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互聯網上關於「康熙生父另有其人」的傳聞引發了熱議。
該傳聞認為，作為「外族」統治的王朝，包括康熙在內的多位清朝皇帝都是漢人的後裔。傳聞很快被史學家證偽，只能算是一種滿清歷史「綠帽癖」，民族主義的精神勝利法。
實際上，清朝皇帝正是出於民族統治的考量，想方設法來鞏固自己在漢人面前的權威。其中的一大產物，就是從康熙朝開始嚴重加碼的文字獄。
01.
知識的權威由皇帝全然掌握
在清朝的前期，康熙、雍正、乾隆這三朝就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現象——連續三個皇帝都是知識的熱切愛好者，都是權威的知識專家。
正因為不是漢人，滿清皇帝必須證明自己在知識與文化上有可以傲視、睥睨所有漢人臣民的地方。
乾隆皇帝非常愛炫耀他的知識和文化成就，台北的故宮博物院中很多收藏品，都是乾隆朝所聚攏的。乾隆驕傲地要讓所有漢人看到：你們歷史上最好的東西現在都在我手中。
乾隆給自己書房的稱號是「三希堂」，表示只有他的眼光才能判定出三種最珍貴、最稀奇的作品，即晉朝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
他要表現自己的眼光和品味，所以努力搜羅保存了這麼多珍貴的文物。
如今去參觀北京或台北的故宮，經常會有一項困擾——乾隆皇帝幾乎無所不在。其中有一件玉器讓人印象深刻，他在玉器上的題字顛倒了，因為他搞錯了玉器的形制用法。
《國家寶藏》第一季
我們可以討厭這樣的炫耀做法，卻不能忽視這種做法在當時產生的巨大作用。藉由示範、炫耀皇帝的知識地位，皇帝同時掌握了「政統」與「道統」的領導權，實質上將朝臣在心理與精神的層面降等了。
清朝皇帝不會像明朝皇帝那樣隨便殺大臣，也不會把他們的褲子脫了公開打屁股，但這絕不表示清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地位更高。滿清朝堂上，大臣一般必須跪着和皇帝說話，而一跪一坐的狀態對比，更進一步反映了皇帝在權力上的壓倒性優勢。
宋代的士人在統治上是皇帝的輔佐，而在道德、知識上，他們自覺高於皇帝。明朝的士人尊嚴已經淪喪，統治上淪為傭人而不是輔佐，但在道德、知識上，面對像明武宗、明神宗那樣的皇帝，他們當然沒有任何理由再喪失自信。
所謂「士節」，也就是在道德的是非上，士人擁有高度自信，即便被皇帝懲罰甚至奪取性命，也要堅持、證明自己是對的。
明朝士人的基本態度是：我比皇帝更清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雖然我沒辦法阻止皇帝站到錯誤的那一邊，但我依舊堅持我的看法。還有，我依然支持這位皇帝，因為「忠君」也是我在道德是非上沒得商量的選擇。
明末士人的內在緊張太強烈了。他們自信擁有道德上的權威，然而取得這項權威的其中一項關鍵，就是他們嚴守「忠君」的道德信條，所以他們必須一方面不斷勸誡皇帝，一方面又始終維持着對皇帝徹底服從的態度。
到了清朝，至少進入朝廷里的士人從這份高度緊張中解脫了出來。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知識統合領導地位，卻將士人更進一步繳械，放棄了在皇帝之前原有的知識權威地位。
這也就埋下了清朝中葉之後的危機種子——沒有人能挑戰，甚至沒有人敢質疑皇帝的是非判斷，沒有人會在皇帝面前堅持不一樣的是非標準。
清朝從全盛到中葉時期，出現了「乾嘉學派」，越來越多讀書人不關心義理，只顧考證。外在政治環境的影響因素，除了經常被提到、被強調的「文字獄」所產生的寒蟬效應之外，還應該加上皇帝知識權威地位所產生的作用。
《康熙王朝》
明朝的皇帝加上宦官，曾經在士人身上加諸殘酷的打壓、欺負、折磨，其嚴重程度不下於清朝的文字獄，然而一直到明朝末年，士人並沒有因此放棄對於義理的追求。他們甚至以被皇帝打殺、被宦官迫害作為自身義理是非的驗證。
政權的威逼恐嚇，會刺激讀書人做出不同的反應，不必然就是屈服或逃避。而到了清朝，尤其是康、雍、幹這三朝，中國士人在知識學問的權威上卻一退再退。
先是被康熙皇帝驚人的智識能力逼退了一步，再被雍正皇帝驚人的自信逼退了一步，還被乾隆皇帝驚人的氣魄與野心再逼退了一步，以至於退無可退，最終找不到自己在道德與知識上的定着點。
02.
侵犯皇帝獨斷權力的兩樁「文字獄」
雍正朝發生了「謝濟世注大學案」，這一場文字獄不是那麼有名，而且看起來有點奇怪。
因為其他的文字獄案件，都牽涉到對於明朝的效忠、懷念，或是對於滿清新政權的批評。但謝濟世這樁案子卻源自他以《禮記》中的古本來註解《大學》。
重點在於他沒有採用通行的朱子版《大學》，沒有依循朱子的改訂，於是被一位滿人貴族、順承郡王錫保向皇帝參奏檢舉，罪名是以注《大學》的形式毀謗程、朱。
這案子由雍正皇帝親自定奪，上諭中說：
「朕觀謝濟世所注之書，意不止毀謗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藉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注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八十二》）
檢舉的重點本來是謝濟世不依照朱子正統來解說《大學》，牽涉到輕蔑、詆毀程朱「正學」的權威，但沒想到皇帝卻從裏面讀出對於自己在用人和受諫上的批評。
這件案子很可怕，因為很不合理。朝廷固然有律定朱子注的「四書」權威文本，但同時《五經》《十三經》也在正統之列，謝濟世以《禮記》古本來注《大學》，實質上並沒有偏離正統。順承郡王的指控不合理。
《雍正王朝》
然而，首先這樣一件案子，竟然由皇帝親自評斷，而不是交由負責學問或教育的官員來審查；再者，皇帝從《大學》裏明明有的一句話，以及謝濟世對這句話很正常的註解，竟然可以認定是對自己的毀謗，以一句「存心昭然可見」來定罪。
最不可思議的，是從頭到尾沒有其他大臣從學問上給予皇帝諫諍，不同意皇帝對謝濟世註解內容的看法。這裏就充分反映了皇帝至高無上的知識權威地位。
還有另外一樁，是出現在乾隆四十六年的「尹嘉銓案」。
尹嘉銓的父親尹會一去世時，為了表現孝道，已經退休的尹嘉銓上了奏章，請求皇帝給予尹會一一個諡號，同時請求將尹會一與包括范文程、李光地在內的其他五位開國以來名臣，一併配享文廟。
但這連續兩道上奏卻惹惱了皇帝，皇帝下旨要刑部治罪，罪名為「狂悖不法」。在刑部調查過程中，到尹嘉銓家中抄查他所有的書，從書中找出「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這樣的句子，作為他「狂悖不法」的補充證據。
這話本沒有錯，麻煩在於乾隆的父親雍正皇帝寫過《朋黨論》，於是不顧尹嘉銓上下文的意思，就判定這句話是在批評雍正皇帝。
刑部還查到尹嘉銓曾自稱「古稀老人」，加了一樁證據。「人生七十古來稀」，是再通俗不過的說法，但又因為乾隆皇帝寫過一篇《古稀說》，且正式頒佈過。尹嘉銓竟然還敢稱自己為「古稀老人」，豈不是目中無皇帝？
此案交給閣議，最後擬定的懲罰是：凌遲處死，家屬連坐。皇帝故示開恩，改成「絞立決」，終於還是將尹嘉銓給殺了。
這案子完全不牽涉明朝，也沒有批評皇帝或朝政，關鍵重點在侵犯了皇帝的威權。誰能配享文廟，是屬於皇帝的獨斷權力，大臣有意見就已經僭越了。
更可怕的是皇帝的獨斷知識權力，皇帝寫了《朋黨論》，大臣就不能再議論朋黨；皇帝寫了《古稀說》，大臣就不能自稱「古稀老人」。
和謝濟世的案子一樣，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大臣從道德、學問的角度勸諫皇帝，反而在閣議時給出不可思議的嚴酷懲罰建議。
類似的事情如果發生在明朝，一定會牽涉到朋黨惡鬥，然而此時的清朝朝廷沒有黨派，所有的朝臣一致認為皇帝永遠是對的。皇帝藉由誅殺恐嚇與控制知識道德權威，雙管齊下，取消了原先和皇權抗衡的士人傳統。
《末代皇帝》
03.
康雍乾盛世後，帝國進入離心力狀態
失去「道統」權威自信的士人，現實知識的能力越來越薄弱，他們的博學都運用在詳細考索古籍上，越是遠離現實、投入在古遠的文字中，越能得到朝廷、社會的認可與推崇。
因此，清朝後期各種時代因素，包括突然出現在海岸上的西方船堅炮利，使得現實發生大變化、大動盪，這些士人根本無法應對。
滿清前面的幾朝，統治狀況還可以靠勤勞且具備高度知識自覺的皇帝撐持着。然而越到後來，皇帝在做決策時就越孤單，得不到群臣和文官體系的協助。別說沒有平等的勸諫，就連負責任的幕僚分析都無法提供。於是皇帝就只能自己去分析、了解、承擔一切政務。
雍正皇帝四十五歲才即位，一當上皇帝就沒有浪費任何時間，積極推動了許多政策方案。就像「廢藩」是康熙皇帝獨斷決定的，「地丁合一」的新財稅政策也是雍正皇帝獨斷決定的，還有「火耗歸公」和「養廉費」。
雖然到了清末，這些政策產生了嚴重後遺症，但在當時的確是劃時代地突破了傳統政治上的局限。
從這個角度看，雍正皇帝其實比後繼的乾隆皇帝更具開創性。乾隆皇帝不管是開疆拓土或編《四庫全書》，毋寧都是在前人基礎上的延伸。也就是說，從乾隆朝開始，清朝政局就已經過了巔峰而往下走了。
自稱「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承襲康熙、雍正兩朝，到此累積了一百多年的太平時期，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少見的盛世——不是從武力擴張角度看到的盛世，而是從平民百姓生活面向上呈現的盛世。
從農業生產、經濟發達、城市擴張這幾個方面看，這一百多年都是光明輝煌的。然而在光明輝煌之中，潛伏了幾個難以應付的危機根苗。
《末代皇帝》
最麻煩、最難應對的，是在沒有工業化突破的情況下，如何只靠農業生產來支持不斷快速膨脹的人口，尤其人口是在幾乎不受朝廷監管的情況下爆發性增長的。
其次，經過了雍正皇帝的改革之後，地方官員能夠擁有的資源大幅增加，和中央朝廷的力量此長彼消。
第三個問題則是在統治決策上，皇帝無法分權、授權，當情勢複雜又緊急時，中央決策就只會顯得更加拖沓、無效。
帝國於是就進入到了一種離心力作用的狀態當中，而且這種作用越來越強，隨着時間推移，中央越來越空虛，越來越脆弱。
這就是清朝中葉之後各種不同的危機一直累積的根本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