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現場（作者供圖）
5月3日清晨，一輛嚴重超載的麵包車載着21名採摘工，在東港市黃土坎鎮一處急彎下坡路段失控側翻，造成8人死亡、13人受傷。遇難者大多是55歲到70歲的農村女性。隨着個體種植收益不斷下降、周邊集約化農業用工需求增加之後，這些被家庭責任牢牢拴住的中老年女性，頻繁往返於不同鄉鎮之間，以日結零工補貼家用，成為幾乎沒有保障的「流動勞動力」。
出事
5月3日凌晨3點半，屯裏一片漆黑。吳秀珍輕手輕腳地從炕上爬起來，匆忙套上兩件秋衣，再穿上個紅色毛衣，外面又加了件粉色的襯衣。在門口的灶台上快速熱好頭幾天蒸好的饅頭，她出門了。
這天下了點小雨。她感到身體微微發冷，除此之外，和以往沒什麼不同。吳秀珍住在遼寧省大連市下屬的莊河市鞍子山鄉。她要去隔壁丹東東港市打零工，每小時能賺16元，從早上5點一直干到下午5點多，去掉中午吃飯的10分鐘，一天就能賺180元上下。她沒什麼好不滿意的，唯一的煩惱是路上太遠，兩地距離有四五十公里，行駛時間接近一小時，有時甚至需要一個半小時以上，因為司機要去臨近的幾個屯依次接人，湊滿一車後再出發。
這天，吳秀珍坐上的是一輛白色的福特全順客車，核載6人，實際坐了21人。多位坐過該車的村民對我說，車內經過改造，駕駛、副駕駛位與第二排座位保留，後面的座位全部拆掉，左右各一排長凳，中間堆了很多小板凳，「都是一個擠一個，人抱着人坐，有時候喘氣都困難。」
開車的司機姓常，39歲。當天清晨5點，吳秀珍一行在常某的帶領下，來到東港某大棚開始採摘。但10多分鐘後，常某與現場的監工爭吵起來。「大棚的工作人員一直說我們摘得不好，司機一氣之下拉着我們去下一家。」與吳秀珍同在這輛車上的王紅梅對本刊說。
莊河農村（作者供圖）
常某繼續駕駛着車沿201國道自西向東行駛。到東港市黃土坎鎮石灰窯村附近時，一個右向的急轉彎後是一段下坡路。就在這裏，車失控了。王紅梅回憶，，她原本坐在中間的小板凳上，突然，耳邊響起令人頭皮發麻的急剎車聲，緊接着感到身體向左邊嚴重傾斜。後門爆開，她飛了出去，落在路邊的水泥地上。王紅梅暈了幾秒，很快清醒過來。她抬眼看，車已經向左側翻，後部「幾乎散成了一堆零件」，原本朝東的車頭變成了朝西，「整個車轉了一圈。」
王紅梅看到自己前方是互相堆疊的身體，一動不動，有人趴着，有人仰着，車裏也隱約能看到幾個身影，「腿爛了在滴血」。一個認識的人在她眼前咽了氣。她看到司機常某在邊上搖對方的身體。此刻是5時57分左右。據央視新聞消息，這是一起車輛與路邊樹木發生的單方交通事故，事故共造成13人受傷、8人死亡。王紅梅說，死者主要是周邊村里55-70歲的女性。
事故發生一周多以後，我來到了現場。結合多位受訪者提供的事故現場視頻，我找到了車輛最終翻倒的位置——石灰窯村村口道路南側的樹木旁。這段201國道的路面是雙車道，與車輛發生劇烈碰撞的三棵樹，下方樹皮都已大面積脫落。撞車點旁邊是通向石灰窯村的水泥路，樹木與公路之間還有水泥砌的排水溝，邊緣鋒利，附近有大量碎石塊。
事故現場（作者供圖）
受訪者提供的事故現場視頻顯示，出事時，小客車的後車門正對着那條水泥路，車內的一些女性被甩出去後，部分墜落在水泥路面上，拋擲距離最遠約有七八米。60歲的吳秀珍是遇難者之一。她的兒子王力見到了母親最後的樣子：粉色的襯衣上有大片泥土，血從裏面浸出來，口、鼻和耳內也有很多血，身體遍佈淤青與骨折。丹東市公安司法鑑定中心給他的屍檢報告上寫着：死因是鈍性外力作用導致顱腦損傷、胸腔腹內臟器損傷而死亡。
母親
遼東半島像一個楔子突兀地插入渤海與黃河之間。莊河市鞍子山鄉，就在楔子的最東端，南鄰黃海，東部與丹東東港市接壤，向北，則連接着東北遼闊的內陸地區。在總面積285.84平方公里的鞍子山鄉，常住人口只有2.8萬人，多數集中在可以養蝦與海參的沿海地帶。而在北部丘陵山區，村莊裏只餘一片靜默——此次事故的多數遇難者就來自這裏。
東北的鄉鎮下面是村，村由一個個屯組成。吳秀珍所在的屯裏幾乎見不到50歲以下的人。房屋依山坡而建，家家都是低矮的平房，屋頂上壓着紅色瓦片，門前院子裏堆着厚厚的柴垛。吳秀珍家院子一地凌亂，柴火、玉米棒子與各種雜物散落在地上，幾條狗大聲叫着。家裏人說，吳秀珍短髮，圓臉，個頭很矮，從山的另一頭嫁過來。在同村人眼中，她特別勤快，比男人都拼，「經常光腳幹活。」家裏有十來畝地，種了花生、大豆與玉米，地里的活基本都是吳秀珍在干。除了給自家種地，她幾乎一年四季都在打零工，「上半年摘藍莓，夏天摘草莓，10月去捆花生，也給別人家薅草，什麼活都干。」
莊河農村家家都是低矮的房屋（作者供圖）
王力說，他父親小時候生過病，身體虛，無法外出打工，地里的活也只能給妻子「打打副手」。我見到了吳秀珍的丈夫。這個66歲的農村男人說話略有遲鈍，面對妻子離去後留下的一切顯得不知所措：家裏的地，兩頭需要照料的豬，90多歲的老父母。王力的奶奶腦出血後身體不好，做不來飯，爺爺常年吃降壓藥，看不清東西，白天臥在炕上幾乎不動。
一份由東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隊蓋章的車輛鑑定書顯示，肇事車輛制動和轉向系統工作狀況都正常。經分析與復原，事故發生時，車輛向東南方向發生側滑，隨後向左側翻過程中，先後與路面外反光樁、灌木叢樹木、排水溝碰撞。經測算，事故發生時的車輛行駛速度約為112公里/時。201國道動東港段的限速為60公里/小時。多位家屬告訴我，常某「有開快車的習慣」，但遇難者所在的屯，只有常某一個工頭。不上他的車，就意味着沒活可干。
王力回憶，母親曾表達過對坐常某的車的擔心。「她回來說嚇死人了，車輛拐彎時速度太快，差點翻到溝里。」但即使如此，相比於路上的風險，吳秀珍更擔心「自己少干一天，活就會被別人搶走。」這份工作對她很重要。王力說，早年間，母親通過個人賬戶連續繳費的方式獲得了一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資格，目前，每月的養老金有1700多元，收入「比同村人高很多」。但考慮到兒子的房貸與育兒壓力，吳秀珍賺錢的願望很迫切。王力的妻子不上班，女兒今年13歲。吳秀珍要每天給丈夫與公婆做飯，無法去城裏照看孫女，她感到虧欠。「我媽打一整年零工，多的時候能賺1-2萬元，她尋思說，沒法幫我看孩子，就打零工，把錢給我媳婦，就當支援我們養娃。」王力說。
這次事故中的絕大多數遇難者，家裏都是獨生子。「因為生兒的家庭壓力更大。」嚴峰的妻子55歲，在遇難者中屬於「年輕的」。他給我算了一筆賬：在東北農村，結婚需要彩禮、三金、酒席，男方還要買房，「加在一起至少得80-100萬元」。他和妻子拼命工作多年，又借了近20萬元，才湊足這筆錢。嚴峰弟弟說，東北屯子「家裏有兒」的父母，養老保險基本都「不敢交」。他比哥哥幸運，只有一個獨生女，現在每月繳納800多元，為自己的退休生活提前做準備。
嚴峰的兒子前幾年結婚，去年初生下了女兒。嚴峰記得妻子對他說，「（生）姑娘好，兒子就不會像我們壓力這麼大。不用聚少離多。」嚴峰寡言、內斂，在我和他持續數小時的交談中，回憶起這個片段時，他少有地哽咽了。他和妻子1992年相親認識，1993年結婚，1994年生下獨生子。此後，他幾乎全年的大半時間都在外地做建築工人，妻子則留在家裏照顧老人與小孩，種地、養豬、做飯、洗衣。
疫情後，隨着房地產行業的衰退，建築工人的收入銳減，「以前好的年頭一年能賺七八萬元，現在最多只有三四萬元。」嚴峰解釋，活越來越少，他離家的距離也越來越遠。從大連、瀋陽、本溪到山西、北京、最遠到過新疆。沒活的時候，他就在當地等，「有時候要等快一個月」，「也不好回家，一趟交通費就能抵一個月的活，不值當。」每年只有過年，他才會回來與家人團聚幾天。妻子出事時，他正在山東修橋，已經幹了一個多月。他說妻子性格開朗，對生活有熱情，愛笑，他第一次見她，就覺得她順眼。他們夫妻相處30多年，很少吵架。兩人最後一次「見面」是5月1日視頻，那天妻子正在院子的小倉房裏撿花生，此時天還沒黑透，有夕陽透過門縫照到她的臉上，「這天信號不好，我們聊了幾分鐘就掛了，她說地里的苞米種上了。」
零工
5月17日，我從大連莊河市區一路向東進入鞍子山，沿途所見，是一塊塊破碎的旱田，種着花生、玉米，很少見到大型機械。現在正是花生覆膜的時節，一壟壟塑料薄膜在日光下亮得刺眼。沿201國道繼續從莊河駛向丹東東港，途徑事故發生地後，向東進入椅圈鎮，路兩旁的景象立刻變得截然不同——密密麻麻的藍莓大棚接連出現，呈傾斜的倒三角狀，一排排天藍色的塑料棚頂，向遠處綿延。多位莊河的零工介紹，離莊河較近的東港椅圈鎮、龍王廟鎮、黃土坎鎮與黑溝鎮是她們最常去打零工的地方。
兩三年前，這些大棚所在地，還是一片片水田。陳晨是東港最早開始種藍莓的老闆之一。她對本刊說，丹東是全國最大的草莓產地之一，最「出圈」的丹東久久草莓，原產地就在東港市馬家崗，位於今天的椅圈鎮轄區內。但最近幾年，東港興起了一股「草莓改藍莓」的熱潮。2023年，大約有1000畝草莓大棚改種藍莓，2024年增加到5000畝，2025年，改種和增加的藍莓大棚面積約7000-10000畝。「今年，狂熱仍未消退。」陳晨說。據當地行業協會統計，東港8萬多畝的草莓大棚，目前共有2.7萬畝地種上了藍莓。
東港市藍莓採摘大棚（作者供圖）
多位藍莓大棚老闆對我說，一方面，這幾年草莓行情不好，價格下跌的厲害；另一方面，當地種植草莓多年，土壤受病蟲害影響逐年增加，造成草莓減產。「很多草莓老闆已經60多歲，干不動了，認為草莓一年四季都要用工，管理成本太高。藍莓大棚雖然一次性投資比草莓多，但只有採摘季才需要密集用工。」
采藍莓的工作並不輕鬆。藍莓根據果實直徑分為大果、中果與小果，採摘時要嚴格進行大小分級，不能混放到同一個筐里。果實越小，越不好摘。要優先採摘黑紫色的成熟果實，發紅的果不能摘。此外，藍莓表面帶有一層類似白霜的天然果粉，採摘時須小心翼翼避開，不能碰掉。但對於吳秀珍等人來說，這已經是他們可以找到的「最輕快且性價比最高的零工」。與嚴峰同屯的女性村民張淑君告訴我，摘草莓每小時比藍莓多賺1-2元，但要一直彎腰貼着地面摘，干久了「起都起不來」。而藍莓苗沒有那麼矮，雖然也要經常蹲下摘低處的果，但不會那麼費腰。「是個細緻活。」她說。
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的副教授王歐，近年一直在研究農村的零工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他對本刊說，農村女性的整個生命周期，深深地嵌入到家庭里，甚至延伸到子代家庭。但50-70歲的農村女性能獲得的工作機會卻很有限。王歐調研發現，與農村中老年男性相比，女性在城市「能做的活更少」，建築工人、保安等崗位普遍只招男性農民工，女性進城後只能做清潔工或家政。更關鍵的原因是，多數農村女性「離不開家」，要照顧高齡老人，還要種地，「後者即使只有幾百元，也是保底收入」。因此，她們只能以家為原點，急切地尋找允許當日往返的日結零工。
正在採摘藍莓的零工女性（作者供圖）
從今年大年初九一直到出事前，嚴峰的妻子「除了偶爾要給地里下種子」，幾乎每天都在東港的大棚里摘藍莓，連續幹了兩個多月，一共掙了八九千元。「嚴峰注意到，採摘藍莓之後，妻子「平時那麼愛笑的一個人，累了不會說太多，只是沉默不語」。「她總是睡眠不足，干一天活後全身哪哪兒都疼，從肩膀、胳膊、腰部到小腿，一疼就吃止疼藥。手指頭與腳經常腫着。」他還記得，妻子有時會抱怨「老闆說話太難聽。」嚴峰說。在他眼中，妻子的神經一整天都緊繃着，「拼命地干，就害怕老闆說你幹得太少，和工頭反應，下次不讓你來了。」他和兒子都勸她別這麼辛苦，但本地沒有太多零工機會，妻子很珍惜這份「好工作」。「我這幾年賺的少了，她想要補貼家用。而且孫女剛出生，接下來吃喝、讀書都要用錢。」
工頭
涉事司機常某的家，位於莊河市鞍子山鄉黃柏樹村常家屯。常姓是當地大姓，多位村民對我說，常某隻上到中學，年輕時蹲過兩次監獄，有一個6歲的女兒。出獄不久後，他就買了一輛二手車，擔任司機兼工頭，拉着附近屯裏想打零工的人去幹活。「常某有個舅舅，當過村長，有點人脈。在他的牽線下，常某一點點把關係與資源網絡拓展到東港，對接到當地的藍莓大棚老闆。」一位熟悉常某的村民說。
事故發生後，常某就逃跑了，警方曾出協查通告呼籲大家提供線索。「屯裏來了很多特警，懸賞金額從5萬一直漲到10萬。」三天後，常某才被抓獲。王力說，常某當司機已經有3-4年，收入來源主要是「扒皮費」。他給村民找活並負責往返交通，有時還承擔午飯，每人每小時「扒皮」4-5元。採摘藍莓的季節，平均每人一天幹活11小時，一個人頭就有44元的獲利，如果載21個人，去掉油錢後，每日就能淨賺800多元。「一次性拉得人越多，賺的就越多。」
正在採摘藍莓的零工（作者供圖）
多位藍莓大棚老闆說，在當地，工頭超載運送採摘工人的情況很普遍。一位藍莓大棚老闆給我出示了一張不久前鄉政府發佈的《交通安全倡議書》，裏面寫道：致種植大戶、務工工頭及司機師傅–絕不能為了趕工期、省成本而默許超載。私自改裝麵包車超員載客，易引發群傷群亡事故。
然而，大棚老闆往往無法對工頭形成有效約束。「我們只負責把工錢給到工頭，至於他給工人多少錢，我們不管。」張江兵說。多位藍莓大棚老闆指出，近幾年，隨着東港藍莓大棚的快速擴張，在2月-5月的採摘季，對外地工人的需求激增。老闆們很依賴工頭。部分工頭是主動上門尋求合作，部分來自於老闆之間的互相推薦。「這邊的採摘工人小時價為20元，四五年都沒有變過，因為擔心下調後招不到人。」張江兵說。他還觀察到，每個工頭手上至少都有幾十家大棚老闆的聯繫方式。有的工頭同時有好幾台車，專門雇司機開。
王歐解釋，工頭誕生的一個重要背景，是集約化農業在近些年的大範圍擴張與普及，特別是經濟作物，勞動密集型的特點更加突出。「農村大量的土地拋荒，舊的農業體系在解體，幾乎很難賺錢。而集約化農業農業多數集中在資源稟賦好的地區，地理分佈不均，形成了農村勞動力跨區就業現象。」王歐說，他在調研中明顯觀察到，近四五年，農村零工的就業半徑在不斷擴大。而這種跨區域零工中，普遍形成了以工頭為核心的用工模式。
莊河農村，地里主要種上花生，玉米（作者供圖）
多位遇難者家屬告訴本刊，事故發生後，他們曾試圖討要工傷賠償，卻發現除了司機外，不知道該找誰。多位遇難者家屬說，當地政府告訴他們，之後會發放救助金，但具體金額沒有告知。目前，本次事故中的8位遇難者，很多還未火化，遺體暫存在東港市殯儀館。
在現行的勞動法體系中，與工傷有關的賠償主要以勞動關係為核心。「這起事故中，車上的農村女工和工頭、藍莓大棚老闆都無法構成勞動關係。」一位長期接觸此類零工傷亡案件的法學專家對本刊說。他解釋，認定勞動關係，並非只根據是否簽訂了勞動合同，用工事實也是一個關鍵的客觀依據。然而，這一事實成立的前提，是用工方對勞動者實施了支配性勞動管理–工人能長期遵守老闆制定的工作要求，在規定地點、規定時間內完成指定的工作量。「這裏強調的是一種持續、穩定的勞動狀態。打零工的農村女人們可能今天來採摘，明天發現地里有活就不來了。因此，這類以日結為主、流動性極強的季節性農業用工，不在現行勞動法的保護範圍內，更不可能獲得工傷賠償。」他說。
近年來，這類農村零工車禍悲劇已連續發生數起。2024年6月15日的河南平頂山冷藏車事故中，8名女工在車廂內窒息而亡。2025年7月27日，載有山西大同彩椒女工的中巴車在暴雨中失聯，導致14人死亡。不久前發生的5月16日廣西皮卡墜河事件，車上載滿了剛種了一整天紅薯的大齡農村女工，最終造成10人遇難。
由於不存在勞動關係，前述法學專家認為，這類案件要想追究法律責任，能找到的唯一直接責任人就是涉事司機，但多數司機是村民出身，通常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進行賠償。要想讓用工方承擔連帶賠償，除非有證據表明老闆曾對司機下達明確指令：用超載車輛運送工人，再進行民事起訴，「但訴訟的難度很大，成本也會非常高。」
「多起個案的發生表明，農村零工群體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王天玉對本刊說。王天玉長期研究零工經濟，他建議，由於農村零工的分散性、流動性與季節性，應當建立一套適應農村勞動特點的保障制度。「關鍵是依託農村基層組織，將分散的勞動力整合起來。成立具有勞務中介和服務性質的平台，幫助村民集體參保，按單或按日投保，已經有地方在進行這種探索，類似於城市零工模式中的騎手平台。」王天玉解釋，這一平台的本質是取代工頭角色，以正規的方式對接村民與用工方，「在數字時代，建立一個線上零工平台，成本並不高，關鍵是從農民的需求出發，能不能真的把它用起來。」多位受訪專家說。
王天玉注意到，今年7月起，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簡稱「新職傷」）將在全國推開。這項試點目前主要針對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近些年出現的新就業形態人員，由平台按單投保。工作期間一旦出現傷亡，保障賠付待遇的比例結構與工傷保險一致。王天玉認為，未來可以考慮將農村零工逐漸納入「新職傷」體系。
楊建國見母親的最後一面，是在5月1日。他17歲時父親去世，初中畢業就來到大連讀中專。他的母親個性要強，一個人打零工把他養大，先是在冷庫工作五年，後來去東港「打海蠣子」，和摘藍莓一樣，每天在大連與東港間往返，持續了兩三年。去年，他的兒子2歲，母親來大連照顧孩子。近一年，是母子倆少有的「每天都能見面」的時間。
楊建國對我回憶，母親把孫子幾乎要「寵上天」，出去看到別人家的孩子有小車，回來就說，「也給你兒子買一個」。五一期間，楊建國的母親嫌「城裏太悶」，決定回老家待幾天。「我本來以為她要回去放鬆一下，完全沒想到她會去摘藍莓。」楊建國推測，可能母親看他有幾十萬房貸沒還，心裏着急，覺得「不要欠別人的」。
（應受訪者要求，吳秀珍、王紅梅、王力、嚴峰、楊建國、張淑君、陳晨、張江兵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