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11歲中秀才，16歲中舉人。22歲入京會試，與康有為一道發動公車上書，拉開維新運動的序幕。其後撰文宣傳西學，鼓吹變法，主張君主立憲，實行新政，儼然成為領袖人物。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流亡日本，仍堅持改良立場，反對激進性的革命。他認為革命派推翻清朝統治是一種「復仇主義」行為，同盟會提出的「平均地權」是為了「博一般下等社會之同情，冀賭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獄囚之類悉為我用」。
1912年10月，流亡在外14年的梁啓超從日本回國。此時，宋教仁組建的國民黨勢頭正旺，以期掌控內閣，限制總統權力。梁啓超為與國民黨抗衡，也將自己組建的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成為進步黨。
不久，宋教仁遭暗殺，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梁啓超撰文反對，認為「革命只能產出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梁啓超的這番表現受到袁世凱賞識。1913年7月，袁世凱任命進步黨領袖熊希齡組建內閣，熊為總理，梁啓超出任司法總長。這段時間，是梁啓超與袁世凱的合作期。
等到袁世凱妄圖復辟帝制，梁啓超才徹底看清袁氏禍心，於是發表討袁檄文，加入反袁鬥爭，投身護國運動。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亡後，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宣佈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召集國會復會，並表示要懲辦帝制禍首。梁啓超認為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維持危局，非彼莫屬」，不僅自己成為段祺瑞的支持者，還致電南方各都督司令，要他們也認可北京政府。
1917年3月，段祺瑞、黎元洪在對德宣戰問題上發生尖銳衝突，梁啓超不顧全國多數人的反對，支持段祺瑞對德宣戰。
後來，梁因擁段有功成為新內閣重要成員，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
數月後，因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段祺瑞政府辭職，梁也隨即辭職。從此脫離政壇，不再擔任公職，而僅以個人身份從事文化與學術研究活動。
1926年，53歲的梁啓超感覺身體出現症狀，一是尿液帶血，二是偶有腹痛。經協和醫院醫生檢查，認為腎臟長了腫瘤，切除了右腎。但手術後病情不見好轉，症狀依舊。醫生又懷疑與牙齒有關，拔除了七顆健康牙齒。結果證明都是誤診，導致梁啓超身體狀況愈發惡化。
在一連串的病痛折磨中，梁啓超依然深切地關注着國家的走向。中國大地上此伏彼起的內戰讓他看不到統一的希望，而各種激烈的革命口號，也令他驚心動魄，深感憂慮。他在給國外讀書的兒子的書信中，談到他對國內局勢的看法：
「北洋政府的末日就要來臨了，可國民黨取得政權後的結果並不會比現在好，一黨專制帶來的絕不是光明，現在湖北諸地工潮農會迭起，漢口等地的鋪子被查抄一空，中產階級不能自存，如此革命只會侵害民眾利益，到時國將不國。
我熟知國民黨之由來，民國以來，他們日薄西山，孫文如同喪家之犬四處遊說軍閥，昨日連橫段祺瑞，今日合縱張作霖，可依然四處碰壁，走投無路之時，北方俄國向他送來了還魂草。
俄人在北方建立社會主義蘇聯，此國鼓動工農革命，共產共妻，壞綱常人倫，卻被我國之青年奉若國家復興之明燈。俄人向西歐拓展革命未果，旋即南下來我國尋找代理人，在南方和孫文一拍即合，俄人提供金錢和武器，國民黨徹底淪為傀儡。
兩年前孫文來到北京，身患重病，他也徹底被俄人顧問鮑羅廷所控制，每天所見之客都要經過鮑羅廷同意。在病榻之上，孫文似有悔悟，可為時已晚。孫文病逝後，國民黨新任黨魁汪精衛能執牛耳，也是因為完全聽命於鮑羅廷。
還有國民黨所建之軍隊黃埔軍校，完全依靠俄人，一路北伐成功，全是俄人之功。如此革命不知道是中國革命還是俄國革命，北伐路上國民黨提出各種激進的口號，也都出自莫斯科之手，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資產階級，國家只剩下工人和農民，要怎麼以善其後？我垂垂老矣，不願再對黨人宣戰，汝等之後，恐都難獨善其身，民主自由將成為奢望。
我觀思永信中所談，很是同情布爾什維克，着實讓人心驚。思永赴美留學數載，卻也被布爾什維克所構築之虛幻之相所迷惑，全國多數青年中蘇俄流毒，為其趨之若鶩也就不難理解，真為中國之前途憂心。」
就在這樣的驚憂之中，梁啓超的身體，每況愈下，56歲的他，在1929年1月19日走到了生命的盡頭。真是嗚呼悲哉！而他的這番言論，也讓他在身後廣受詬病，被認為是站在革命對立面的保皇黨頑固分子。
然而終其一生，梁啓超的家國情懷，對祖國的摯愛和救國的使命感，始終未變。
百年之後再讀梁之書信，仍能感覺其一顆滾燙之心，一片赤子之誠。
「中華民族」的稱謂就是梁啓超最先使用的，許多新詞彙像「經濟」、「組織」、「幹部」等，也都是梁啓超從日本吸收過來的。
此公早期保皇，後期與時俱進，見識趨於前列，比康有為高明多矣，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2026年6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