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2月10日向國會提交報告，認定兩個左翼組織為中共在美影響力行動的掩護渠道，並披露其背後資金網絡。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指出，這是中共藉助民間組織實施系統性滲透、以公開方式操控民主社會認知的「陽光下的認知戰」，可以從三個方向反制。
美國務院點名：兩大左翼組織充當中共「擋箭牌」
美國國務院2月10日向國會提交題為「應對外國信息操縱和干預」的報告，正式認定「粉紅代碼」與「人民論壇」為中共在美實施影響力行動提供掩護，並點名「辛厄姆網絡」（Singham Network）旗下關聯團體在美散佈親共宣傳。據《紐約郵報》報導，這是美國政府迄今在正式報告中對上述組織最明確的政治認定。
美國副國務卿薩拉‧羅傑斯（Sarah Rogers）在聲明中表示：「『粉紅代碼』和『人民論壇』這類組織詆毀美國，粉飾馬克思主義政權的暴力，為中共提供掩護，同時從與中共有關聯的捐助者網絡獲取大量資金。」
報告指出，北京通過非營利組織、代理媒體及數字平台在美散佈親共敘事，並將這一體系與中共官媒、駐美外交官的協同運作相結合，目的是「破壞美國的信譽和政策，並擴大其影響力」。（延伸閱讀：美認定「Code Pink」等掩護中共滲透美國）
報告對「粉紅代碼」的定性尤為具體。該組織雖以反戰團體自居，卻頻繁散佈「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等親共論調，並組織美國公民赴華參加「紅色旅遊」——前往瑞金參觀中共革命聖地，或走訪經刻意佈置的「扶貧樣板村」。一名參與者事後稱，此行使她「明白」了自己必須「捍衛中共免受美國政府侵略」。
專家：「陽光下的認知戰」為何比傳統間諜更難防？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網絡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員謝沛學對大紀元表示，此類行動的核心邏輯是「讓中共敘事以民間聲音的形式進入美國社會」——以反戰、社會正義等西方左翼主流話語為旗幟，以本土非營利機構的身份運作，敘事方向卻與中共官方立場高度契合，從而有效規避公眾對外國宣傳的警惕。
他將這一模式定性為「在陽光下進行的認知戰」，強調其與傳統情報行動存在本質區別：「傳統間諜活動在陰影中運作，一旦曝光即告失敗；而這種透過民間組織進行的滲透，是在公開場合運作，目標是操控公眾認知與政策方向。」
正因如此，他說，這類行動往往難以通過傳統反情報手段識別和應對。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沈明室告訴大紀元，中共對各國社會的滲透「早已存在」，只是近年來美國政府才逐漸強化審查與情報披露機制。
他強調，中共更傾向以「軟性滲透」模式運作——通常以文化交流、訪問合作為名，通過邀請對象訪華或提供特殊待遇逐步建立關係網絡，「不會一開始就收集機密情報，而是先以人際關係與價值觀影響降低對方警覺性，再進一步行動」。
沈明室還提到，美國曾出現州長或國會議員身邊人員與中方背景人士接觸的案例，相關接觸有時被用於探知政策動向或獲取內部信息。
背後金主曝光：一張連接19個左翼組織的資金網絡
美國國務院這份報告將長期運作於幕後的資金網絡再度推向公眾視野。「粉紅代碼」與「人民論壇」與美國左派科技富豪羅一（Neville Roy Singham）存在深度關聯。羅一長居上海，其旗下「辛厄姆網絡」由多個非營利組織、財政贊助商與另類媒體構成，覆蓋全球的傳播網絡。
2023年，他出席一場為中共塑造國際形象的研討會，身份意外曝光；隨後，《紐約時報》的調查報導揭示其作為中共宣傳核心資助者的角色。
根據美國眾議院監督與政府改革委員會2025年報告，與羅一相關的美國左翼組織多達19個，涵蓋「社會主義與解放黨」（PSL）、「ANSWER聯盟」，以及「全國巴勒斯坦正義學生組織」（NSJP）、「巴勒斯坦青年運動」（PYM）等親巴勒斯坦團體，橫跨反戰、社會正義、巴以衝突等多個議題領域。
「人民論壇」執行董事桑托斯（Manolo De Los Santos）不僅頻繁出現在中共官媒採訪中，還曾在CGTN以「青年領軍人物」身份讚揚中共發展模式，並在中國媒體「觀察者網」撰文，期待中共在拉美社會主義進程中「發揮關鍵作用」。
2023年12月，一段外泄的內部會議視頻顯示，桑托斯在曼哈頓向逾百名聽眾公開表示：「當我們擊敗以色列和美帝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已經知道如何在美國摧毀資本主義。」
三重風險：中共滲透如何從內部侵蝕民主制度？
謝沛學認為，這類影響力行動對民主制度構成三個層面的結構性風險：
扭曲公共討論：當外國宣傳被包裝為「本國公民聲音」時，民主社會賴以運作的公共辯論空間將受到實質性污染，公眾對政策議題的判斷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悄然引導。
加劇社會分裂：中共系統性地利用美國既有的種族矛盾、階級對立與政治極化，藉助相關組織在敏感議題上「煽風點火」，從內部消解社會凝聚力，使美國在對外政策上難以形成一致意志。
導致政策癱瘓：相關團體動員民意反對具有防禦性質的對華政策時，可能造成政府決策遲緩甚至受阻。謝沛學指出，這類行動慣於利用民主制度的開放性，「打着民主旗幟反民主」——藉助言論自由與集會權利，在完全合法的框架內損害民主機制的正常運轉。
沈明室則從結構性劣勢的角度補充指出，民主國家在應對極權體制的滲透時，始終面臨「敵暗我明」的不對等處境：一旦擴大監控與情報權限，便易遭到侵犯人權的質疑，陷入兩難困境。
他還特別指出，中共許多新聞、文化或經貿機構人員具有情報背景，而美國商界與學界普遍缺乏對應的情報防範意識，使得相關滲透往往能以低成本、低風險方式長期持續運作。
如何反制：透明度、執法與公民預警缺一不可
面對上述威脅，美國政府已釋放出加強應對的政策信號。副國務卿羅傑斯明確表態，將公開替美國敵手遊說的組織的捐助者網絡與非政府組織關聯圖譜；參議員科頓則承諾持續推動對「粉紅代碼」與中共關聯的調查。
這一系列舉措標誌着美國對中共影響力行動的應對，正從情報評估走向公開政策行動。
謝沛學就制度層面提出三個方向：一是加強非營利組織財務透明度，要求追溯至最終資金控制者；二是嚴格執行《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強制明顯服務於外國政府利益的組織進行註冊，使其活動置於公眾監督之下；三是推動跨部門協同應對，由司法、財政、外交與情報系統聯合行動，並與盟友共享情報，切斷影響力行動的資金鍊與指揮鏈。
沈明室則從社會層面提出兩項優先事項：系統檢視現行法律體系，評估其對滲透行為是否具備足夠的處罰與制止能力；如有不足，應儘快推動立法補強。同時提升公眾警覺，強調美國社會不應以單純的開放心態看待與中共相關的交流活動，「必須意識到其背後往往帶有明確政治意圖」；一旦發現可疑活動，應及時向執法或情治單位通報。
兩位學者的研判共同指向一個核心結論：對抗「陽光下的認知戰」，不能僅靠情報機構的秘密應對，更需要民主社會以公開透明的方式系統性地強化制度韌性與公民意識。正如本次報告所展示的，將滲透網絡曝光於公眾視野之下，本身即是應對這一威脅的關鍵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