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發在華爾街日報，作者菲爾·格拉姆曾任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現為美國守智庫企業研究所的非駐地高級研究員；唐納德·J·布德羅是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
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曾引發全球性大蕭條。而在川普總統宣佈「解放日」關稅之後，儘管關稅稅率接近斯穆特-霍利法案的水平，並未出現類似災難性的全球經濟崩潰。
但這絕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輕心。與1930年相比，世界已經發生深刻變化，而這些變化，註定了川普貿易戰造成的損失將主要由美國及其工人承擔。
最關鍵的區別在於：1930年，胡佛簽署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後，25個國家對美實施報復性關稅，引發全球貿易戰，經濟上「自相殘殺」。
正如經濟史學家金德爾伯格所說，當時全球出現了「一場向保護主義和進口限制的盲目衝刺」。國際聯盟的數據顯示，1929年至1933年間，全球貿易實際價值下跌超過65%。
相比之下，川普4月宣佈加征關稅後，幾乎沒有發生直接的報復行為。
1930年各國對斯穆特-霍利的激烈反應，源於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對金本位體系下貿易逆差需要以黃金結算的擔憂，那會迅速消耗黃金儲備，壓縮貨幣供應，進一步打壓工資和物價，導致通縮。
如今，金本位早已不復存在，貿易差額不再影響貨幣供應，而是體現在匯率波動上。各國政府也不再擔心貿易逆差引發通縮。
同時，各國深知大蕭條時期貿易戰帶來的痛苦，也記得戰後貿易擴張如何重建了歐洲和亞洲，並締造了自羅馬帝國衰落以來主要大國之間最長久的和平時期。
更重要的是，美國十大貿易夥伴在進出口方面對GDP的依賴程度，平均比美國高出55.5%，他們在貿易戰中面臨的損失更大。
加拿大總理卡尼無疑表達了許多國家的共同感受，他表示美國「已不再是可靠的夥伴」，加拿大必須「調整對外貿易關係」。
加拿大已對美關稅作出回應，啟動貿易拓展戰略，包括卡尼與習近平的會晤，卡尼稱之為加中關係和貿易的「轉折點」。
運輸和通信技術的飛躍，使出口商和進口商更容易找到替代市場與新供應商。FedEx、UPS和DHL等小型承運商的興起，加上運費大幅下降，使得貿易轉移與多元化變得更容易、更有利可圖。
同樣重要的是，國際通信與信息搜索成本已降至幾乎為零。
這場貿易轉移始於川普第一任期的關稅政策，當時中國將出口轉向其他國家。在川普第二任期實施的新關稅下，中國對美出口自2月到9月下降69%，但對其他地區出口顯著增長：對東盟增長61%、對日本和韓國增長41%、對非洲增長35%、對歐盟增長28%、對印度和拉美均增長超過10%。
牛津經濟研究院預計，中國2025年出口總額將比去年增長8.3%，並將在2026年保持穩定。相比之下，美國出口明年預計將下降3.4%。
今年8月，加拿大對美出口較2024年平均水平下降約10%。但加拿大正加緊與中國、印度、印尼和阿聯酋等國家建立商業關係，並與歐盟達成一項新的貿易擴展協議，同時加入歐盟的國防產業合作機制。
在亞洲，印度與中國關係近期緩和，也促進了對華出口。《印度經濟時報》稱，這些出口「幫助新德里部分緩衝了美國高額關稅帶來的衝擊」。
印度還與英國達成自由貿易協議，並希望在年底前完成與歐盟的協定。
彭博社報道稱，「全球貿易新格局正在浮現，各國政府正在重新繪製貿易聯盟圖譜，企業也在尋找新市場，以規避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實施的最高關稅。」
隨着貿易繞開美國轉向他國，其他國家將繼續專注於其比較優勢領域，進行專業化生產。這種專業化和背後的貿易體系將提高效率，推動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而美國經濟將變得越來越孤立，後果堪憂。
加稅前，美國進口中有一半以上是用於生產的中間產品。關稅居高不下，將使美國企業失去全球最低成本投入品的採購機會。
在川普的保護主義政策下，美國將被迫自行生產本可從海外低價採購的商品，同時也被保護在缺乏競爭的環境中，導致效率下降、全球競爭力削弱。
依賴出口市場來實現規模經濟的美國企業將縮減業務規模，以適應不斷縮小的客戶基礎。勞動生產率和實際工資增長將放緩，美國家庭支付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則會上升，美國整體經濟增速將減緩。
關稅帶來的更高投入成本——尤其是對鋼鐵、鋁和銅高達50%的關稅，也將推高國防採購成本。美國產的武器和國防產品價格將上漲，在全球市場競爭力下降。
諷刺的是，徵收關稅的理由之一恰恰是「國家安全」。
全球貿易的擴展曾塑造現代世界，解放東歐，贏得冷戰，也推動美國繁榮與影響力的提升。而圍繞美國築起高牆，不會阻止全球貿易，只會改變貿易方向。
如果川普關稅長期維持高位，美國的財富與實力將不斷削弱，而其他國家則會趁勢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