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房裏也有殺人犯、武鬥打死人的人，也有過去的中統特務，也有革命老幹部。遇羅克雖然不是大學生，但是他的學識比別人高很多。那時，監牢裏所有的人都知道，來了我這麼個大學生，中國人當時比較認這個頭銜，所以大家就讓我給他們講故事。但是，我有一個感覺，遇羅克的知識面不比我窄。當我講故事的時候他不會聽，只是看他的書，或者去睡覺。因為我的常識性講解對他說來沒有什麼意思。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我們的經歷確實很不一樣，我是在所謂的好學校一直升上來的，我才知道這個社會對大家是不公平的，在和遇羅克交談之前，我對這個社會了解並不多。而在這一方面，遇羅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講，他在農場種草莓，在街道上怎麼跟人搞好關係，怎樣傳呼電話……他在社會上交往的能力比我們強得多。至少，他使我了解了社會的另一面。
最難忘的事情就是我們在一塊兒編詩集，我們把手紙裁成像豆腐塊那麼大，然後他想辦法弄到紙和筆，假裝寫材料，實際上寫我們自己背的詩。把過去學過、讀過的古詩，一首一首地記錄下來。可以想像，監獄生活是相當枯燥的，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羅克一直在學習，我對他比較佩服。我當時對於自己會被判這麼重的刑，始終耿耿於懷，大惑不解，而且一口氣難平，覺得是被別人迫害，完全是個人恩怨的一種陰謀，所以，我在監獄裏給大家講《基督山恩仇記》，遇羅克也在場。
這時候，能和遇羅克一塊編古典詩詞，大家都覺得生活中還有文化，還有些情趣，在談詩論詞的過程中，暫時忘掉鐵窗中的殘酷。因為，我周圍的人經常是這個被打、那個被戴上手銬腳鐐，天天見到的就是鐵和血，還要假裝視而不見。
中國那個時候如果有民主選舉的話，他會得到很多人的選票。因為，在我們的牢房中這很明顯。我們牢房有很多殺人不眨眼的人，但是對遇羅克都畢恭畢敬。他們對我倒沒有，量我不過是一個學生，仗着政府對我們好一點就胡作非為而已。但是，遇羅克不一樣，因為誰都知道他敢跟政府較勁，在牢房中就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又是《出身論》的作者，是當時在中國被污辱被損害的最底層人的代言人，所以這些人對他非常尊敬。
在另一方面，遇羅克也有他特別孩子氣的一面。他也願意跟我們一塊唱歌，也跟我們學了一些歌，還和我們一塊下圍棋、下像棋。他下像棋可以下盲棋，我們根本下不過他。
實際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監的時候，他認為可能是長期監禁，他沒有想到會判處死刑。為什麼呢？當時我們談過這個問題。中國當時雖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們都是有具體的罪行，從這一點來說，我會比他判得重，因為我有裏通外國等罪名，而他連這種罪名都沒有，他只是因為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陳毅對於出身問題的看法跟他一樣，他也通過途徑跟陳毅聯繫過。因此，遇羅克當時跟我說，他對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的處境，他知道我肯定會被判死刑，但是執行不執行還不知道。他曾經對我說，如果我有機會先出去，一定會替你陳情，去找陳毅，想辦法為你斡旋，使你免於死刑。我還很高興，對他表示感謝。我當時已經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那個時候遇羅克並不知道他會被判死刑，那個時候他的案子還沒有判決。實際上，我們都沒有料到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開了這個殺戒，以思想罪正式槍斃人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是一九六八年，還沒有估計到後來會有「死刑，立即執行」這樣的結果。
後來，我們在死刑號的時候我很佩服他，因為按照中國的程序，進了死刑號就是一定要被槍斃的。等我們都進了死刑號的時候，當時我被震驚了，所有的人都被震驚了，我們都處於一種頭腦空白狀況，我不知道心理學上如何解釋，當時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種愕然，就是人怎麼樣來面對這樣的現實，面對你將要被處決。
從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羅克一直和當局在審訊上進行較量，一直到進入死刑號，他還是那樣，這是遇羅克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這說明，每個人的心理素質，以及他對於生活的選擇不一樣，表現的就不一樣。所以，我覺得遇羅克在那個時代，只能作為一個犧牲的英雄，他的選擇一定是這樣的後果。因為我後來知道，審訊他的審判員姓丁，因為個子很高，都叫他「丁大個兒」，丁大個兒對遇羅克恨之入骨，但是，直到六九年的時候還是定不了遇羅克的罪。丁大個兒就說，好，定不了罪更好，就等機會。一直等到七零年「一打三反」，他真正如願以償，把遇羅克送進死刑號。
當時時代一定會「成全」像遇羅克這樣的有自己信念的人。這個政權、這個專政機器是會「成全」他，這是雙方的成全。這個專政機器是靠人的鮮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們為什麼沒有被選擇犧牲，是因為當時我們的血統，這是社會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們還不是當局槍殺的最佳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