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眼目睹了一位老校長的死，對我的刺激是極大的，那是發生在一九六六年的紅八月里，發生在應該是書聲琅琅的校園裏。
那種血淋淋的殘酷日子，讓我過早地成熟。
我們的校長叫高萬春，個子高高的，很魁梧，戴一副眼鏡，走道老愛背着手，昂着頭，很威嚴的樣子，不僅我們學生，就是老師見了他，都有些像老鼠見了貓一樣怕他。並不是什麼人都能做這所自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匯文老校的校長的，但他最有資格，也最有能力。這是三十多年過後經過時間淘汰人們一致的評價。
他很愛聽課，這時候，講課的老師、上課的學生，都格外緊張。因為他懂行，發現問題，會不客氣地指出。不合格的老師，會被他請出我們的學校。他一門心思就抓教學。我剛剛入學的時候，就聽高年級的同學講，他是西南聯大畢業的，是聞一多的學生。想想，那時，他四十多歲的樣子，最多不到五十，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又有學問，不住從他的眼鏡片往外冒，一副正直不阿的勁頭，多少有些盛氣凌人。難怪大家都有些怕他。
我們學校曾經有一塊牆報，起名叫「百花」，是語文教研組的老師組織同學辦的，用兩塊墨綠色的乒乓球枱掛在教學樓一樓大廳里，每一期上貼滿大多是我們同學的幼稚作文。高校長很喜歡這塊園地，常寫些文章，也貼在這裏發表。這讓大家越發敬重，他的文章確實寫得好，他不是那種光說不練的嘴把式，不是那種以大老粗自居的領導。越是這樣的領導，威嚴自在，大家便更加怕他。
我們學生遠遠見到他，都繞着走，生怕和他碰面。我在學校六年，一共和他打過兩次照面。
一次，我們班下午提前下了自習課，我和同學一邊下樓，一邊哼起了歌。並不是不知道別的班還沒下課，我們只是小聲地哼着。那時，剛演完電影《冰山上的來客》，雷振邦作曲的歌《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很紅，我們就是唱着這首歌，下到一樓最後一個樓梯的時候，傻了眼。高校長正背着手昂着頭，守株待兔一般等我們下來，然後劈頭蓋腦厲聲問我們：「你們說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即使三十多年過去了，他那問話和他那樣子，我記得還是那樣清楚。因為當時我們確實嚇破了膽，立刻卡了殼，噤若寒蟬。
另一次，是我上了高二，一天班主任對我說高校長叫我到校長室去一趟。那時，學生去校長室可不是什麼好事情，不是挨訓，就是挨批。我問班主任什麼事情，他也不知道，心裏便越發發虛，不知自己什麼錯又栽在高校長的手裏！忐忑不安地走進校長室，高校長問我最近學習怎麼樣？抓得緊不緊？又問我班上的情況怎麼樣？……一大串問題問過之後，又教育我半天要懂得謙虛謹慎，不要驕傲翹尾巴，學無止境之類，弄得我摸不着頭腦，一個勁地檢查自己這些天是不是犯了驕傲的錯？
說到最後，高校長打開抽屜，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遞給我：「這是英文版的《中國婦女》，你的一篇作文翻譯成了英文刊登在上面了……」高校長就是這樣一個嚴厲的人，就是本該表揚你的事，他也不苟言笑，讓你想翹翹尾巴都不敢了。
其實，事過三十多年之後，到今天我才知道當年破例允許我進學校圖書館裏找書看的，正是他的指示。當時有同學找圖書館老師吵，向學校提意見，他照樣堅持自己的主見：要給愛學習的學生開小灶。只是那時我默默承受着他的照顧，並不知道罷了，只知道他對我是那樣嚴厲。
大概就是高校長的性格，釀造了他的悲劇。
他肯定遭受了不少人的恨，尤其是那些常受到他嚴厲批評的學生的恨，這些學生都是學習極差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這些學生畢業離開學校，不可能把高校長怎麼着。偏偏來了這麼一場文化大革命，使得這些學生一下子跳蚤變成了龍種，他們憑當時所謂出身好而成了學校第一批的紅衛兵。他們當然把高校長第一個揪上台批鬥。
如果僅僅是像現在電影電視裏演的那樣天天揪上台剃個陰陽頭、彎腰低頭來個噴氣式，倒也罷了。偏偏這些紅衛兵掄起皮帶把高校長打得個鮮血淋漓，然後把他關進二樓的階梯教室里。
那一天晚上，紅衛兵從外面又抓進來曲藝團的一男一女，說是流氓，一通皮帶棍棒亂打，活生生把這兩人打死。他們不知道是從哪裏學來的法西斯的那一套，居然命令高校長抱着這兩個死屍跳舞。
這還不算，他們知道高校長是聞一多的學生，又命令高校長交代出當年殺害聞一多的兇手名單，第二天必須交出。高校長只是聞一多的一個學生，他怎麼會知道兇手是誰！他知道殺害這一對男女的兇手是他自己的學生！
他忍無可忍，他曾經是多麼剛正威嚴的人啊，寧作剛直的棟，不作彎腰的鈎。這一天的夜裏，他從階梯教室的窗戶里爬出跳下樓自殺了……
我們在第二天看到的只是他的屍體了。我無法想像曾經那樣一個威嚴的活生生的校長就這樣被他自己的學生活活地折磨死了。一個曾經那樣生機勃勃的生命就這樣說消失就消失了。
高校長已經死去整整三十一年了。我們這些學生，我這一屆的人今年整整五十，比我小的學生也是該往五十歲上走的人了。當年殘害高校長的學生，有的就是我的同學。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還記得當年這件事？在月明風清的夜晚，或在風雨飄搖的夜晚，摟着妻兒老少，或夜不成寐的時候，是否會想起高校長那從階梯教室里跳下樓悽愴的身影，和他們自己揮舞着皮帶瘋狂的身影？他們的靈魂會得安寧嗎？
我猜想高校長的靈魂至今不會安寧。
寫於1997年
（摘自祝勇主編《六十年代記憶》，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