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穆欣
根據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的《通知》，決定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1966年5月28日，經毛澤東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下達《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宣佈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正式成立。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穆欣名列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名單中。
中央文革成立之初，穆欣被信任與重用，出任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主任，並藉助《光明日報》的內部刊物，為中央文革收集與反映文革運動動態與情況。
穆欣能進入中央文革，當然是因他表現出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的「左派」立場。文革發動之初，1966年5月8日，穆欣在其主管的《光明日報》發表關鋒所寫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假》，與同日江青在《解放軍報》發表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互相呼應，公開打響了攻擊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第一炮。
隨着文革運動的迅猛發展，中央文革地位不斷提升。到66年底，中央文革，被稱為中央文革中的北京「四秀才」的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已在紅衛兵造反派群眾中獲得巨大聲望與威信。他們被視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反對他們就是反對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他們的講話，他們的態度，對造反派群眾已有巨大的影響力，影響其在那段歷史時期選擇造反方向的決定作用，這是不可迴避的歷史事實。
二、穆欣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全國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成立大會
1966年，李先念，時任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國務院財貿口，下屬有財貿辦公室、財政部、人民銀行、商業部、外貿部、糧食部、供銷總社、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前進報社。財貿口有部屬高校四所，即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北京商學院、北京外貿學院、北京工商管理專科學校。
1966年，林彪國慶節講話與《紅旗》雜誌十三期社論發表後，國務院財貿口與所屬高校文革運動的發展，和全國運動形勢一樣，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成為群眾運動，自然波及向所屬高校派出工作組的國務院主管部門。財貿口造反派批判矛頭指向了李先念。
1966年12月23日，從下午3時起到晚8點，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先後在國務院紫光閣與國務院小禮堂，接見國務院財貿口各單位造反派組織代表與各單位造反派群眾。姚依林、馬定邦、吳波、王磊等財貿各部負責人均參與接見活動。在接見中，周總理表態支持成立「全國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支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周總理說不但他要來參加成立大會與批判大會，還要幫助邀請中央文革小組派代表參加。為此，周總理委派了人民銀行行長胡立教、國務院副秘書長童小鵬為聯絡員。
經過緊張的籌備，「全國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成立大會，於1966年12月31日下午，在北京體育館召開。出席成立大會的有國務院財貿口各部門及直屬院校造反派群眾代表5000多人。周恩來總理、李先念副總理出席大會。穆欣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出席大會。
三、周恩來講話後先行離場，突發部分激進群眾要求李先念摘下紅衛兵袖章事件
成立大會開始前，周恩來、李先念、穆欣等人在休息室，先行審閱大會準備的「全國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成立宣言」、「全國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成立大會給毛主席的致敬信」以及大會擬定的口號等文件。周恩來用鉛筆勾掉了文件中有關批判李先念的字句與口號。周恩來對大會主持人，中財院八八隊的敖本立說：「對李先念同志不能打倒嘛。他是支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並告訴敖本立，因還有其它活動安排，大會開始他先講話，講完話後要先行退場。敖本立表示按總理的意見辦，並請總理講完話後繞場一周，與群眾見面，同時接受群眾獻戴紅衛兵袖章。總理高興地答應了敖本立的這一請求。
敖本立宣佈大會開始，請總理講話。周總理說：
「同志們，我首先要祝賀你們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的成立！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我現在代表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黨中央和國務院向你們問好！
同志們，你們這個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是在有一天晚上，我和李先念副總理，他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一道向你們建議，並且支持你們的。你們這個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是我們國家系統各個戰線上，第一個在一個系統中成立的組織，聯絡的組織。李先念同志，他也是第一個批判了財貿系統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
周恩來在結束講話時說：「我因為有另外一個會，現在已經超過時間了，我已經晚到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接着，不可能再留下來，向你們表示歉意，但是我們支持了你們。」
周恩來結束講話後，即帶領李先念、穆欣，從主席台下到體育館中間場地繞場一周，接見參加大會的群眾。接見中，激動的群眾代表跑進場中，給周恩來、李先念、穆欣三人獻戴了紅衛兵袖章。隨後周恩來先行離開了會場。
周總理離場後，大會按原定議程繼續進行。這時，會場一角，坐的主要是北京外貿學院造反派處，高呼起批判李先念的口號，並齊聲呼喊：「李先念，摘袖章！」同時有許多要求摘掉李先念所戴紅衛兵袖章，並聲言如不答應其要求，就要造大會右傾的反，就要衝擊大會主席台的紙條遞上主席台，交給了大會主持人敖本立。事態嚴重，已有一觸即發之勢。如不能妥善處置，大會就開不下去了。
敖本立面臨兩難選擇，很是着急。心想這時只有中央文革的代表穆欣出面講話，才能勸阻群眾的過激要求，保證大會順利進行。敖本立於是將紙條送給坐在其旁的穆欣看，請他出面處置，按周總理的精神，勸阻這部分群眾的過激行為。穆欣表情冷漠，遲遲不作表態。在敖本立的一再催問下，穆欣表示，他不好出面講話，而要敖本立自己處理。
權衡利弊後果，敖本立只得轉而去做李先念的工作，請他自己摘下紅衛兵袖章，以免出現衝擊大會主席台，危及他的安全的嚴重情況。臉色鐵青的李先念考慮了一下，就主動地摘下了紅衛兵袖章。大會得以按原定議程繼續進行，完滿結束。大會結束，李先念也得以安全離開會場。
四、穆欣給敖本立打電話，要求就摘袖章事件向李先念道歉
1966年12月31日晚，穆欣給敖本立打來電話，說：「敖本立，在今天的大會上，你們當眾讓李先念同志摘下紅衛兵袖章，是對李先念同志的羞辱，是嚴重的不尊重李先念同志的行為，是錯誤的。中央文革是保李先念同志的。中央文革要求你們必須向李先念同志道歉。」
事後了解，在北京體育館會場受辱的李先念，回到中南海住地後，大發脾氣，並電話責問中央文革：為什麼見其受辱，中央文革的人在場坐視不理？為什麼不出面勸阻學生？中央文革無言以對。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責成穆欣給敖本立打電話，要求其向李先念同志賠禮道歉。
五、中財院八八隊孫大聖支隊炮打「反革命兩面派」穆欣
敖本立及八八隊都無法接受穆欣要其向李先念道歉的要求，認為如果要道歉的話，也應該是穆欣去道歉。認為穆欣明知周總理保李先念的態度，事發時不表態，不勸阻，事後卻追究，不能理解。並因此對穆欣不滿，覺得應該進一步去查一下穆欣這個人。
1966年底，財政部與人民銀行所屬高校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八八戰鬥隊，派出「孫大聖」支隊，進駐《前進報》社造反。1966年12月28日宣佈查封了《前進報》。位於北京虎坊橋的《前進報》社，與《光明日報》社隔街相望。《前進報》社當時的負責人常芝青，與穆欣曾是《晉綏日報》時的同事。通過常芝青對穆欣的情況有所了解。1967年過了新年，「孫大聖」支隊就進入了《光明日報》社造反，得到了《光明日報》社部分群眾的歡迎。《光明日報》社的一些群眾紛紛提供穆欣與他妻子張卉中的材料。很快「孫大聖」支隊就寫出了批他有事當面不表態，事後做好人的兩面派行為等內容的「反革命兩面派穆欣十大罪狀」的傳單，並在《光明日報》社印刷廠排版上機開印了十萬份，在北京街頭廣為散發，引起轟動與廣泛反響，外國眾多通訊社亦迅速予以報道。
文革運動來，還沒有一張穆欣大字報的冷冷清清的《光明日報》社，此時立刻熱鬧起來，七層辦公大樓貼滿了穆欣的大字報。「孫大聖」支隊與《光明日報》社的造反派群眾，又致信中央文革小組，強烈要求穆欣回報社接受群眾批判。中央文革接受了要求，將穆欣交回了《光明日報》社。
六、李先念高興地告訴敖本立：毛主席說：「有個『孫大聖』，大鬧天宮了！」
1967年1月12日，敖本立到中南海李先念住地，向李先念匯報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的工作及財貿口運動情況，當敖本立講到中財院八八隊「孫大聖」支隊，到《光明日報》造穆欣的反，並把穆欣從中央文革揪回報社批鬥的情況時，李先念高興地告訴敖本立：你們造穆欣的反，毛主席都知道了。毛主席說：「有個『孫大聖』，大鬧天宮了！」
七、陳伯達與關鋒、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保穆欣過關
中財院八八隊「孫大聖」支隊炮打穆欣的行動，不但點燃了《光明日報》批鬥穆欣之火，而且引來社會眾多紅衛兵組織的關注與參與。但事態的發展是不為「孫大聖」支隊所能控制掌握的。清華大學的紅衛兵到《光明日報》貼出大字報，要揪穆欣的後台，矛頭直指康生。
當時，北京、上海都出現了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康生、炮打張春橋的傳單與大字報。
接着又發生了67年1月的「京西賓館事件」，與67年2月的「懷仁堂事件」。
1967年1月15日，戚本禹在政協禮堂接見了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八八隊的敖本立等人。戚本禹在講話中說：李先念的問題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要保的。你們批穆欣也不能批過了頭，他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是有貢獻的。不能說穆欣是反革命兩面派嘛。
不久，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給《光明日報》的造反派組織「燎原公社」打電話，說：「我不保誰，一切人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考驗，包括你我。」「穆欣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定的這個調子有沒有把握？有沒有證據？」「《光明日報》多年來工作是比較不錯的，他發表了不少好文章，這樣一下子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群眾怎麼分別好人、壞人呢？」「不要輕信，不要沒有虱子抓虱子。」
到了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組討論了穆欣的問題，並委派關鋒、戚本禹到《光明日報》社接見群眾，以保穆欣過關。
在《光明日報》社職工大會上，關鋒說：「前幾天，中央文革小組討論過一次穆欣同志的問題，組長陳伯達同志，副組長江青同志，顧問康生同志，王力同志和我們兩位（關鋒、戚本禹）都參加了。」關鋒表示：他與戚本禹對穆欣的評價與講話，不是他們個人的意見，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關鋒說：「穆欣同志不是我們的敵人，是我們的同志。有缺點、錯誤，甚至某些錯誤是嚴重的，但有成績，應一分為二。對他的錯誤進行批評，我們贊成，但批評應是同志式的，不是敵人。他回來時，中央文革小組的負責同志對他講，回去，是自己的錯誤，要檢討，不是自己的錯誤，不要胡說八道。回來一個多月，你們的材料《十大罪狀》、《大事記》都看過了，那些材料，有很多沒經過查對，單就我知道的就有很多與事實不符。經過調查研究，得出正確結論不那麼容易。」
戚本禹說：「我們認為，穆欣同志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我們認為，穆欣的問題，不是反革命，不是修正主義，不是兩面派。」
戚本禹還說：「你們應當提高警惕，防止敵人鑽空子。比如有人搞康老。有沒有？有的。住在這兒的學生組織也有這個問題。」
關鋒、戚本禹接見講話保穆欣後，轟轟烈烈的炮打穆欣運動就偃旗息鼓了。「孫大聖」支隊亦撤回了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