形態的武器，還將向中國革命力量輸送物質武器。
1840-1900年大清中國與西方列強的東西方國際性戰爭，打出了一個新中國：中華民主共和國北洋政府，而1920年代之後，中國又開始一場國際性戰爭，中華民國政府與共產國際的戰爭，同時與日本軍國主義之間的戰爭，而這場戰爭最終的結局，是蘇聯支持在中國的政治代理人獲得了勝利，中華民國失去大陸，美國失去中國，東亞歷史甚至東亞文明被改寫。一戰後的西方列國對華保持政治中立，但這卻造成了兩大嚴重的惡果：蘇聯支持北方的馮玉祥與南方的國民革命軍聯合中國共產黨，以充足的經費與武器，對親西方的北洋力量進行北伐，直接導致北洋民國潰敗，中華和平的憲政共和夢想破滅，蘇聯支持的國民革命與共產革命成為既成現實，後續的國民革命與共產革命戰爭、日本與俄國在中國的代理人之間的戰爭，使中國形成三國格局。蘇聯不僅要消滅異已的北洋政權，還要報復1904-05年日俄戰爭的仇恨，並致力於將西方力量驅逐出中國，使中華成為蘇維埃的中華衛星國，成為世界無產階級聯盟的成員國。五四之後，一系列的愛國主義反帝反封建運動在全中國展開，每一項本可以通過法律與協調可以解決的問題，都被製造成流血事件，然後引發全國性的政治抗議，其目標均指向日本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組織的背後是蘇聯與共產國際領導人的直接指導與驅使。
蘇聯不僅有着強大的『計劃經濟』，還有着強大的『計劃政治』。而大外宣是其政治擴張計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利用李大釗、陳獨秀還有後來的宋慶齡，是利用中國人來宣傳馬克思主義與共產國際，進一步的則利用西方左翼力量加盟到大外宣中，使其向西方世界宣傳，並出口轉內銷，影響本國的政治與意識形態。
當中國的工人被共產黨力量運動起來之時，需要一隻金喇叭向全世界廣播，斯特朗與史沫特萊等人，就是共產國際向中國革命輸送的金喇叭，她們被賦予了特殊的使命。依據馬克思主義原理，共產主義運動應該在城市開始，工人階級是先進的無產階級，通過工人運動佔領城市奪取政權，利用任何一次勞資衝突，都可以製造成血案，然後升級為學生與工人運動，1925年（民國14年）2月上海日商與工人發生衝突，經上海總商會調解基本解決，後續的工人維權抗議也是正當合理，中共黨員身份的工人顧正紅卻通過暴力衝突導致了流血事件，學生示威在英國租界區發生衝突，引發槍擊造成死傷數十人的五卅慘案。
有多少人意識到，這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發動的一場分裂社會的戰爭？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挑起戰爭，它必須越過邊境，而共產國際製造的戰爭，以維護工人權益的名義，不用越過傳統的邊境，也沒有製造種族仇殺，而是製造階級衝突，同時，將階級衝突、流血事件與衝突與資本主義國家捆綁在一起，日本與西方資本主義成為被攻擊的目標，並使仇恨最大化傳播，激發更多的人捲入衝突與鬥爭。
『五卅運動』延燒到廣東與香港，又引發省港大罷工與沙基慘案。香港經濟受經濟封鎖影響出現蕭條。中共策劃的社會運動目標非常明確，一是日資企業，二是英國租界，以此激發整個社會反日與反西方的浪潮，收回租界、反基督教和反帝國主義勢力的運動在全國激烈展開。
這是一場看不見硝煙的世界性戰爭，是共產主義世界向資本主義世界發動的戰爭。政治運動作為一種戰爭形態，被共產黨人充分利用，從五卅血案到省港大罷工，成功測試了西方列強的政治底線，即便發現了蘇聯的支持與動員，也保持了克制與中立，使得蘇聯進一步聯合國共兩黨北伐推翻合法的民國政府，沒有後顧憂的進行。
共產國際與蘇聯在中國開啟的是一場多維度的戰爭，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西方世界的戰爭進入的是海陸空三維配合，而蘇聯在中國啟動的戰爭，先是宣傳與認知戰爭，搶佔媒體平台，搶佔道德高地，以底層貧苦大眾利益為旨歸，底層共產黨人不惜生命的代價來維護所謂的工農權益，不惜破壞社會秩序與城市經濟，以激發整個社會對資本主義與統治當局、對日本、對整個西方世界的仇恨。西方國家保持了中立，但西方左翼卻加盟到共產國際陣營，他們成為共產國際在中國進行的隱性戰爭的最有力的宣傳武器。
1925年史沫特萊來到中國，『正面報道』了這場慘烈的工人運動，並做了相關的社會調查，更多的美國或西方左翼人士隨之進入中國，共運史上『偉大』的時刻，大外宣開始登場中國，另一個標誌性的人物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蘇聯開始動用西方左翼人士作為自已媒體人，到中國進行實地採訪與觀察，以考察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革命實踐。著名傳記作家陶涵在其《蔣介石與現代中國》一書中說到西方世界對共產黨統治區的認知匱乏，以及西左親共作家們對國統區的描寫：『《西行漫記》是本重要、迷人的書，但基本上它是對毛澤東毫無批評的一本傳記，也是以毛澤東及其同僚的角度寫成的中國共產黨黨史、國共鬥爭史。
近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美國與法西斯主義的生死鬥，以及蘇聯英勇抗德，全都助長時代精神，使得具有理想主義的美國人傾向於相信鼓吹沒有剝削或貧窮的人人平等運動之主張。』1*1*（《蔣介石與現代中國》P190）斯特朗與後來進入中國的左翼美國記者斯諾、史沫特萊，在中文世界的影響力遠超過華盛頓、林肯與馬丁路德金，中國曾專門成立「中國三S研究會」（後改名為「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他們的名字首字母均為S，所以被合稱『『3S』，其中兩位死後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享有崇高的禮遇，相當於日本的靖國神社，中國原郵電部於1985年6月25日發行一套《中國人民之友》紀念郵票3枚，其中第二枚20分的郵票圖案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國家英雄一樣得到特殊宣傳。
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他們不是獨立的媒體人，而是親共的紅色宣傳戰士，他們不僅是公開的支持中共軍隊與政策，還參與了隱秘戰線工作，配合間諜情報，替中共充當信使，既穿梭於國共之間，遊刃於戰爭前線與民間社會，還能將報道傳播到西方世界，甚至能影響白宮，成為影響白宮決策的紅色媒體人。
中國共產黨的特色性在於，利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親情感，創造了革命大家庭的氣氛，當國際共運分子或左翼進入中國之後能夠感受到中共統戰勢力給予他們的『親情』對待，這種對同志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秋風掃落葉般的無情，在早期中共統戰工作中發揮巨大的力量，無論是進入延安的西方左翼進步青年，還是在重慶從事外交與軍事工作的美國人，不知不覺陷入中共的統戰陷阱，成為中共統一戰線俘虜而不自知。二戰結束時，一部分人醒悟，而另外一部分人仍然執着於自已的理念，共產主義信仰已深入到靈魂深處。
史沫特萊、斯諾與斯特朗都出身社會底層，青少年時代辛苦勞作或參與到社會弱勢群體的維權工作中，對傳統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社會不公不義，感受深刻，所以有一顆強烈改變社會的正義之心，有為理想社會而奮鬥的情懷，少年初心深刻地影響着政治情感與思想，影響着一生的命運。
從國別看，他們是美國人，崇尚自由平等正義的國族背景，從立場觀念上看，他們是一道紅色風景，他們利用了美國的公民身份與記者身份，甚至擁有國際慈善公益身份，掩蓋了他們宣傳並參與的紅色血腥戰爭。
他們由此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與中共的成功一樣，他們作為來自美國的媒體人，中國人民用血寫的現實，被他們偽飾成墨寫的謊言。由於他們深度捲入到中共的宣傳戰之中，不知道自已已然是參與政治的戰爭行為，將自已的理想與生命與中共的事業融為一體。
無論有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實質上或精神上完全是虔誠的中共黨員，共產主義的紅色宣傳戰士。他們死後能夠葬於中共的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或北大校園，說明他們在中共體系內受到至高的尊崇，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在整體紅色宣傳過程中，都享有了美國國家的身份保護，而當戰爭結束時，他們成為追責的對象，但卻逃脫了應有的法律懲罰。無數共產主義受難者，有他們一份孽債，共產主義恥辱柱上，也會銘刻他們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