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紳士變為流氓之時（一）
五月20,2026
這篇文章醞釀的時間很長了，沒有動手，不是因為拖延症，而是我還需要觀察和思考。到現在，不能說完全成熟了，但我想把我的思考結果，甚至是思考過程寫出來，讓大家隨着老傅，對我們的未來，或者說對人類的未來做一些思考。所以這篇文章不會全部寫好才發，而是隨寫隨發，大家也可以在評論區提意見，說說你們的想法。
5月20日，對於中國的年輕人來說大概只知道這是個向愛人表達愛意的日子，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個令我終生難忘的日子。37年前，我是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以激昂，悲壯的心情迎來了5月20日。記得頭一天，也就是5月19日，我與我的同學在廣場游弋了一天，傍晚時分已經很累了，正準備打道回府的時候，卻傳來了今晚會有大事發生的消息。想作為歷史見證者的願望立馬戰勝了疲勞感。之所以不說饑渴感，是因為當時天安門廣場上到處都是北京市民自發送來的食物和水，隨便取用，但在廣場走動一天，拍照，也是很累人的。（關於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事件我從一個普通參與者的身份已經分別在2018、2019、2020以及2023年、2025寫過五篇有關紀念文章，大家可以到我的谷歌博客fuzhibin.blogspot.com閱讀）。
記得大約在晚上八九點左右，或者更晚點，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忽然被全部熄滅。這時廣場周圍的學生糾察隊手挽手拉起人牆，維持廣場內秩序，同時廣場內外學生市民同聲唱起國歌和國際歌，場面很是悲壯，讓人熱血沸騰。再後，忽然傳來軍隊在各個路口進城，被市民攔截，急需增援，大批學生跳上志願者開來的卡車，急赴各路口增援。記得在大會堂旁卡車急拐，車上人員重心偏移，很多人還摔下車，釀成了一個小事故。我當時就在旁邊，可以聽到學生落地發出的悶聲。那晚幾點回家不記得了，也許天亮，也許天天亮之前，只記得天上有直升機盤旋，地下人們群情激憤，鬥志昂揚。
接下來的故事大家都比較了解了，我這裏就不再贅述了。在2018年寫的《29年後的回憶》我提到，在中共軍隊被學生市民堵截在北京市外各個路口的時候，天安門廣場成了一個巨大的Party。（連結：https://fuzhibin.blogspot.com/2018/06/29.html）。一日有兩個年輕的女學生問我（我看上去比較成熟些，像個青年老師）：學生能勝利嗎？我很堅定地說，能，因為軍隊不開槍進不來。可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怎麼可能向人民開槍，所以學生一定勝利。
不知道這兩個女學生後來怎麼樣了，希望她們平安無事。經歷了天安門屠殺，我吐出了最後一口狼奶，不再有幻想。
1992年，我離開中國，前往瑞士，開始了我的留學生涯。當時出國的第一個目的就是想看看這個世界，因為在中國我已經看不到希望。
當紳士變為流氓之時（二）
五月31,2026
在《２９年後的回憶》裏我交代了１９８９年天安門運動的背景，告訴大家這一事件起源實際是１９８０年以來大家對「文革」的反思，以及中共對這種反思的打擊即「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１９８６年冬合肥、北京、上海學生提出的民主要求實際上比１９８９年天安門運動要清晰。記得當時我經常收聽《美國之音》對這場運動的報道，時刻關注運動的走向。以至於近些年上《美國之音》的節目時，一聽主持人許波先生的聲音，就想起了當年他報道１９８６年學生運動的往事，很是親切。因為在處理１９８６年學生運動的意見不合，中共的傀儡總書記胡耀邦被實際掌權人鄧小平撤職，１９８９年初，胡耀邦因心臟病過世，北京的學生們借清明節紀念胡耀邦開始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動，最後與４月２２日發生了在新華門前的大遊行。接着中共發表了殺氣騰騰的《四二六社論》（實際社論在４月２５日就在北京到處播報，其中的語調與文革語調一摸一樣。）學生們為了自保，４月２７日發動大遊行，要求中共撤回社論，保證不秋後算賬。（4月26晚我本人在北大三角地聽過學生們關於第二天遊行的討論，有些學生已經在討論坦克來了怎麼辦的話題），四二七大遊行後中共對學生的要求沒有反應，學生開始絕食抗議，然後就有了各行各業支持學生的五一七大遊行，各行各業的人都開始支持學生。除了同情學生之外，文化人希望能有新聞自由，普通市民希望降低物價，同時大家對官員及官員家屬利用雙軌制輕鬆掙大錢極為不滿，於是一場學生運動就變成了一場全民參與的運動。
作為一名政治學研究者，作為一個熱愛民主自由的人，我當然非常關心這場運動的走向，而且非常偶然地地親歷了兩次大遊行和天安門廣場戒嚴等關鍵場合，但說老實話我當時對運動的方向，形式，組織並不是很清楚，某些方面也不是百分之百地贊成，所以更多地是觀察，想更多地記錄下這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事件。
前面說過我覺得在中國已經看不到希望，所以就想到當時心目中的發達民主國家去看看。選擇瑞士而不是美國也是因為從大學開始就學德語，只能申請德語國家的大學。
到了瑞士首先面臨的是生存問題，不過在瑞士作為學生打工掙的工資不少，語言關一過，基本也就沒啥問題了。在還沒過語言關的時候，就遇到了學校里基督教組織的熱烈歡迎。參加了幾次教會活動後，我驚奇地發現，這些基督教組織的行為方式，組織形式與中共極為相似，這是我寫《洗腦的歷史》靈感的最初來源。在瑞士，最初是讀書，掙錢，後來做生意，拍電影，基本上與政治無關了，不過從中對瑞士，德國社會結構，主流思想倒也是摸了個門清。
2004年，12年後我又返回了中國。這次是與德國人合作在中國開起了工廠，開啟了我五年多的機械製造業生涯。後來我自嘲說，我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電影導演同時精通機械製造業的全套流程，或者說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機械公司的老總會導演電影吧！
在做機械工廠的同時我還做起了工業地產，成了當地政府的紅人，經常是省市領導們的座上賓，我也成了省市對外交流的名片。來了德國客人，領導們還要拉着我當翻譯。最搞笑的一次本來我是領導邀請的陪客，但專業翻譯聽不懂領導帶着濃重地方口音的中國話，結果我成了主翻譯。
我從中共政府的座上賓變為階下囚始於我開始在微博上發言，然後在天涯雜談，貓眼看人等熱門網站上寫文章。隨着我在微博上粉絲逐漸增多，尤其是我的《洗腦的歷史》在天涯社區獲得極高關注，網絡影響變大以後。到了2013年我的公路紀錄片《西邊有海》被下架。2014年《洗腦的歷史》在台灣出版後不久中共的秘密警察「國內政治安全保衛總隊」（江西）特別發出機密文件，將我出書之事列為」政治案件非政治化處理「的典型案件，將我在2014年9月9日深夜秘密抓捕。
下面兩張照片是2014年8月21日，江西省公安廳國內安全總隊發給南昌市青山湖區分局的函。為什麼江西省的國內安全總隊（簡稱國保）不直接抓我，而是要繞個圈子讓青山湖區的警察出面呢？要害在最後一段：
「該案為『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原則的具體應用，本質系國保案件，按照省廳有關意見，應不納入執法考評監督檢查」。也就是說，在中國，只要你觸及了中共的核心利益，就不再有法制一說，所謂的法制建設，都是偽裝的面孔。而且，「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這句話打括號，顯然是中央文件上的原話。國保直接抓我是政治案件，授予國際社會指責中共搞政治迫害的口實。轉個圈，讓青山湖分局經偵隊以涉嫌非法經營罪的名義抓我，國際上就不好說話了。
從這份文件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被他們盯上的真正原因是「否定我黨建國執政的合法性」。但大家還要注意裏面這段話「並對我黨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等極端侮辱、抹黑，影響十分惡劣」。
不要小看這個「等」字，耐人尋味。在《洗腦的歷史》第九章，我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三人的發跡歷史為紅線敘述了中共從無到有，在蘇聯的一手扶持之下奪取了政權並實施殘酷統治的事實。其中毛澤東後人凋落，周恩來乾脆沒有，劉少奇的後人在2014年卻還是很是活躍，而且劉少奇在文革後的中共敘事中都是悲情人物，但我在書中指出了劉少奇所做之惡不會比毛澤東、周恩來少，在文革前，甚至文革前期劉少奇都是中共很多統治手段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劉少奇不過是一個中共權鬥中的失敗者，沒有什麼好值得同情的。而且我當時主要活躍在北京，也根本不涉及江西地方事務，指令從何而下，一目了然。
另外，注意在此文件中的關於我的「罪行」的一處用詞；「付志彬私自在境內銷售未經國家有關部門許可的境外書籍」，以後在法庭上因此發生了一樁有趣，但又可悲的事情，等我慢慢道來。
這份江西省公安廳國內政治保衛總隊發出的機密文件，又是如何流出，我為何到現在才公佈出來，也都待後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