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馬史詩《奧德賽》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Lumi liu/The Epoch Times）
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顯而易見，現代教育在回答次要問題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學生需要哪些技能？他們應該掌握哪些信息？如何衡量他們的表現？圍繞標準化考試構建的課程體系可以告訴我們，學生是否會解二次方程，或能否寫出主題句。但它卻很少能說明學生應該熱愛什麼，或者什麼樣的生活才值得過。
古代世界始於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教育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
希臘語「paideia」派地亞，即教養，是古典希臘和希臘化（希臘──羅馬世界）文化的教育和培訓體系，包括體操、文法、修辭、音樂、數學、地理、自然歷史、哲學等科目，描述了這項更宏大的任務：通過智力、道德、審美和公民教育來塑造人格。古希臘教育的核心並非教科書或技術手冊，而是一位詩人：荷馬（Homer，約前9世紀～前8世紀）。
這應該讓我們重新思考故事的作用。
課堂可以告訴學生勇氣是美德，史詩可以讓他們敬佩勇氣。教師可以闡釋忠誠的定義，而荷馬則讓我們與佩涅洛佩（Penelope，古希臘神話中的女性人物，也是英雄奧德修斯/Odysseus的妻子）一同等待二十年。哲學家可以解釋放縱慾望的危險，而荷馬史詩《奧德賽》（Odyssey）則展現了奧德修斯的同伴明知後果卻依然屠殺太陽神赫利俄斯（Helios）的牛群。教誨啟迪智慧，而史詩則滋養慈悲。
這就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公元前428年～公元前347年）稱荷馬為希臘教育家的原因。希臘的孩子們通過《伊利亞特》（Iliad）和《奧德賽》等荷馬史詩接觸到語言、宗教、榮譽、勇氣、好客、家庭和公民責任等。荷馬史詩展現了人類的各種可能性。半神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特洛伊戰爭英雄赫克托耳（Hector）、國王奧德修斯（Odysseus）、王后佩涅洛佩、王子忒勒馬科斯（Telemachus）以及求婚者們，讓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思考，究竟什麼樣的人生才值得敬仰。
柏拉圖的警告
這種非凡的塑造力量令柏拉圖感到困擾。
在《理想國》（The Republic，約前390年）中，柏拉圖挑戰詩人，正是因為詩歌能在哲學理性尚未駕馭靈魂之前塑造靈魂。詩歌是模仿，是擬態，它會使聽眾將表象誤認為現實。更糟糕的是，它能觸動情感。在理性尚未判斷這些反應是否恰當之前，我們就能學會對悲傷、憤怒、欲望和不公等產生共鳴。
柏拉圖的反對意見頗具啟發性：如果故事塑造了我們的慈悲，那麼我們最好謹慎選擇講述的故事。在這個藝術淪為娛樂的時代，我們更應該認真對待他的擔憂。
荷馬也是一位能將阿喀琉斯的憤怒描繪得如此扣人心弦的詩人，他細細品味戰爭的輝煌，讓求婚者們對宴飲和求愛的渴望，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顯得如同自然的生命力一般。一個故事，如果能教會讀者敬佩勇氣，同樣也能教會讀者敬佩支配，只要對支配的描述足夠吸引人。柏拉圖的擔憂並非詩歌無法打動我們，而是詩歌在我們尚未具備判斷自身是否應該被打動的能力之前，就已深深地觸動了我們。
柏拉圖的學生、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年～前322年）也認同詩歌的力量，但不同意柏拉圖的結論。在《詩學》（The Poetics，約前335年）中，他認為模仿是人類的天性，也是學習的基礎。更重要的是，詩歌能夠揭示普遍規律。歷史告訴我們某個人實際做了什麼；而詩歌則揭示某種類型的人根據概率或必然性可能做出的行為。因此，詩人與哲學家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探討相同的現實。
這並非否定柏拉圖的擔憂，而是加劇了這種擔憂。如果詩歌能夠塑造雙向的愛情，那麼閱讀荷馬史詩的理由就不能僅僅建立在故事具有塑造性這個論斷之上。理由還必須建立在另一個論斷之上：《奧德賽》若能被正確解讀，它揭示的就是混亂的愛情，而非僅僅是對愛情的模式化呈現。
奧德修斯的偽裝是為了掩飾和辨別。我們並不讚賞奧德修斯的同伴們吃掉太陽神赫利俄斯的牛群；詩歌展現了隨之而來的災難。求婚者們並非被塑造成盡情享樂的典範；他們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荷馬的詩歌之所以能經受住柏拉圖的挑戰，並非因為他的詩歌本身安全無害，而是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將混亂描繪成混亂的本來面目，而不是將其美化為榮耀。這仍然取決於人們對他的文本的解讀和教學能力，並非他的故事形式本身所固有的保證。
《奧德賽》至今仍然具有教育意義，因為我們不僅僅是在了解一位希臘國王的遭遇。我們從中還能看到人類存在的永恆模式：誘惑、苦難、忠誠、驕傲、好客、父愛、婚姻、死亡、認知和歸家等。
從教養到人文
羅馬繼承了希臘的教育傳統，並將其轉化為人文主義的理想，尤其與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Cicero，前106年～前43年）密切相關。人文主義融合了希臘的教育理念——通過文學、哲學、修辭學和博雅教育進行修養——但又將教育與慈善理念結合起來：即人道的行為、慷慨和對他人的關懷。
這種聯繫至關重要。受過教育的人並非僅僅是知識淵博的人。學習旨在塑造特定類型的人。基督教繼承了這個古典傳統，並對其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古典世界確立了四項基本美德：審慎（prudence）、正義（justice）、勇氣（courage）和節制（temperance）。基督教並沒有摒棄這些原則，而是將它們融入對人類終極目標的全新理解之中。人類的自然美德如今指向了信仰（faith）、希望（hope）和慈悲（charity）這三大神學美德——這些美德的最終目標是耶穌基督所啟示的神。
因此，勇氣不再僅僅意味着英勇無畏或蔑視死亡，它還可以意味着殉道、忍耐、寬恕和自我犧牲等。正義不再局限於給予同胞應得之物；基督愛鄰舍的誡命甚至延伸至陌生人和敵人。節制不再僅僅是克制欲望，欲望本身也需要重新調整。審慎不再僅僅是成功的實際考量，而是指向人類最終福祉的智慧。
奧古斯丁與愛的教育
古羅馬神學家奧古斯丁（Augustine，354年～430年）通過「愛的秩序」（ordo amoris，拉丁語，相當於英語中的the order of love），賦予了這種綜合理論最強有力的表述之一。
在奧古斯丁看來，道德問題並非僅僅在於人類渴望邪惡之物。我們常常渴望真正的善——快樂、知識、榮譽、財富、友誼、家庭——但我們對它們的愛卻不成比例，或者將次要的善置於更重要的善之上。因此，美德要求愛的秩序井然。
這為我們追溯到荷馬史詩提供了一條絕妙的橋樑。奧德修斯在他的旅程中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塞壬女妖（Sirens）許諾知識和榮耀；海之女神卡呂普索（Calypso）許諾享樂和永生；他的同伴渴望食物；求婚者渴望財富、權力以及佩涅洛佩。這些事物本身並非邪惡。問題的根源在於人們對它們的渴望缺乏適度，或者脫離了它們應有的關係。
奧古斯丁將荷馬的洞見普遍化。教育不僅要教導如何思考，更要教導如何去愛。神學美德為這種愛指明了最終方向：信仰指明至高無上的實在，希望引導欲望走向最終的實現，而仁愛則將一切次要的愛都歸於上帝和鄰人。
道德想像力
這就是文學對教育的貢獻：塑造道德想像力。故事讓我們在親身經歷之前就能體會到各種後果。我們看到帕里斯（Paris）選擇了阿芙洛狄忒（Aphrodite）而不是雅典娜（Athena）。我們看到奧德修斯放棄了與卡呂普索永生的機會，選擇與佩涅洛佩共度凡人之生。
文學使道德秩序顯現——前提是讀者被教導要將混亂視為混亂本身，而不是將其誤認為魅力。這種限定並非偶然。它區分了兩種荷馬史詩：一種是作為塑造美德手段的荷馬史詩，另一種則是傳奇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Christopher Nolan）執導的電影《奧德賽》（The Odyssey，2026）中呈現的、將荷馬描繪成暴力娛樂和混亂罪惡的荷馬史詩，也正是因為如此，教授這些文本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場所。
當代教育失去了什麼？
這暴露了當代教育的核心缺陷。學校和大學通過諸如「可衡量的成果」（measurable outcomes）之類的膚淺能力指標來證明自身的合理性：讀寫能力、計算能力、技術能力、證書、就業能力和經濟生產力等。但即使是能力本身也無法告訴我們能力的意義所在。
我們可以教學生基因工程，卻不去探討何時應該使用它；我們可以教學生如何進行說服性溝通，卻不去追問他們所倡導的理念是否正確；我們可以教學生人工智能，卻不去探究人類智能的用途。我們的文明在不斷增強自身能力的同時，卻也在破壞人文學科——而人文學科本應是這些能力所指向的目標。這就是技能與智慧之間的區別。
荷馬史詩至今仍應被納入博雅教育的範疇，因為他提出的問題，即使科技進步也無法使其過時。我在本系列文章中也探討過這些問題：我們應該愛什麼？父母對子女負有什麼責任，子女對父母又負有什麼責任？是什麼讓婚姻忠貞？主人對陌生人負有什麼責任？何時必須克制欲望？什麼是榮譽？正義與復仇的區別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死亡？回家意味着什麼？
教養與我們的人工智能時代
教育的未來將擁有荷馬當年無法想像的技術。人工智能幾乎可以瞬間提供信息、翻譯、解釋和技術能力等。這使得循序漸進的教育之路更加必要，而非不那麼必要。
設想一位學生在人工智能系統的幫助下學習寫作，該系統可以根據需要起草、修改和潤色文章。純粹的技能型教育可以教會這位學生如何有效地引導系統，如何評估其輸出的準確性，以及如何將其融入工作流程。然而，所有這些都無需探究寫作的目的——學生使用該工具是為了更清晰地思考，還是為了逃避思考；文章是為了表達真理，還是僅僅為了說服他人。而且，它也從未考慮過，使用人工智能的便捷性究竟是在提升還是削弱學生自身的判斷力。
「愛的秩序」理念恰好填補了缺失的問題：不是「我能做到嗎？」而是「我愛上的是什麼？這種愛的秩序是否正確？」讀過《奧德賽》的學生能夠抵制塞壬女妖們提供的毫不費力、包羅萬象的知識誘惑，也更有能力抵制提供類似知識的工具。
基因工程、人工智能說服力以及其它類似技術亦是如此。每項技術能力都可以在一個學期內傳授；但探究這種能力的用途，才是文學和道德修養旨在培養的，而這需要數年而非數周的時間。
課程體系猶如一條賽道。它並非僅僅為學位劃上句號，而是要貫穿人的一生。人性並未改變，古希臘的教師制度依然是健全的人文課程體系的基石。
荷馬史詩應該納入每個人的課程：像這樣的文學作品應該在技術和職業培訓之前——而不是之後——進行教授；它不應該被當作人文專業學生的文化裝飾，而應該成為學生在完全掌握技能之前練習思考其用途的場所；它應該保留其原有的艱澀之處進行教授，而不是被簡化成簡單的道德教訓。任何聲稱能讓學生為人工智能時代做好準備的教育，如果其畢業生只是能力更強了，但辨別力卻沒有提高，那麼它就在某些關鍵方面失敗了。
儘管機器越來越能告訴我們如何做事，但人文教育仍然必須教會我們追問為什麼。隨着信息爆炸，智慧的價值也愈發凸顯。
博雅教育的宗旨始終在於培養能夠肯定真理、熱愛良善、欣賞美的人。正因如此，在荷馬首次吟唱那部講述一位漂泊國王尋找歸途的史詩《奧德賽》近三千年後，這部史詩依然是當代年輕人應有的教育的核心。
作者簡介：
斯科特·馬森（Scott Masson）是加拿大廷代爾大學（Tyndale University）英國文學副教授。訪問他的播客節目平台「今日教養」（Paideia Today），即可免費獲取《荷馬史詩奧德賽視覺指南》（Visual Guide to Homer’s Odyssey）。您也可以在Substack和YouTube等平台上關注他。
原文：Homer’s Odyssey and the Future of Educati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