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發在金融時報，作者是外科醫生、弗萊明倡議執行主席，並擔任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全球健康創新研究所所長。
原文編譯如下：
下次醫生給你開抗生素時，不妨問一句，這種藥是從哪裏來的。
對大多數西方國家來說，答案往往要提到中國，而且經常不止一次。原因是，為西方提供大量藥品的印度仿製藥企業，本身又高度依賴中國生產的原材料。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2026年的一份報告發現，全球使用最普遍的抗生素阿莫西林，大約94%的關鍵原材料由中國供應；中國同時佔全球抗生素原料藥出口的近一半。
在美國獲批的藥品中，將近700種至少依賴一種只能在中國生產的化學品。
這份報告認為，這種依賴帶來的威脅「堪比稀土問題」，而且存在「在和平時期被武器化」的可能。
這種判斷是正確的。
這並非假想中的風險。2022年至2023年冬季，美國和歐洲曾出現阿莫西林短缺。由於這種藥價格太低，生產企業幾乎沒有擴大產量的經濟動力。
事實證明，一條完全按照最低價格原則建立起來的供應鏈，確實像戰略研究人員警告的那樣脆弱。
現在不妨設想一下，如果下一次短缺不是因為市場一時失靈，而是由地緣政治衝突或大流行病引發，會發生什麼。
掌握這些關鍵化學原料生產能力的國家，就會多出一項可以影響競爭對手的重要手段。
我們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根源是一種單靠自由市場信念無法修復的市場失靈。
抗生素是一類非常特殊的產品，使用得越少，價值反而越高。最重要的新型抗生素必須儘可能保留，只在必要時使用，以延緩耐藥性產生。
這意味着銷量必須保持在很低水平，製藥企業也就無法靠銷售收入收回高昂的研發成本。
於是，市場作出了市場通常會作出的選擇：退出。
諾華、阿斯利康和賽諾菲先後退出抗生素研發。阿卡真2018年推出一種新型抗生素，不到一年就破產。
資本轉而流向癌症藥物和減肥藥，因為這些領域銷量越高，投資回報也越高。
世界衛生組織（WHO）目前統計發現，面對不斷演化的細菌，全球研發管線中真正具有創新性的抗生素已經不足12種。
人們當然有充分理由警惕沒有期限的政府補貼。但這不是給製藥企業發福利，而是在修復一個無法給公共產品合理定價的市場，而且我們早已承認，醫藥供應本身就是戰略領域。
我們儲備石油，也在努力推動半導體製造回流，還把稀土視為國家安全問題。但抗生素比這些都更加基礎，因為整個社會能否讓病人活下來，很多時候都建立在抗生素之上。
解決辦法本身仍然可以建立在市場機制之上，這應該會讓一些人更容易接受。
英國已經開始通過訂閱制為抗生素付費。政府不再按照每張處方支付藥費，而是每年支付固定費用，換取在需要時獲得藥物的權利。
這樣一來，即使某種抗生素按照設計本來就應該儘量少用，企業仍然能夠從中獲得回報。
美國提出的兩黨《巴斯德法案》採用的也是同一種思路，付費購買的是藥物的可獲得性，而不是銷售數量。但國會一次又一次任由法案夭折。
這是戰略想像力的失敗。同樣一批不斷警告中國可能利用供應鏈影響力的議員，卻不願拿出相當於國防預算中很小一部分的錢，重新建設至關重要的國內藥品供應能力。
還有第二個成本更低的辦法，如果由我選擇，我會首先採用這一辦法。
現在很多抗生素實際上是在「盲開」。醫生並不知道感染究竟是不是由細菌造成，就直接開出抗生素，因為能夠迅速判斷病原體的分子檢測價格太高。
一次檢測可能需要幾百美元，而如果不做檢測，直接開的抗生素可能只需要幾美元。
只要改革診斷檢測的支付方式，讓感染檢測能夠像處方藥一樣方便地獲得報銷，我們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減緩耐藥性發展，同時降低抗生素需求。
這種政策很少見，因為既能省錢，又能同時提高安全保障。
與此同時，中國並沒有停下來。
中國已經主導抗生素製造基礎，而且經過十年的藥品監管改革，目前中國大約佔全球新藥研發管線的三分之一。
西方仍然有機會在創新上超過中國。中國在首創新機制抗生素研發方面仍然落後，如果美國願意，這是完全可以利用的機會。
問題在於，西方已經忘記了如何生產自己發明的藥物，如何建立合理的支付機制，又該如何真正把這些藥投入使用。
這個問題並非無法解決，但前提是我們首先必須承認，抗生素不是一種只需要尋找最低採購價格的普通商品。
抗生素屬於關鍵基礎設施。
我們最好在下一場危機逼着我們接受這個教訓之前，就開始按照這種方式對待抗生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