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入職西南某公辦大專後，林清河工作日的時間被涇渭分明地切割為兩部分。
白天，除上課外，他大部分時間坐在學校人事處的辦公室里，負責資料統計、收集報表、通知發佈、人事檔案整理等細碎的行政工作。到了晚上，才有時間着手備課、寫論文、準備教學比賽等。
林清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於學校編制收緊，碩士學歷的新進專任教師要「雙肩挑」，既要在行政部門坐班2年，也要承擔教育教學工作。由於沒有找到合適的人接手，林清河額外多做了一年的行政工作。
近年來，教師坐班制在高校呈現擴散趨勢，上海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宿遷職業技術學院、中國計量大學碳計量學院、長春人文學院等多所高校已陸續推行教師坐班制。
據南方周末記者梳理，相較於「雙一流」高校，採取教師「坐班制」的更多是民辦高校、專科院校與「雙非」（即非985非211）院校。
多位受訪者反饋，高校推行教師坐班制，容易滑入兩個極端，一方面是教師在崗期間需同時承擔教學、科研、行政等工作，工作負荷高，另一方面則是陷入無所事事的低效狀態。
「我不是專職行政人員」
即便過去了6年，林清河仍清晰地記得當初剛剛在人事處坐班的情景，前輩「甩手不干」，只留下相關資料，他只能挨個查看、了解相關工作流程和內容。
很快，他就熟悉了這份行政工作。即便每周的課時減半，他仍然感覺不輕鬆。他說，在部門、學院領導的眼裏，他既是全職的行政人員，又是全職的任課教師，工作強度「一點都沒有打折扣的」。
部門領導找他要材料總會不分時間、場合。他記得，有一次晚上八九點鐘，領導找他要近三年引入教授、博士的數據，並寫成報告形式。有時，他會態度強硬地告訴對方：「我不是專職行政人員，同時還是教師，有自己的備課和教學任務。」
根據公開信息，坐班的要求因校而異，所面向的教師群體並不相同。例如，上海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院規定，新進青年教師在培養期內參照行政人員作息坐班；湖南工學院商學院則將45歲以下中青年教師納入坐班範圍，並實行分類分層管理；武漢學院自2023年起，對全體教職工統一實行坐班制。
南方周末記者撥打了多個推行坐班制的學校或學院，詢問其緣由，其中長春人文學院人事處僅回復為「學校要求」。
目前採取教師「坐班制」的多為民辦高校、專科院校與「雙非」院校。浙江師範大學教師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蔡連玉長期研究高等教育治理。他認為，這類高校大多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核心，除日常上課外，教師還會參與教學實訓指導、課後答疑等工作，因此坐班制度除保障教學服務時長外，還有一定的現實價值。
一位長期研究高等教育的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相較於「雙一流」高校，一些在高等教育體系中辦學層次與水平都比較靠後的高校，正面臨財務吃緊的問題，再加上用人成本增加，為了降本增效與便於管理而推出了坐班制。
「第二輪班」成了常態
坐班時，林清河嘗試過在白天空閒時備課，但一旦被領導注意，便立馬被問：「文件是否弄完了？」「現在工作是什麼情況？」讓林清河印象很深的是，和他一起入職的同事常常會在下課鈴聲響起的那一刻收到領導的電話，要求他立即處理相關工作。
於是，回家後開啟「第二輪班」成了常態。坐班期間，為了評選講師，他參加了一個省級教學比賽，連續一個月工作到凌晨兩三點。他坦言，來到這所高校時，已有過在中學任教9年的經驗，但仍感到吃力，其他新老師要花費的精力可能更大。「一起進來的有4個老師，有2個都走了。」他說。
張明月是華北某高校的專任老師，2022年剛入職時，因為行政人員缺乏，被以「臨時科員」的身份分配到學院的教學教務處工作了一年。
對於新引進的博士，三年的考核期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身上。學校對其的考核標準是在三年內發表兩篇C刊論文，或者是主持立項國家級課題，如果沒有完成考核任務，待遇就會打折扣。對張明月而言，第一年更像是「科研空窗期」。她想要擠出時間做科研，但精力總會被行政事務分散。因此，考核壓力更多壓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她坦言：「這對文科教師來說，難度較大。」
相較於考核壓力，張明月在坐班期間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了動搖。教學教務的工作需要和老師、學生打交道，常常面臨「左右為難」的事情，「有時候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老師」。部分老教師對排課不滿，不敢找主任抱怨，就會質問她：「你是不是故意這樣針對我？」「如果你不改，我就告到院長那裏。」張明月尋求過部門主任的意見，主任告訴她：「他們是拿新人撒氣。」
每日在辦公室重複地迎來送往，讓她產生「像服務員一樣」的錯覺。張明月回憶，她那時每天要對進入辦公室的老師露出笑臉，並不斷重複說着「老師你好，老師再見」。後來，她和坐班的其他同事聊過，發現每個人都因為行政事務有過崩潰的瞬間。
直到第二年新進教師接手了她的工作，張明月才終於從身份的迷茫中解脫出來，「感覺正式落地了」。
張明月分析，新博士坐班的原因可能與學校縮減事業編制、清退勞務派遣有關。她說：「如果要想給大學老師減負，還是要完善行政體系。」
近年來，國內一些高校推出了教師坐班制。
不能一刀切
虞秋是山東某高校的思政老師，直到12月初，她才結束坐班。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坐班期間較為輕鬆，「沒什麼事要做」。由於和同事錯開上課時間，加之學院教研活動的缺失，她和同事也沒有什麼交流。她表示，這份工作並未給她帶來太多成長，「有時候覺得沒有什麼意義」。
在她看來，學校的管理方式更接近「公司化」，少了一些人情味。入職時，沒有人解釋坐班的緣由，「我們只能接受。」她說。即便她和其他老師普遍認為，一天打卡4次的次數過多，但也未反饋過，「因為不知道找誰反饋」。
部分院校也在探索更為柔性的坐班制度。湖南工學院商學院在2023年推出青年教師坐班制度，並依託學院現有博士工作室、科研基地和專業教研室，建立青年人才成長助力站。進入「成長站」的教師，在集體坐班期間開展有組織學習和科研活動，推進學術沙龍等活動。
一名不願具名的老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學院本意是為了在科研與教師交通溝通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給青年教師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但據他了解，制度並未推行，「如果老師不願意，他們也沒有勉強」。
「高校坐班制不能一刀切，應分類施策、按需設計這一制度。」蔡連玉認為，任何高校管理舉措都應該立足學習規律與人才培養的本質，在規範與活力之間形成一種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