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農業銀行A股和H股上市，融資221億美元，是朱雲來的巔峰項目。那一年，中金僅投資銀行部門收入就超過5億美元。
這些數據說明，中金的競爭優勢不是網點多，也不是普通投資者多。它最大的優勢，是能拿到最大的國企上市項目。
把時間對起來，因果關係已經很清楚：國企上市潮越大，中金收入越高；中金收入越高，管理層分到的錢越多。朱雲來的天價收入，不是從海外客戶自由競爭中掙來的，主要來自中國國企的改制、上市和交易服務。
國企的資產是誰的？官方說屬於全民。國企上市是誰批准的？是黨和政府。承銷機構由國企管理層選擇，上市能否推進，則掌握在監管體系手中。最後，服務這些項目的中金管理層拿走國際投行式的薪酬，而其中收入最高的人，是主管這場改革的朱鎔基的兒子朱雲來。
這就是中共權貴資本主義最成熟的形態。它不需要把國企股份直接送給高官子女，也不需要在辦公室里交付現金。只需要把子女放在國家資產流動的關鍵位置，再宣佈他們領取的是「市場化薪酬」。
更有意思的是，中金後來失去大批國企上市項目，業績很快下降。2011年至2013年，中金淨利潤分別只有約1.3億元、3億元和3.7億元，行業排名跌到第45、第27和第33。國企上市潮過去，中金的「貴族」光環也迅速褪色。
這再次證明，中金最值錢的資產不是辦公室里那些金融模型，而是它在國家權力體系里的位置。朱雲來當然會做項目，但給他創造1.29億元收入的，不只是一份500頁的報告，更是別人進不去的關係和入口。
第六章：拿到20%還嫌少
高薪只是中金管理層得到的第一層利益。第二層，是沒有出現在正式股東名冊里的影子股。
2009年，《華爾街日報》記者看到了一份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份時使用的機密文件。文件顯示，2004年至2006年，中金向管理層和員工授予了相當於公司20%股權的影子股票。
所謂影子股，不是真正登記在工商資料里的普通股份。持有人沒有投票權，也沒有董事會席位，但可以像股東一樣分紅。中金部分員工用自己的年終獎金認購，然後分享公司利潤。公司原本設想，等中金上市時，再把這些影子股轉成正式股份，讓員工分享公司上市後的升值。
這20%的經濟權益從哪裏來？它不會憑空出現。管理層多拿，原有股東的經濟利益就會被稀釋。摩根士丹利名義上仍持有34.3%的股份，但計算影子股以後，它的實際經濟權益降到27.4%。
當時摩根士丹利這部分權益估值超過10億美元。也就是說，一項沒有在普通股東名冊中出現的內部激勵計劃，已經可以改變數億美元利益的歸屬。
朱雲來個人持有多少影子股，公開資料始終沒有披露。但《金融時報》把兩件事放在同一段寫得很清楚：中方管理層已經積累約20%的經濟權益；朱雲來2007年收入1700萬美元。
到了曼谷董事會，中金管理層不是準備收手，而是要求更多。朱雲來認為20%太低，管理層持有一半才符合行業慣例。丁瑋則質問股東為公司做過什麼。
這裏必須把「血汗」兩個字拆開看。中金員工當然付出了勞動。但這家公司最核心的客戶，是由政府決定改制上市的國企；最大股東長期是國有金融機構；它能在成立之初獲得特殊政策和市場地位，也來自國家權力。管理層可以要求獎金，卻不能把國有平台和政治資源說成自己創造的私產。
影子股還影響了中金上市。一些知情人告訴《華爾街日報》，管理層擔心上市後高級員工薪酬必須公開，重大決策還要接受小股東監督。至少一家潛在買家因為管理層不願上市而退出。
上市意味着兩件事：賬要公開，權力要受約束。對拿着高薪和影子股的管理層來說，這兩件事都不舒服。
2014年10月，朱雲來辭去中金總裁及管理委員會主席。幾個月內，中金清退影子股，隨後啟動香港上市。2015年的正式招股書，只用一句非常克制的話承認：集團曾經為「部分合資格高級員工」設置激勵計劃，該計劃已於2014年終止。
招股書沒有列出持有人，沒有說明朱雲來持有多少，也沒有公佈清退金額。曾經相當於公司20%經濟權益的計劃，到了661頁的上市文件里，只剩下一句話。
同一份招股書還披露，2014年中金收入最高的五個人，全年報酬加在一起約7030萬元。這個數字甚至只有朱雲來2007年個人收入的54%。七年之後，公司五名最高薪人士合計，仍然只相當於朱雲來當年一個人的一半。朱雲來的1.29億元不是「中金高管普遍都這麼拿」，而是高峰時期最頂端的特殊分配。
這不是一項普通福利，而是一段被上市程序處理掉的利益歷史。朱雲來離開，影子股終止，中金上市，三個動作緊緊連在一起。中金終於向公眾開放賬本之前，最敏感的那一頁已經先被翻過去了。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總裁兼行政總裁朱雲來。 Tyrone Siu/Reuters
第七章：摩根士丹利也賺了
講到這裏，不能把摩根士丹利寫成一個被中國管理層欺負的無辜受害者。
摩根士丹利進入中金，是為了獲得中國市場。當時外國投行很難直接開展人民幣證券業務，中金給了它一個特殊入口。作為交換，摩根士丹利提供國際投行的制度、技術、人才和品牌，幫助中國國企進入海外資本市場。
中金成立初期，摩根士丹利派出多任高管，但前五任總裁平均任期不到兩年。中方團隊逐步掌握客戶和實際經營。到2000年前後，摩根士丹利已經基本退出日常管理，變成財務投資者；2002年朱雲來掌權，中金的控制權完全轉向中方。
摩根士丹利對此不滿，卻沒有離開。原因很簡單：中金能掙錢。外國資本發現自己控制不了這家公司，但只要大型國企繼續上市，它仍然可以分享利潤和股權升值。
1995年，摩根士丹利為中金股份投入約3700萬美元。2010年，它把34.3%的股份賣給TPG、KKR、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和大東方人壽，交易價格超過10億美元。摩根士丹利隨後宣佈，僅這次出售就確認約7億美元稅前收益。
投入3700萬美元，十五年後退出時獲得超過10億美元交易價值。這不是一筆失敗投資。
所以，中金迷局不是中國權貴單方面搶走華爾街的錢，而是雙方從一開始就在交換各自最值錢的東西。摩根士丹利提供資本市場工具，中國權力體系提供國企項目和監管准入。外國投行幫助建立一套把國有資產變成證券的機器，權貴家庭則逐步掌握機器。最後雙方爭吵，是因為每個人都想分得更多。
這種合作對普通中國人意味着什麼？一邊是國企職工在改革中下崗，國有資產被拆分、重組、上市；另一邊是幫助國企上市的投行高管按華爾街標準領取獎金。改革的成本由社會承擔，最肥厚的金融收益卻集中在少數機構和權力家庭手中。
摩根士丹利不關心朱雲來是誰的兒子，只要這種關係能帶來項目。中金管理層也不反對外國資本，只要華爾街的薪酬制度和估值方法能抬高自己的身價。雙方語言不同，利益卻完全相通。
這也是為什麼只罵摩根士丹利，或者只罵朱雲來，都解釋不了中金。真正需要批判的是一套合作結構：國家權力決定誰擁有機會，外國資本給機會標價，權貴子女坐在中間，把政治優勢變成看似合法的商業收入。
第八章：朱雲來不是朱家的孤例
如果朱家只有朱雲來一個人進入金融行業，還可以把它解釋成個人職業選擇。把妹妹和妹夫的履歷放在一起看，這種解釋就站不住了。
朱鎔基的女兒朱燕來，讀的是哲學和社會學。她在中國人民大學取得哲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又在加拿大取得社會學碩士學位，曾做過大學講師和訪問學者，也在加拿大皇家銀行等外資機構工作。
1997年，她進入中國銀行。此後，她的職業道路同樣迅速轉入國有金融核心平台。她先後擔任中國銀行加拿大分行業務發展主管、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助理總經理。2001年中銀香港重組完成後，她出任發展規劃部總經理；2010年升任助理總裁；2013年升任副總裁。
她負責的不是邊緣業務，而是集團戰略、總裁辦公室和人民幣業務。那正是人民幣國際化和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快速擴張的時期。
朱燕來的丈夫梁青，則進入中國五礦在香港的資本平台。上市公司年報顯示，2002年6月起，他擔任江西銅業執行董事；到2007年，他同時擔任中國五礦集團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後來又擔任副董事長。
五礦香港不是一家普通貿易公司。它是中央直屬國企中國五礦的海外資本管理和運作平台，負責海外融資、企業持股、資金管理、資本運營和礦產資源投資。今天這個平台控制的資產規模以千億元計算。
梁青這條線的重點，不是一宗孤立的收購，而是他所在的平台。五礦香港連接中央國企、香港資本市場和海外礦產資源；江西銅業則是中國最大的銅業上市公司之一。朱家的女婿同時站在這兩個位置上，說明朱家的家庭利益並沒有停在銀行和投行，而是延伸到了國有資源和海外資本運作。
於是，朱鎔基的三名家庭成員分別站在三個位置：兒子掌管國企上市的重要投行，女兒進入國有銀行並主管人民幣業務，女婿掌管中央國企的香港資本和資源平台。
三個人都可以有學歷、有能力、有工作經驗。可一個政治家庭的成員，連續進入與父親經濟權力直接相連的國家平台，而且都進入管理層，這就不是一句「孩子有本事」能夠解釋的。
2012年，《紐約時報》集中報道中國「太子黨」怎樣利用家庭關係獲得財富。報道指出，中國的政治和商業已經緊密結合，形成一整套裙帶資本主義生態；任何金融改革，只要觸及既得利益，就可能碰到領導人子女的生意。文章點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朱鎔基家族和朱雲來掌管的中金。
2016年，中文博主編程隨想把多年收集的資料製作成《太子黨關係網絡》，最初就包括700多人、130多個家族。那張密密麻麻的圖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不是哪一個人特別貪，而是幾乎每個最高領導人家庭都能找到自己的國企、金融、地產或海外資本位置。
朱家不是這套制度的例外，而是其中最體面的樣板。家人沒有公開經營賭場，沒有留下裝滿現金的房間，也沒有哪一個人因貪污被判刑。他們只是進入最好的國家平台，領取最高等級的報酬，再由官方媒體講述他們如何樸素、勤奮和專業。
權力完成了分配，市場負責發錢，宣傳再負責洗掉權力痕跡。到了最後，每一筆錢都可以被稱為工資，每一次升遷都可以被稱為能力。
第九章：四千萬稿費
朱鎔基退休後出版了多部講話和答問集。書賣得很好，累計版稅接近4000萬元。他把這些錢全部捐給實事助學基金會，一分錢沒有留下。
這件事當然值得肯定。4000萬元是真金白銀，幫助貧困學生也是真實的善舉。但如果用這筆捐款證明朱鎔基家族與財富沒有關係，那就正好說反了。
朱雲來2007年一年的收入是1億2926.8萬元，相當於朱鎔基全部版稅捐款的3.23倍。父親把多年寫書所得全部捐掉，兒子只用不到四個月的收入就能補回來。
一句尖銳但準確的話是：怪不得朱鎔基可以把稿費一分不留，因為朱家根本不差這筆錢。
這也讓人想到習近平。中國官媒不斷公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著作的發行量，第一卷出版不到一年便宣佈發行超過520萬冊，後來多卷本和各種選集、文集不斷出版。如此龐大的發行量究竟產生了多少版稅，是否進入個人賬戶，官方從未公佈。
這些書大多由講話和文件匯編而成，編輯、翻譯、宣傳和大批採購都由國家機構推動。2020年疫情期間，新華社說習近平「帶頭捐款」，卻連捐了多少錢都不公佈。朱鎔基至少公開了稿費和捐款去向；習近平連版稅收入和捐款金額都藏在黑箱裏。
兩個人共同的問題是：領導人的政治影響力製造了圖書銷量，家族又擁有普通人無法接近的財富和平台。中國公眾只能看到宣傳出來的善舉，卻無權查看領導人及家屬的完整財產。
捐出4000萬元，也不能回答兒子為什麼能在國有控股的中金一年收入1.29億元。
第十章：一百口棺材
朱鎔基最著名的反腐講話，是「準備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給貪官，一口留給自己」。2000年記者會上，他又說：「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
這兩句話共同塑造了朱鎔基的政治形象。很多中國人相信，他脾氣大、手段硬、敢得罪人，至少自己不貪錢。即使不喜歡他的國企改革，也願意承認他是一個清官。
問題在於，用「他本人有沒有收錢」評價一個掌握最高經濟權力的人，標準太低了。
對普通官員來說，腐敗可能是收紅包、拿回扣、買官賣官。到了最高權力家庭，根本不需要這樣做。父親決定政策和人事，門生建立機構，子女進入機構，機構獲得國家項目，子女再領取高薪、獎金和股權。整個過程不需要出現一隻裝現金的皮箱。
這條利益鏈上，父親的政治權力、王岐山的人事安排、國企的上市決定、中金的項目收入和朱雲來的個人報酬，一環接着一環。
因此，本期節目可以明確下判斷：朱鎔基也許維持了個人不直接收受賄款的形象，但他沒有阻止家人佔據與自己權力高度相關的獲利位置。利用公共權力為家族安排機會，讓子女把政治關係兌換成高薪和股權，同樣是腐敗，而且是更高級、更難追查的腐敗。
一百口棺材可以嚇住收現金的官員，卻管不住穿西裝、拿獎金、擁有影子股的權貴子女。因為後一種人不認為自己在腐敗。他們認為自己只是在市場中獲得了應有的報酬。
結尾
朱鎔基去世後，官方訃告記錄了他的改革、政績和黨內評價。很多普通人也會懷念那個敢拍桌子的總理。這些記憶不必抹去。
朱鎔基說，他只希望人民說他是清官。今天，我們有了更完整的答案：他可以是中共官場裏相對自律的官員，卻不是一個切斷家族利益的清官。他的兒子、女兒和女婿，分別站上了國家投行、國有銀行和中央國企的關鍵位置。
朱鎔基沒有逃出紅色家族的共同邏輯：父輩掌握國家，子女進入市場；國家承擔風險，家族獲得財富；最後再用個人樸素和慈善，證明整個家庭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