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點，三藩市市中心的金融區依舊燈火通明。自動駕駛的高端出租車無聲穿梭，車身上的科技公司logo在霓虹里閃爍，它們是這座城市靠近矽谷、擁抱科技繁榮的鮮活註腳。
而僅僅幾個街區之外，田德隆區的帳篷沿着行人路連綿鋪開，防水佈下的人影蜷縮着，空氣中飄着揮之不去的異味。這裏沒有雜貨店，沒有藥店，更別提咖啡館或公園，只有隨處可見的無家可歸者，以及公開注射芬太尼的癮君子。
這裏曾是三藩市劇院區的核心，如今成了全美最著名的露天毒品市場。
「我每天都要跨過兩個世界去上班。」當地非營利組織「正向改變」的聯合創始人塞德里克·阿赫巴爾說。他穿過田德隆區滿是塗鴉的街道時，指了指不遠處高聳的Salesforce大廈，「那邊的人年薪百萬，這邊的人為下一劑芬太尼發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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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疾控中心數據，舊金山藥物過量死亡率是全美平均水平的三倍。2023年創下806人死亡紀錄後，2024年雖下降21%至635人，但下半年又開始回升。與此同時，這座城市擁有全美最高密度的億萬富翁——每11600名居民中就有一位。
這種極端分裂讓科技巨頭們開始公開抱怨。2023年5月，剛收購推特的埃隆·馬斯克在X上發文稱三藩市是「一場災難」，「曾經美麗繁榮的城市，現在成了廢棄的殭屍末日」。2024年，他將X總部從三藩市遷至奧斯汀，理由是他「受夠了為躲避暴力吸毒者團伙而不得不繞路進出大樓」。
川普曾在2024年一次競選集會上表示，他將派遣國民警衛隊「清理」三藩市，指責當地民主黨政客「摧毀了這座城市」。
田德隆區監督員比拉勒·馬哈茂德住在自己代表的選區。他的辦公室窗外，吸毒者正蹲在行人路上交易。「這裏一居室公寓的平均月租是2500美元（約合人民幣17445元），但家庭年收入中位數只有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7.9萬元），」他告訴歐洲新聞台，「住房根本負擔不起。」
更讓他憂心的是，這個區有3500名兒童——三藩市兒童密度最高的社區。「孩子們要親眼看着這些。」馬哈茂德說，「你怎麼向一個孩子解釋，為什麼上學路上會看到有人躺在地上注射毒品？」
他提到一位正在康復的吸毒者：「用他的話說，他『死過三次』——即使在康復期間，因為身處露天毒品市場，環境會不斷觸發他的癮。如果你在戒毒，卻每天被你要擺脫的東西包圍，這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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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西四公里，在可以俯瞰遊艇碼頭的豪華公寓區，「基石」戒毒診所看起來更像一家精品酒店。沙發上擺放着天鵝絨靠墊，冰箱裏備着各種口味的無酒精氣泡水。
「人們以為癮君子都是骯髒、無家可歸的窮人。」診所主任亞當·奈珀說，「但我們很多客戶吸冰毒、找應召女郎。為什麼？他們自尊心低，沒有自我價值感，卻願意每周花1000、2000甚至1萬美元在這上面。這不算癮嗎？」
奈珀的客戶很多來自抱怨城市毒品問題的科技公司。他認為行業壓力是重要誘因：「科技巨頭對員工的期望這些年暴漲，很多僱主希望員工儘可能多工作，放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灣區人工智能初創公司BuildBetter的創始人斯賓塞·舒勒姆證實了這一點。這位14歲就創立了第一家科技公司的創業者說，自己每周至少要在電腦前工作80小時，一年大概只休息一周。「這現在是行業標準了。」
當被問及長時間工作與成癮的潛在關聯時，他反駁道：「如果客戶喜歡我們的產品，我感覺自己在前進，我可以工作100小時。
舒勒姆公開談論過自己和其他三藩市科技人士服藥的情況。他告訴《華爾街日報》，自己大約每三個月服用一次 LSD（致幻劑），「幫助工作和創造力」。但他將其與娛樂性毒品危機區分開，視這些藥物為提高產出的「工具」。
「我們的工作是在特定問題上投入儘可能多的認知勞動。在任何其他以表現為基礎的行業，通常都有監管。」他說，「運動員不能服用某些藥物，因為那對其他人不公平。我們沒有這樣的限制。」他的語氣中聽不出不滿。
但在奈珀看來，這種態度正是人們來到「基石」的原因。「我們不是機械人，人會崩潰。」
診所另一間有燭光氛圍燈的房間裏，一位曾在科技行業工作多年的客戶反思道：「這證明CEO們從一開始就不真正關心員工。他們只關心股東和自己的價值，員工被商品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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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美國心理學家、《成癮》雜誌副主編基思·漢弗萊斯教授對「三藩市的科技行業導致了毒品問題」這一觀點表示懷疑。「我不認為在科技行業工作比開公交車、挖煤或當消防員更有壓力。」
這位曾為前總統小布殊和加州州長加文·紐森提供毒品政策建議的知名心理學家說，三藩市的「獨特」問題在於，「毒品政策過於傾向於減害和吸毒者的權利，而忽視了其他人的權利，以及預防和治療的價值」。
加州2014年通過的47號提案將許多非暴力犯罪（包括持有毒品）降為重罪中的輕罪。三藩市自2000年以來一直推行「減少傷害」政策——通過提供清潔錫紙、煙管和針頭等措施，讓吸毒更安全，而非通過刑事化減少使用。
這些項目在2010年代末和2020年代初擴大，恰逢芬太尼在全美蔓延。
「我把責任歸咎於我們的州長加文·紐森，他以前是這裏的市長。我也歸咎於南希·佩洛西。」剛當選三藩市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委員的阿赫巴爾直言不諱，「我相信他們一直在撥款，但所有的錢都流向了『允許』人們吸毒，而不是真正幫助他們。」
就連監督員馬哈茂德也承認，「在某些方面，解決這場危機的政治意願不足」。
黃昏時分，阿赫巴爾站在田德隆區一個十字路口。西邊，金融區的玻璃幕牆反射着金色夕陽；東邊，又一批帳篷正在支起。
「我父親是個癮君子，在我小時候離開了家。」阿赫巴爾說，「後來我也做了同樣的事。」他現在致力於幫助出獄者和成癮者，「這個循環必須被打破，但我們還在原地打轉。」
他提到現任市長在社交媒體上宣傳城市如何好轉，「但我看到的還是一樣」。最讓他痛心的是孩子們：「在田德隆區長大的孩子會怎麼看待世界？他們如何理解這種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