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很多人會對一些顯而易見的謊言深信不疑？法國社會學家雅克·埃呂指出，從來沒有得到說理機會的人們，習慣了別人怎麼說，自己就跟着怎麼相信。
在缺乏獨立判斷環境中長大的人們，非常容易接受各種蠱惑，他們最怕的就是與眾人和各種權威不合拍或意見不同。發生這種情況時，他們會本能地感覺到「孤立」和「不安全」，覺得「可能會招惹麻煩」。
蠱惑者利用的就是他們的這種焦慮和害怕的感覺。
然而，容易上當受騙的並不只是那些沒有動腦筋習慣和能力的愚民。19世紀英國作家科爾頓說，「有些騙局佈設得如此巧妙，只有傻子才不受騙上當。」那些佈設巧妙的往往是大謊言，人們不容易輕信小謊言，卻很容易相信大謊言。
戈培爾就是利用這一人性弱點的高手。他對希特拉提出的「說大謊，不說小謊」原則深信不疑，身體力行。
因為小謊言很容易被揭穿，而謊言越大卻越具備迷惑性。例如，納粹說猶太人有統治世界的陰謀，又有誰能夠證明猶太人沒有這樣的陰謀？
希特拉說，「一般的人……頭腦簡單，比較容易上大謊的當，而不是小謊的當。他們自己就經常在小事情上說謊，而不好意思在大事情上說謊。大謊是他們想不出來的，就算是聽到彌天大謊，他們也不能想像能有這麼大的彌天大謊。」
謊言是一種構築生活世界的偽劣材料，在真假難辨的情況下，被欺騙者會心甘情願地用它來構築自己的生活世界圖景。即使在明白的情況下，告別這樣的生活世界圖景也是很困難的。
一個東歐作家說，知識分子的愛國心驅使他們把積弊叢生的國家當成自己的殘疾兒，「聽到別人提到這孩子的殘疾，他們就會生氣，並出於本能地加以袒護」。
而長期接受和依賴謊言的人們，甚至在謊言破滅後，還會心甘情願地加入到維持謊言的隊列中。
1950年代，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費斯汀格偶然讀到一篇報道，題為《來自克萊倫行星的向我們城市的召喚預言：逃離洪水》，說芝加哥的一位名叫瑪丁的家庭主婦，是一個叫「追求者」的地方教派組織人，她向信眾們宣稱，1955年12月25日會有一場大洪水將摧毀世界，而外星人會駕着飛碟來解救他們。
費斯汀格隨後帶着學生來到那個地區，潛伏在那些信徒中觀察他們的行為。費斯汀格後來在與他人合著的《當預言失敗時》中，詳細記錄了這個教派信眾的日常行為。
據費斯汀格記錄，「追求者」們為世界末日做好了一切準備，辭去了工作、變賣了家產，甚至把褲子上的銅拉鏈都剪掉了，以免妨礙飛碟的電子通訊。結果，當那一天到來時，世界並沒有毀滅。
按理說，這些受騙的人應該清醒了，但是完全出乎一般心理推斷的預料，這些堅定不移、付出了重大代價的信徒不但沒有改變他們的信念，反而變得更加堅定和虔誠，他們堅信世界沒有按原計劃毀滅，是因為他們迎接死亡的虔誠態度感動了上帝。
「追求者」們甚至完全改變了他們以前一貫低調、不願與外人來往的作風，變得熱衷於宣揚他們的教派信仰，到處加倍努力地向他人證明自己教派的正確。
費斯汀格等人用「認知失調」——即人們的經歷與信仰相矛盾時產生心理不適，以致反而變得更依賴信仰，更加信仰——來解釋這個奇怪的現象。
他們認為，要使人們接受一個虛假的預言，有下面幾個條件：
首先，預言要符合人們原來的信念；
其次，需要接受預言者捲入預言的相關活動（個人捲入的程度越高，為這項活動犧牲得越多，就越相信預言的真實性）；
第三，要維持信仰，還必須有社會的支持，或團體內部成員的相互支持，以相互強化無法證實的信念。
這就是所謂的「預言社會心理學」。今天有人不僅懷念「文革」，而且還期待再次發生「文革」，堅持認為「文革」式的暴風驟雨可以解決當前中國社會腐敗的問題，這便是費斯汀格所說的認知失調。
從認知和心理缺陷來認識謊言如何對普通人產生影響，我們就更需要通過學校的人文教育和社會啟蒙來提高公民的理性思考水準。
這樣的啟蒙教育能幫助民眾了解歪理的欺騙機制，同時也能看到自己易於上當受騙的心理弱點。有了這兩條，民眾的自我保護能力就一定會得到增強，被欺騙和利用的危險也就自然會隨之降低。
1950年，徐賁生於蘇州的一個書香之家。儘管生於革命年代，成長於動盪歲月，他的文字卻如紳士一般淵博、克制，既厚重，又與時俱進。
在當今世界華語作家學者中，徐賁教授絕對是一個「異類」。對於當代社會種種荒誕的現象，他的批判深刻而又冷峻；但同時，他又是一位熱情真摯的理想主義者。無論是洞悉我們正在遭遇的危機，還是解答一系列關乎每個人切身利益和命運的重大問題，都不可不讀徐賁。
近些年來，內外部環境變動不居。而越是劇變時代，越要相信好書的力量。先知書店特向大家推薦這套「徐賁人文通識四書」，讓我們帶着這個時代的問題意識重讀經典，避免成為某些信息的「奴隸」而不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