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我帶着父親的龍頭二胡，插隊落戶去了四川巴中。瘦弱的我，體重不足一百斤，身高一米六。但是，出人頭地、爭取表現、早日離開農村的意識卻比任何人都強烈。
從下鄉第一天開始，無論何時何地，我都帶着我的二胡，走到那裏拉到那裏，從獨奏曲到知青歌曲，從革命歌曲到樣板戲，不放過任何一個表現的機會，企圖在二胡里找到一條出路。二胡不僅排遣了我的孤獨，也讓我聲名鵲起，迅速在全公社知青中佔領了制高點，乃至在附近的幾個公社都知道有一個拉二胡的重慶知青。
但是，我沒有就此滿足，又策劃了一個自我表現的機會：在田間組織農民學習，也就是利用農活休息的短暫時間給農民讀報。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公社革委會，得到了他們的支持。主任對我說，要把我這個做法在全公社推廣。我躊躇滿志，暗暗得意。
那天出工時，我帶上生產隊訂閱的《人民日報》。生產隊長也支持我的想法，休息時，在他的吆喝和組織下，大家慢慢朝我圍過來。男人們放到了鋤頭，摸出了葉子煙，舔着口水吧嗒吧嗒的裹着煙捲；女人們坐着橫放的背篼上，有的在哺乳早已餓了的孩子，有的紮起了鞋底。
「《人民日報》社論，」我站在一塊石頭上，大聲朗讀起來：「認真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裏的尖銳武器。」一個洪亮的重慶口音在大巴山的山坳里迴蕩。那一刻，「大有作為」的感覺油然而生，我仿佛在「廣闊天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英明決策感動了，被自己感動了。
突然，有人嗤嗤地在笑，跟着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怎麼了？我放下報紙，停住了朗讀，看見一個婆娘憋紅了臉在為孩子吹氣球，那氣球的材料竟然是一個避孕套。見此狀，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俯後仰。我用求助的眼光搜尋生產隊長，他早已不知了去向。
第二天，又到了讀報的時候，我看見男人們抽着葉子煙，聊着他們自己的話題；女人們匆匆地往家趕，她們要回去餵豬，抓緊時間弄弄自留地。
我的創意流產了。
十月是大巴山最忙碌的季節，挖紅苕，施肥，種小麥。一下鄉，我就趕上了農忙。沒有退縮，沒有偷懶，我把它當作表現的機會。在到達生產隊的第二天，我就要求出工。
挖了兩天紅苕，鋤頭把手咬出了血泡，隊長照顧我和婦女一起背牛糞。裝牛糞的竹篾背篼，上大下尖呈喇叭狀，容量很大。裝牛糞的人手下留情，只給我裝了一半。儘管如此，我還是滿頭大汗，氣踹吁吁，濕漉漉的牛糞和着汗水浸濕了我的背脊。走在田埂上，迎面走來的婆娘們總是給我鼓氣：「可得！老余……」「老余……可得！」
當我把牛糞卸在地里時，感覺澆灌的不僅是土地，也在澆築我稚嫩的體魄。我就這樣撐着，堅持連續出工七八天。終於，有一天午飯後，來不及洗碗，我就累得睡着了。
一覺醒來，睜開眼睛，我在哪裏？這是什麼地方？頭上的房頂上掛滿了蜘蛛網，被煙火熏烤的房梁烏黑油亮，積累多年的塵埃隨時都會掉下來，一塊玻璃瓦透進一束微光，照亮了昏暗的小屋。喔，這就是我插隊落戶的家：一架木床，一個木櫃，泥巴堆砌的灶台，竹篾編織的泥牆，牆上的泥掉了不少，四周大洞小眼。一股強烈的牛糞味提醒我，樓下是生產隊的牛圈，我的鄰居是一對牛的母子。
我睡過頭了，插隊以來第一次誤工。我懶懶地起來，推開唯一的一扇窗戶。
四周一片寂靜，沒有一點聲響，幾隻白鶴在水田中覓食，筷子一樣的細腿，高一腳低一腳，我仿佛聽見它們踩水的聲響。一條石板路，彎彎曲曲消失在不知名的遠方。一輪深秋的夕陽，垂掛在山頂上，血紅的顏色，顯得那麼柔和，那麼慈祥。
我凝視着它，它也凝視着我，時間在這一刻停滯了，它好像想要多陪伴我一會兒，不忍心匆匆的落下山去，就這樣靜靜的掛在山崗上。一聲撕心裂肺的牛犢叫，打破了寂靜，那是樓下的小牛在呼喚它的娘。
半個世紀過去了，見過無數日出日落，但我心中始終有一輪血紅的、不願落下山去的夕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