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美聯社》、《路透社》近日相繼報導中國因不滿《紐約時報》專訪賴清德（去年12月視訊訪問），於是在今年2月「驅逐」了該報駐北京記者王月眉（Vivian Wang）。針對自家記者被迫離開，《紐約時報》的回應是，中國近幾個月來，已對她（Vivian Wang）的相關報導表達過不滿。
但這起驅逐事件實為「曲線打擊」，因為當時專訪賴清德的並不是Vivian Wang本人，而是《紐時》另一名節目主持人Andrew Ross Sorkin透過DealBook Summit對賴清德進行了視訊訪問。所以，Vivian Wang形同「躺着中槍」，但對照《紐時》說法，一連串邏輯或是，中國本來就很不滿《紐時》駐北京記者Vivian Wang，於是藉口「《紐時》去年專訪賴清德」，迫使（應是不予延長簽證）Vivian Wang離開中國。前因後果看似簡單，卻也因此再讓人嗅到中國驅逐記者的「媒體武器化」。
外界關注中國「驅逐外媒」，可追溯到1997香港回歸，因應中港變局，當時至少有15家外國媒體在中國派駐了三人以上記者。也就是從那時候起，中國一方面大舉利用外國媒體（的報導）去提升共產黨治理中港的國際合法性，一方面，卻也表現出壓制外國媒體報導，以防止挑戰中共官方敘事的特徵。很多外媒都體驗了在自己國家未曾經歷過的內容審查，和驅逐一體兩面的即是駁回「記者簽證入境」，一旦出現對中國的灰色地帶報導，這些記者就很難再被允許駐點中國。
近年外媒記者「被驅逐」，則是2020年全球遭Covid-19席捲的一刻。當時驅逐原因（《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就有今天「曲線打擊」味道。明着是反擊美國將中國駐美諸多媒體機構認定為「外國政府實體」（外交反制），但實際上，當時這幾家媒體對中國隱匿Covid-19的報導，早大為惹惱中國，因為他們不斷在報導中「潑中國冷水」，和中國當時亟欲透過「投資」、「主導」的外媒塑造高效能防疫形象背道而馳。根據國際記者聯盟（IFJ）調查，2008到2018十年間，中國「全球輿論投資」就超過60億美元，2022年的Covid-19風暴，確實可見到部分「功效回收」。
順着「驅逐外媒」主題，捷克國際事務協會中國研究員伊凡娜·卡拉斯科娃也曾提到，所謂「說好中國故事」，甚至已不只專注於事件主題，連外媒報導的語氣都要插手，進而前自由之家研究員莎拉·庫克才會警告：中國正以更尖銳的手段宣傳中國敘事，過程中且無懼破壞他國民主規範，甚至侵蝕他國國家主權，並藉由當地媒體的財政脆弱性，直接促其違反當地法律。就莎拉·庫克所指，中國尤其會提供非洲國家新聞工作者（有基本生計問題）必要的培訓和資金，使之跳脫西方視角講述中國新聞。
不過，「驅逐外媒」過程，西方國家也發現（包括史丹佛大學SSCEI中國簡報），縱然中國屢屢以驅逐記者作為懲戒武器，現實上，卻未對這些媒體產生寒蟬效應。也就是這些外媒報導內容，並沒有因為自己記者被驅逐就出現明顯調整。但這是否表示中國就會放軟「媒體武器化」的操作，恐怕也未必。
一方面，既然「驅逐外媒」無法修正外媒對中國敘事角度，則中國乾脆讓「自己的」記者上場。例如本次香格里拉對話開幕晚宴結束，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準備離去時，遂遭《環球時報》記者在會場上緊迫追問「高市政府對台灣島的不當發言」，小泉進次郎選擇了一路保持嚴肅未予回應。角色互換，日本記者若如此追問中國官員，很可能會引發一波外交事件。
二方面，中國現下「驅逐外媒」的「曲線打擊」，顯然又更具針對性。之前Covid-19驅逐外媒，是懲戒記者和打擊美國兩者兼顧，到驅逐Vivian Wang，竟是因為她的同事視訊訪問了賴清德。這表示派駐北京的Vivian Wang必須連帶為《紐時》的節目，以及遠在太平洋彼岸的同事負責。而最重要的是，中國過去是對自己國家媒體進行內容審查，繼之對外媒的中國的報導進行內容審查，演變到現在是外媒的專訪對象也要審查，不只要外媒說好中國故事，還不許外媒說台灣故事，連「專訪賴清德」都會「惹麻煩」。不過，對賴清德的外交圍堵一路外溢到外媒圍堵，看似針對性很強，但對照過往在國際上砸重金，其重塑世界各地敘事及媒體格局的企圖心，今天繞了個彎「賴」給清德，只為趕走一名記者，又是否太「欲加之罪」？背後情境，便頗值得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