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在我幼時起，就充滿了無限神聖的光環和熱烈的嚮往。大寨這個名字伴隨着我的農村生產和生活，伴隨着我的成長，其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我家在糧棉之鄉的晉南萬榮縣，縣境有一座山，名曰孤山，也叫方山，相傳是二郎神挑着兩筐土追趕太陽，從筐里掉出來的一顆土坷垃。我們村在孤山西邊，距離孤山腳下有20多里路，清晨觀看太陽從孤山頂峰冉冉升起，有時陰雲緩慢地遮蓋住山頭，就預示着要下雨了，諺雲「孤山戴帽，社員睡覺」。農業學大寨那陣兒，因為是偉大領袖發出的號召，有關部門耗費人力財力，在孤山上面用石塊和白灰砌出了「農業學大寨」五個大字。天氣晴朗的時候，站在我們村的田間地頭，這五個大字也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
我的家鄉是典型的黃土高原，土地是平展展的沙土地，下點雨水易於保墒，只要施足農家肥或化肥，精耕細作，風調雨順年景，可謂種啥收啥。這裏屬於一年一熟或兩熟，所謂一熟，比如播種冬小麥，第一年秋後播下種子，到了來年夏天收割後，將土地翻過，任憑日曬雨淋兩三個月，期間耙耱保墒，名曰「歇地」，等到秋後再播種小麥。
如果種植棉花，則是春天下種，秋後棉花收穫後，把土地深翻「歇地」一冬天，來年再行播種。說兩熟，是在小麥收割後，抓緊時機搶播點玉米、綠豆、穀子等雜糧，等深秋收割後，再趕種冬小麥。不過這樣兩熟種植使得土地得不到休眠，疲憊不堪，糧食產量也不高，每年所佔的地塊不到三分之一。
學大寨搞得最凶的就是修大寨田。村里多數地塊長度都超過一百多米，小時候我手持鐮刀割小麥，鑽在麥壟間，烈日當頭，口乾舌燥，累得腰酸背疼，手上還磨出血泡，望眼前金浪翻滾，漫無邊際，直嘆息何時才能割到地頭？學大寨運動一陣緊似一陣，上級提出在我們那兒也要修大寨田，還要修什麼「人造小平原」、「海綿田」。什麼是大寨田？大寨田怎麼修？大隊幹部削足適履，挑選出一些面積稍小一點的地塊，即便是小地塊長度也達幾十米，跟落差一兩米左右的相鄰地塊相互起高墊低，拓展成一片面積比此前大的地塊，是謂大寨田也。
大隊幹部迫於上面壓力搞形式，為了應付上級檢查，在選好的地塊上，集中三個生產隊一二百名青壯年勞力一起上馬，形成較大規模的造田陣勢。一時間，田野里紅旗招展，人聲喧嚷，鎬鍬飛舞，車輛奔馳。表面看似聲勢浩大的工程，其實幹活非常簡單，就是將高地塊的土壤鏟下來，運往低處地塊，把兩塊地高低拉平。
除了夏天割麥子，在當時，修大寨田是最苦最累的活計。修整的地塊是剛種過莊稼的虛土，用小平車裝滿一車土，從南頭拉到北頭，一趟又一趟，肩膀吃力，腳步沉重。為了提高勞動效率，每個工地還辦起一個簡易灶房，給修地社員燒開水、熬稀飯、做菜。菜通常就是水煮白菜、胡蘿蔔，上面漂一星半點油花花。
修大寨田的社員早晨上地時，從家裏帶上冷饅頭，中午飯一人一碗菜湯，一碗稀飯，圪蹴在地頭吃。飯後稍作休息，然後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
修大寨田一年分為夏冬兩次。夏季是小麥收割後，烈日炎炎，炙烤大地，社員們掄鍬舞鎬，拉車運土，一天下來，人被太陽曬蔫了，也被累蔫了。冬季是從秋後開始，原本該是在家貓冬時節，卻讓社員修大寨田，大地封凍，鐵鎬用力砸向地面，只能啃出幾顆白點點。拉車運土，實車出去汗浸棉衣，空車返回冰冷貼身，實在難熬。
有一年冬天，我正在地里幹活，生產隊的政治隊長告我，為迎接上級領導參觀檢查，讓我負責佈置一下修大寨田現場的政治氣氛。在空曠的田野上，我們拉來幾塊門板豎起來，用作張貼宣傳標語和壁報。第二天早上，我跟生產隊會計找來報紙和筆墨紙硯，把報上的學大寨文章抄了幾大張，拿到地里張貼。
那料想，寒風凜冽，冷氣逼人，剛剛熬好的漿糊一塗抹到門板上，瞬間凍成一個個冰疙瘩。寫好的紙張一拿出來，就被大風撕破了。幾個人七手八腳，弄來弄去，怎麼也把壁報貼不上去。正急得火燒眉毛，只聽見人群大喊：「看啊，參觀的領導來啦！」
我們也顧不得貼壁報了，隨聲望去，只見參觀檢查的車隊一溜幾十輛綠色小吉普車，浩浩蕩蕩開到了工地。不知是領導怕冷，還是趕時間，人家連車也沒停一下，在地里繞了一個大圈子，就匆匆忙忙開走了。車隊後面捲起一路風塵，夾雜着社員們的嘲諷和罵聲。
就這樣幹活還不算，那時革命口號震天響：「一顆紅心，戰天鬥地」，「農業學大寨，萬榮變江南」，「一口氣干到臘月二十九，正月初一吃罷餃子就上工」。一年四季把社員捆綁在土地上，有的地方還把大批判會、演樣板戲、甚至青年男女的婚禮搬到修大寨田工地上。學大寨成為農村壓倒一切的政治運動，凡是能夠想出的最最革命的花樣，就絞盡腦汁地盡情表演。
如此這般修成的大寨田，地塊面積無疑是擴大了，但是，卻把兩塊地原有的活土層全部破壞了，甭說當年種莊稼不長苗，此後三年也長不好莊稼。這不是搞形式主義是什麼？這不是搞勞民傷財是什麼？其實，幹部和社員心知肚明，當面不敢說，更不敢反對抵制，只能背地裏發發牢騷，那時候一頂反大寨的帽子，能把人壓死。
學大寨的另一做法是搞政治運動。「大批促大干」，「大公無私」，「狠鬥私字一閃念」，「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奇怪的是，大伙兒都在拼命幹活，一心努力為集體，集體經濟卻怎麼也富裕不起來。
我所在的生產隊二百多口人，集體的全部家當，就是七八百畝土地，幾間倉庫飼養室，幾十頭大牲畜，幾輛大車和一些農機具。「以糧為綱」，每年只允許種植糧食和棉花，生產的糧棉除了極少數留作口糧、種子外，全部要按照國家制定的價格賣給國家，賣下的錢扣除全年的生產成本，剩餘利潤才給社員分紅。
各個生產隊情況不同，一個勞動日高的能分七八毛錢，低的僅一兩毛錢，還有的辛苦一年，社員還得倒貼生產隊錢。我所在的生產隊，以前每個勞動日尚能分紅七八毛錢，學大寨十多年，分值一年不如一年，1978年我上大學時，分值只有8分錢了。如此這般，人們越干越缺乏積極性，出工不出力，幹活投機取巧，耍滑作奸，「大鍋飯」養懶人，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現象。
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餓急了的社員，便思謀如何能沾點集體的便宜。某村一個生產隊會計，在支出賬上記了一筆：買毛驢一頭，支出300元；在收入賬上又記了一筆：賣驢皮一張，收入20元，一來一去，就將280元裝進自家口袋了。你說，這集體經濟咋能壯大得了？
生產隊工值為什麼那麼低呢？一是只准許種糧棉，不許種其他經濟作物，糧棉又低價賣給國家，收入有限；二是一年四季的無用工太多。我在生產隊擔任過幾年記工員，就是大家每天一窩蜂似地出工，如鋤草、翻地等，我跟大夥一道幹活，下工時掏出小本本，當場記下每個人的名字，男勞力一天掙10分工，女勞力一天掙8分工。
那時候經常召開政治學習和批判大會，白天開會工分照記不誤，每晚參會的社員有時達到五六十名，每人記2分工。這樣一遇到開會，生產隊裏能走動的社員都來了，在會場男的抽煙打瞌睡，女的做針線活，管你主席台上幹部講些啥，來開會的目的就是為了掙工分。
當時我們家三口人，我和父親是全勞力，每人每天掙10分工，母親每天掙8分工，有一年辛苦到頭分紅53元錢，然而生產隊沒錢，一時還不能兌現。我們生產隊勞力多的家庭，一年也就分個七八十元，村里每年分上百元的農戶極少極少。
最慘的是那些人口多勞力少的家庭，一年到頭不僅分不到紅，還欠下生產隊一屁股債。懲罰他們的手段就是扣下口糧，但這些人心裏有個老主意，反正不能餓死人，口糧扣上一段時間又給分了。
而且，多數欠款戶都是貧下中農成分，是搞階級鬥爭的主力軍，虱子多了不咬人，他們也不着急，每年上級撥下的救濟款，還要先救濟他們。他們沒糧食吃了，天天找大隊幹部或公社幹部，幹部被纏得沒法，只好批個條子讓給他們分口糧，你拿他們有啥辦法。於是，有的欠款戶一年一年積累下來，到了一定時候，生產隊只好把債務全部免掉了。
生產隊糧食產量上不去，該交的愛國糧卻一粒不能少。社員口糧不夠吃，上級號召大量種植紅薯，因為紅薯高產。秋季分紅薯時，按5斤紅薯折算1斤糧食，一戶人家能分到幾百上千斤紅薯，家裏遍地堆放的是紅薯。做飯蒸的是紅薯，拌菜拌的是紅薯，熬稀飯裏面煮的還是紅薯，紅薯吃多了，胃口難受，直吐酸水。
我讀高中，是在30里外的運城地區閻景中學住校，事先把生產隊全年分的口糧全部交給公社糧站，不管口糧分多分少，學校一律按照每月32斤口糧供給學生。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學校灶上的飯吃不飽，就得從家裏拿饅頭貼補。
可是口糧都交糧站了，家裏哪有多餘的糧？許多同學就拿來紅薯，放在網兜里讓食堂蒸熟吃，遇到下課晚了，蒸好的紅薯就被別的同學拿走了。為了消化紅薯，人們想出各種辦法，晾曬紅薯干，做紅薯粉面、紅薯粉條，那幾年一看見紅薯都發怵。
我們生產隊長是個莊稼活樣樣在行，又有經營頭腦的人。公社曾組織他上大寨參觀過一次，回來告我說：哼，人家大寨糧食不高產才怪哩，每天那麼多參觀的人，光拉屎拉尿都把地養肥了。
這話一點也不誇張。我大學畢業到報社當記者，某次去與昔陽縣相鄰的和順縣採訪，驚異於這個偏遠縣城的縣委招待所蓋得如此豪華氣派。縣委書記告我，這是沾了學大寨的光，那幾年來大寨的參觀者浩浩蕩蕩，能在昔陽縣周邊幾個縣招待所住宿，已經十分幸運了。
一個生產隊能選出一個好隊長，把莊稼調整得有板有眼，把農活安排得井井有條，社員們跟着就能享點福。也有差勁的，當選上生產隊長，料理不了農活，生產隊幾百口人，糧沒糧，錢沒錢，一年干不到頭，社員就吵着要他下台。
有一個生產隊長，家裏孩子多，沒糧食吃，春天早晨他敲鐘召集社員，把農活分派好後，自己拿個布口袋，偷偷跑到很遠的村莊討飯去了。你說荒唐不荒唐！那時候政治運動把人搞怕了，大小隊幹部利用職權多吃多佔的是極少數，不是不想貪，而是不敢貪。
學大寨還有一個做法是「大割資本主義尾巴」。社員可憐的一點自留地，只准種糧食，種經濟作物就是搞資本主義，宣傳說大寨人就沒有自留地，也不養豬養雞。鄉村傳統廟會也被取締了，社員出售自留地種的蘿蔔蔬菜，買個豬仔，也沒地方去了，小孩上學的學費、購買油鹽醬醋的零花錢也沒了。
有一年，我們生產隊幾個膽子大的社員，冬天摸黑騎自行車跑到相鄰的臨猗縣買來棉花，拿回家後在本地悄悄出售，中間賺一點差價，用以養家餬口。此事不知被誰舉報了，駐村工作隊幹部和大隊幹部將此事作為反對學大寨的典型事件來處理，把那些倒販棉花的社員關押進大隊部，辦學習班，交代問題，深刻檢討。
我們的生產隊長呢，因為對此事負有一定的領導責任，開大會宣佈撤銷他的隊長職務，並責令其寫出深刻檢查。生產隊長文化水平低，寫不來通順句子，就找我幫他寫檢查。我是他提拔使用的記工員，他落難了，我不能不講良心，更不能落井下石。於是，我上綱上線，密密麻麻替他寫了好幾頁檢查。
他遞交上去後，駐村工作隊隊長一眼就看穿不是他寫的，問道：哈哈，你的檢查還挺深刻嘛？這是不是你的真實思想啊？隊長回答是的。秋天大忙季節，生產隊沒了隊長，群龍無首，工作隊順水推舟又讓他「官復原職」了。倒販棉花的社員被關了十幾天，也「無罪」釋放了。
學大寨的荒唐事，說也說不完。很多年後，我有機會上大寨參觀，蹬上虎頭山，看到大寨人修的大寨田，最大的人造小平原，地塊也沒有我家鄉的地塊大。回想我參加修大寨田的痛苦經歷，不禁感慨萬端。
大寨人本身並沒有錯，錯在舉國上下把學大寨這本經給念歪了，錯在把學大寨泛政治化，錯在大搞一個個政治運動，錯在用一個農村模式來指導大江南北的農業生產。我們村同樣是那片土地，人口還增加了不少，多少年來，靠念學大寨這本經，社員們總是解決不了溫飽問題。改革開放一實行聯產承包製，不僅溫飽問題解決了，生產的糧棉還發愁賣不出去。
上世紀90年代，我們村農民在祖祖輩輩種植小麥棉花的土地上，改為栽種蘋果樹，一片片蘋果林漫無邊際，每年出售蘋果收入十多萬元的農戶十分普遍，成為遠近聞名的蘋果村、富裕村。
今昔對比，豈不發人深省嗎？
2013年7月3日於凌空書屋
2017年7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