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川普第二個任期有一條最鮮明的主線，那就是重新奪回美國教育與文化機構的話語權。
過去一年，川普政府不斷向它所認定的覺醒文化、DEI和身份政治發起挑戰。哈佛大學、美國國際開發署先後成為改革對象。如今，這場改革又延伸到了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公共文化機構，史密森尼學會。
如果你近十年看過美國講述獨立戰爭、內戰，以及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重要人物的紀錄片，又對這段歷史有一定了解，就會明顯感覺到一種強烈的臉譜化。講到傑斐遜或華盛頓，幾乎必然會把黑人歷史強行插入，成為敘事的重要部分。尤其是林肯，大眾宣傳中他被塑造得最多的形象，就是「解放黑奴的偉大總統」。但解放黑奴背後林肯真實的政治考量是什麼，紀錄片往往絕口不提，仿佛他一生的政治目標，就是為了解放黑奴。這與歷史原始記錄中的林肯，其實有很大距離。
對美國歷史不了解的人，特別是海外讀者，很容易被這類宣傳性紀錄片蒙蔽。而這正是美國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長期左傾教育所形成的一種現實。
史密森尼學會正是這一體系中最核心的公共文化機構之一。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與教育研究綜合體，也是塑造美國歷史記憶最重要的公共機構。擁有二十一座博物館、十四個教育研究中心，業務遍及美國八個州、華盛頓特區和巴拿馬，收藏超過一億五千七百萬件文物。每年近一千五百萬人次走進它的展廳，更多人通過學校課程和數字平台接觸它講述的美國歷史。僅二〇二六財年，聯邦撥款就超過十億美元，過去二十年聯邦資金長期占其預算約三分之二。
史密森尼不僅收藏美國的歷史，也在影響美國人如何認識自己的國家。而這一切，都建立在全體納稅人的支持之上。
它的誕生本身就是一段傳奇。
一八二六年，英國科學家詹姆斯·史密森在遺囑中寫下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如果侄子去世後沒有留下繼承人，就把全部遺產留給一個自己從未踏足過的國家，美利堅合眾國，在華盛頓建立一所用自己名字命名、旨在「增進並傳播人類知識」的機構。
史密森是諾森伯蘭公爵的私生子。雖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卻始終無法獲得正式貴族身份。許多學者認為，正是這種長期被排斥的經歷，讓他對英國等級制度徹底失望；而當時正在崛起的美國，共和制度與相對開放的社會，則讓他看到了另一種選擇。
一八三五年，侄子去世，沒有留下後代。三年後，這筆價值超過五十萬美元的遺產運抵美國。國會爭論了整整八年。直到一八四六年，總統詹姆斯·K·波爾克簽署法案，史密森尼學會正式成立。
它的使命寫得十分明確，「the increase and diffusion of knowledge among men」，增進並傳播人類知識。近兩百年來，幾乎沒有人質疑過這個使命。直到今天。
二〇二六年七月四日，美國建國二百五十周年當天，白宮國內政策委員會發佈一百六十二頁報告《拯救美國的故事》。
報告的核心指控十分明確。史密森尼，尤其是國家歷史博物館，正在把原本屬於全體美國人的共同歷史，一點一點改寫成一份圍繞壓迫、特權和受害者身份展開的「控訴狀」。這不是某一場展覽的問題，而是整個策展體系發生了系統性轉向。
報告首先質疑的是建國敘事。
建國二百五十周年，本應是國家歷史博物館最重要的一年。但館內竟然沒有一場以《獨立宣言》、大陸會議、華盛頓、傑斐遜或富蘭克林為主題的大型專題展。開國元勛並沒有從展廳消失，但他們的位置已經改變。他們不再首先被視為共和國的締造者，而是必須先交代「歷史問題」的人物。
富蘭克林的電學實驗和科學成就，讓位於他早年蓄奴的經歷。漢密爾頓被簡化成一句判決式評價，「有影響力，但有缺陷」。他們創建共和國、奠定美國憲政制度的功績，則被放到了展覽敘事的後面。
種族議題同樣如此。博物館曾設立「修復性歷史中心」，以「修復性司法」為策展原則，收藏「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資料，並推動「去殖民化」項目。一些培訓材料把「白人文化」描述為壓迫結構，把努力工作、個人主義、核心家庭等價值觀也歸入「白人文化」範疇。哥倫布更多被描述為奴隸主、殺人犯和掠奪者，感恩節在部分展覽中被稱為「哀悼日」。
性別議題進入面向兒童的展覽。《少女時代（它很複雜）》中出現了跨性別內容、變裝皇后影像，以及「性別並非總是在出生時顯現」等表述。國會聽證會上，眾議員南希·梅斯連續追問館長安西婭·哈蒂格，「男人能變成女人嗎？」「女人是什麼？」「世界上有多少種性別？」哈蒂格始終沒有正面回答，只表示「這與我作為館長的職責無關」。如果一家國家級歷史博物館的館長，連「女人是什麼」都拒絕回答，人們又如何相信她能在更複雜的歷史問題上保持客觀？
移民展覽試圖引導參觀者相信非法移民應獲得合法身份、投票權和社會歸屬。就連娛樂文化，也被放進同一套框架，用「白人至上」「帝國主義」「黑人臉譜」解釋流行文化的發展，米老鼠也未能倖免。
不同主題，卻呈現出相似的敘事方式。報告認為，這已不是個別策展人的選擇，而是整個機構策展理念的系統性變化。博物館的解釋性規划進一步要求，幾乎所有展覽都圍繞七項「核心議題」展開，包括種族與身份、性別與性取向、氣候變化、移民、經濟不平等、技術變革、民族主義與全球主義。
報告重點提到二〇一九年出任國家歷史博物館館長的安西婭·哈蒂格。她曾公開表示，歷史應該成為「社會正義的重要工具」，博物館要把學術與行動主義、社會倡導結合起來，並主動重構傳統的美國歷史敘事。她還表示，自己的成功得益於「白人特權和資產階級的庇護」，並主張對建國二百五十周年進行「問題化」反思。
這句話，與其說是一位歷史學家的專業判斷，不如說更像一份政治宣言。
哈蒂格的表述，體現了近年來美國進步派知識界一種越來越常見的思維方式。表面上是對自身出身和歷史的反思，實際往往演變為對自身文明傳統的持續否定。一個人的成長、家庭、文化乃至國家歷史，不再被視為值得傳承的遺產，而更多被看作需要不斷檢討、解構甚至擺脫的對象。
對於中國讀者來說，這種思維方式並不完全陌生。文化大革命時期，也曾出現鼓勵人們公開否定自身家庭、出身和傳統的政治文化。兩者背景完全不同，不能簡單等同，但都反映出一種相似的傾向，把與自身歷史和傳統保持距離，甚至主動決裂，視為一種更進步、更高尚的道德姿態。
對許多保守派而言，這已經不僅僅是歷史觀，更是一種價值觀。它不斷要求人與自己的歷史保持距離，並把這種距離本身視為道德優越。因此，今天圍繞美國歷史的爭論，早已不僅是學術分歧，而是一場關於國家認同和文化傳承的爭論。
一座國家歷史博物館真正呈現的，從來不只是過去發生了什麼，也包括今天的人選擇怎樣理解這段過去。哪些歷史被放在中心，哪些被邊緣化；哪些人物值得紀念，哪些需要重新審視，這些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策展理念和機構選擇的結果。而這些選擇，最終取決於誰在管理這家機構。
近年來，史密森尼的領導層和不少策展人，都有民主黨政府、進步派非營利組織或DEI機構的工作背景。負責學術任命的羅什尼·拉爾，長期從事反種族主義和社會正義導向的DEI工作。她的前任先後任職於克林頓白宮、奧巴馬國務院和希拉里·克林頓辦公室。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則來自城市研究所、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奧巴馬教育部及眾議院民主黨領導層。公開的聯邦競選捐款記錄也顯示，以史密森尼為僱主申報的個人捐款，絕大多數流向民主黨。
一個人支持哪個政黨，是個人自由。但當管理層、策展團隊和學術體系長期來自高度相似的背景時，他們對歷史的理解與展覽取捨，會不會越來越趨同？不同的聲音，是否還有機會進入決策過程？
社會學把這種現象稱為「回音室效應」。當背景相似的人不斷討論相同問題，相似觀點便會不斷強化，最後慢慢變成唯一的「標準答案」。
類似的軌跡，並不僅僅出現在史密森尼。過去十多年，美國不少大學、博物館、文化機構甚至影視行業，都越來越傾向於用相似的方式講述美國歷史。看似獨立的機構，卻逐漸形成了相近的價值取向。
史密森尼之所以格外引人關注，是因為它是一家由聯邦撥款支持、面向全體美國公眾的國家級文化機構。如果問題只是幾場展覽選題失當，調整展覽也許就夠了；但如果問題出在人事結構、機構文化和長期形成的學術生態，那麼真正需要改革的，就絕不僅僅是幾塊展板。
二〇二五年三月，川普簽署行政命令，啟動對史密森尼的全面審查。二〇二六年七月，白宮發佈《拯救美國的故事》報告，國會隨即舉行聽證會。同月，川普再次簽署行政命令，要求相關博物館公開說明報告指出的問題，以臨時展覽補充建國歷史和開國元勛內容，並通過預算和撥款機制推動改革。
支持者認為，史密森尼作為依靠聯邦撥款運轉的公共機構，本來就應該接受公眾監督。如果它越來越偏向某一種歷史觀，納稅人當然有權提出質疑。批評者則認為，這是行政權力干預學術獨立。
學術獨立當然重要，但並不意味着可以拒絕公眾監督，更不意味着一種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歷史敘事可以天然免於質疑。對一家由全體納稅人提供資金、承擔國家公共教育職能的文化機構來說，人們真正關心的，是它講述的「美國故事」究竟代表全體美國人，還是更多代表某一種意識形態。
更深一層的問題，是誰擁有解釋歷史的權力。一種歷史解釋一旦長期佔據主導地位，就很容易把自己當成唯一正確的答案，並把不同意見視為威脅。真正需要維護的，不只是表達某一種觀點的自由，更是不同歷史觀公開競爭、彼此辯論的空間。
過去幾十年，美國逐漸形成了一條完整的歷史教育鏈條。博物館塑造公共歷史敘事，大學培養教師、研究者和策展人，中小學再把這套歷史觀傳遞給下一代。一家國家級文化機構如何講述歷史，影響的早已不只是博物館本身。
每年近一千五百萬人次走進史密森尼的展廳，還有更多人通過學校和數字平台接觸它講述的美國故事。對這樣一家由全體納稅人共同支持的機構來說，它如何講述美國歷史，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
史密森尼當然不是美國文化之爭的全部，卻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今天美國圍繞歷史、教育、文化和國家認同展開的更深層爭論。
美國人終究要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希望留給下一代的，究竟是一個不斷為自己的歷史謝罪的美國，還是一個既能正視錯誤，也珍視自身傳統，仍然相信自己的歷史值得講述、值得傳承的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