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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4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頒佈了一項法令，名為《關於加強打擊逃避社會有用勞動和過着反社會、寄生性生活方式的個人》。內中寫道：
「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村，依然存在着某些個人——儘管他們體健力壯、具備勞動能力——卻頑固地拒絕從事誠實的勞動，過着反社會、寄生的生活方式。在集體農莊中，此類人員在享用為集體農莊莊員設立的各項福利的同時，卻逃避誠實勞動，破壞勞動紀律，從而給集體經濟造成損害。……必須對反社會、寄生分子開展堅決的鬥爭，直至這種可恥的現象從我們的社會中徹底根除。為此，必須在這些人的周圍營造一種絕不容忍、全民共誅之的社會氛圍。」
依據該法令，凡無工作者、或有工作但並非政府認定的「有用勞動」者，皆屬於過着「寄生性生活」。警察機構或其他政府相關組織會對此類人群做出警告，告知其必須在一個月內落實就業。否則就將受到所在地區法庭的裁決，要被判處流放西伯利亞勞動改造二至五年。此類判決一旦做出，皆屬於終審裁定，不得上訴。此外，每年失業超過四個月之人也將被追究刑事責任，唯一的例外，是有年幼子女需要撫養的家庭主婦可短暫免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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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社會寄生蟲運動」與蘇聯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實施的「集體農莊制度」密不可分。
「集體農莊制度」下，農民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土地產出物的支配權，隨之而來的自然是消極勞動與大饑荒。問題是，大饑荒再如何慘烈，「集體農莊制度」也不會被視為錯誤，不存在被取消的可能性。於是，「社會寄生蟲」就成了官方竭力宣傳的「病因」。1948年1月17日，主政烏克蘭的赫魯曉夫向斯大林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內中寫道：
「許多集體農莊裏仍然有人頑固地拒絕從事對社會有益的工作，像寄生蟲一樣依附在誠實的集體農莊成員身上。一些寄生蟲和犯罪分子依附於集體農莊，享受着集體農莊提供的各種福利，卻不參與集體農莊的勞動。……1946年，烏克蘭有86676名集體農莊成員一天都沒幹活。在1947年夏季最繁忙的收割季節，例如在文尼察州的集體農莊，超過4.5萬名身強力壯的集體農莊成員無故曠工，他們並未達成法律規定的最低工作日數。在卡緬涅茨-波多利斯基州和日托米爾州，有超過2萬名身強力壯的集體農莊成員未達到最低工作日數。……這麼多集體農莊成員未能達到最低工作日數，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敵對和寄生分子的影響。」
在赫魯曉夫看來，目前用來打擊「社會寄生蟲」的手段力度嚴重不足，「六個月的強制勞動刑罰」對消極勞動者根本起不到威懾作用。他建議斯大林大幅提升處罰力度。於是，1948年2月21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簽署了一項名為《關於將惡意逃避農業勞動、過着反社會、寄生性生活方式的人驅逐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法令。依據該法令，村蘇維埃擁有了通過「集體投票」方式流放「拒絕好好勞動」的村民（55歲以下）的法律權力。流放地為烏克蘭的偏遠地區，期限為八年。要在流放地勞動改造滿五年，才能提出返回家鄉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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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令的效果似乎很不錯，農民們出現在集體農莊的數量和頻率都有增加。1948年12月18日，烏克蘭官方向蘇聯部長會議報告說：哈爾科夫州的列寧之路集體農場，之前每天只有35-40人在崗，如今每天約有150人在崗。整個哈爾科夫州，之前每天只有14萬人左右在集體農莊勞動，如今已經增加到了24萬人。新法令也推行於其他加盟國。據蘇聯集體農莊事務委員會1948年9月3日提供的報告，俄羅斯布良斯克州的克拉斯尼盧奇集體農場，原本一般只有100-110人報到，如今報到人數已經增加到285人。
整個1948年，烏克蘭有超過27000人被當作「消極勞動者」「社會寄生蟲」流放。沒人在意其中存在大量老人、病人與殘疾人。各級政府的報告也往往只提「在崗人數」增加了多少，刻意迴避了集體農莊的效率與產量並無起色。
大概是對自己在烏克蘭打擊「社會寄生蟲」的經驗頗為得意，赫魯曉夫入主莫斯科後多次頒佈類似法令。1956年，他曾以「遊手好閒」為由，下令禁止吉普賽人在蘇聯境內自由遷徙。1957年，他又要求制定《加強打擊反社會、寄生分子》法律草案，試圖將城市中的「消極勞動分子」挖出來流放。法律專家們提醒赫魯曉夫，該草案違反了蘇聯簽署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公約明確禁止政府使用任何懲罰手段，去強迫任何人從事任何他不願意的勞動。出台這樣的法律，將嚴重損害蘇聯的國際形象。
事情拖到1959年7月，在莫斯科郊外舉辦的美國國家展覽會上（根據美蘇文化交流協定，為展示各自的制度優越性，兩國將在對方境內舉辦博覽會，蘇聯已於1959年6月在紐約舉辦了展覽），赫魯曉夫與來訪的美國副總統尼克遜發生了著名的「廚房辯論」。期間，尼克遜提到莫斯科有許多黑市商人和遊手好閒者。
這段話刺激到了竭力想要論證蘇聯制度遠比美國優越的赫魯曉夫。於是，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不再重要，打擊「社會寄生蟲」的立法工作再次緊鑼密鼓推進。結果便是1961年5月正式公佈的法令——《關於加強打擊逃避社會有用勞動和過着反社會、寄生性生活方式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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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後，1961年8月16日，蘇聯官方提供了一份報告摘要。內中寫道：
「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檢察院統計，截至1961年8月1日，俄羅斯聯邦境內已查明13萬人過着反社會、寄生性生活方式……法令公佈並開展宣傳工作後，大多數逃避社會勞動的人員開始在企業、建築工地以及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工作。」
報告還提到了一些案例。焊接工程師瓦西連科不願為國家從事「有益工作」，在1947年選擇辭職去辦養兔場。靠着賣兔子皮和兔子肉過上了對社會毫無益處的好日子。政府機構派人去警告並勒令他必須從事「有益工作」後，仍陽奉陰違，找了一份保安兼馬夫的工作為幌子，仍繼續經營養兔場。於是地方法院判決瓦西連科流放改造五年，並沒收了他的房子（1棟）、母牛（1頭）、公牛（1頭）和兔子（340隻）。
伊格納托夫是消防員，拿着31個盧布的月薪，卻將主要精力放在了耕種自留地、在市場上賣水果蔬菜等事情上。靠着這些「無益工作」買了兩輛小汽車，蓋了兩棟小房子。地方法院秉公執法，判處伊格納托夫流放改造五年，並沒收所有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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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初某日，後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布羅茨基（1940-1996）正在家中寫作，突然有警察上門，警告他必須在某個具體時限之前找到一份工作，否則法院將以「社會寄生蟲罪」起訴他。
類似的經歷也發生在歷史學家羅伊·梅德韋傑夫（1925-2026）身上：「他們想以寄生蟲罪起訴我。我當時……失業在家，他們威脅要根據這條法令起訴我。我回答說：我靠自己的錢生活，我在國外出版書籍，並通過外商銀行合法收取版稅。但他們威脅說：你沒有工作，我們要以寄生蟲罪起訴你。」
這些恐嚇「的不虛示」。1963年6月，莫斯科大人物列昂尼德·伊利喬夫曾嚴肅警告過民眾：「想勞動就勞動，不想勞動就不勞動——在我們這裏，這種選擇無從談起。我們的法律不允許這種選擇存在。」
1963年11月29日，《列寧格勒晚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文學寄生蟲》的批判文章，點名道姓痛罵布羅茨基，說他「不愛祖國」，說他的詩歌「簡直是胡言亂語」，說他「過着寄生蟲似的生活。身體健康的二十六歲青年，將近四年沒有從事任何對社會有益的勞動。他依靠零工生活，甚至向父親伸手要錢……」文章呼籲全社會不要再縱容布羅茨基這種沉迷文學的寄生蟲，「像布羅茨基一樣的人，在列寧格勒沒有容身之處！」
1964年，捷爾任斯基地方法院判決布羅茨基「社會寄生蟲罪」成立，強制流放至西伯利亞偏遠勞改營服苦役五年。後因國際影響惡劣，刑期縮短至18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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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羅茨基被流放之前五百六十六年，是中國的洪武三十一年。這一年，朱元璋頒佈《教民榜文》，大開地圖炮，痛罵河南、山東等地百姓被前朝壞風氣影響，「有等懶惰、不肯勤務農業，以致衣食不給」，寧可讓土地荒蕪，寧可吃不飽餓肚子，也不願勤勞耕作。為了打擊這些「懶漢」，朱元璋設置了「里老人」，勒令他們擔負起監督職責——農耕時節，每天五更擂鼓。鼓聲一響，所有百姓便必須起床下田，由里老人負責清點人數。懶惰不肯下田者，里老人有權用「竹篦荊條」抽打。朱元璋還警告道：里老人務必嚴格監督百姓下地，不許遲到早退，若有「游食」之人被官府抓到，必定嚴懲，里老人也要一併連坐。
在朱元璋那裏，「勤勞」不是美德，是義務。
2026年5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