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和平，他們這樣說：
川普：「先有力量，然後才有和平」（Peace comes only after strength.）──2020年，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於白宮記者會上轉述川普言論
普京：「全面戰爭將使全人類瀕臨滅絕，這是顯而易見的」（A global war would push all of humanity to the edge of extinction. That much is obvious.）──2024年2月，普京接受俄羅斯媒體訪談。
習近平：「歷史告訴我們，戰爭好似魔鬼和夢魘，會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和痛苦，必須高度警惕」（History tells us that war is like a demon and a nightmare— it brings great disaster and suffering to the people, and we must remain highly vigilant.）──2025年5月，中國官媒報道其公開談話內容
如果這個世界誰最有影響力，夠資格，可以坐下來談和平，那應該就是川普、普京與習近平。
他們掌握著全球最大的軍力，最多的核武器，最龐大資源與最廣泛的影響力。他們的言語足以左右國際局勢，他們的意志可能影響成千上萬軍人和平民的生死。
而他們也都公開表示想要和平。
川普說：「我可以在24小時內結束俄烏戰爭。」
普京說：「我們從未拒絕過和平談判的機會。」
習近平說：「我們不會火上澆油，願推動政治解決危機。」
然而，就連他們三人都說自己想要和平，但和平仍然遙遙無期。那麼，這個世界的失序野蠻，又是從哪裏來的？
當下，不只看不到他們之間有解決戰爭的默契與契機，更令人驚懼的是，在全球範圍內，新的戰爭正不斷爆發。
不只是國與國之間開打，還蔓延到民主國家的內部，人民之間、社群之間、階級與信仰之間。極端對立、仇恨言論、暴力正當化，正在民主制度內部生根發酵。
這個最文明的時代，正在展現出最野蠻的模樣。這不是一場單一的戰爭，而是一種從外部戰場到內部社會全面蔓延的人性野蠻化現象。
為什麼在一個如此文明、富足、人類社會高度連結的時代，我們仍然這麼輕易地選擇戰爭、對抗與冷酷？
一、從生存野蠻到價值野蠻
人類的原始部落社會，部落與部落之間沒有任何往來，也沒有語言文字交流。他們相互之間為了爭奪生存資源，野蠻地進行你死我活的殺戮。在那種環境中，發生割頭、吃肉、彼此獵殺的行為，那是一種為了活下去的野蠻，是生存的野蠻，是生命本能在物資貧瘠時的極端反應。
那時的野蠻有一個關鍵前提：不認識、不理解、不文明。部落與部落隔絕，彼此在對方眼中只是陌生的威脅。這種野蠻雖然殘忍，但至少有其邏輯，因為不認識、不理解，所以冷血。
但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完全不是這樣。全球化讓國家與國家相互交流，網絡化讓人與人可以即時對話，我們擁有豐富的科技、生產力與資源，彼此認識、理解彼此的語言與文化，共處一個地球。然而，這種高度連結、高度文明的社會，卻依然選擇彼此衝突、仇恨與殺戮。
原始部落殺的是陌生人，現代社會殺的是認識的人。原始部落因為不認識、為了生存才野蠻冷血；現代社會在完全文明的狀況下，卻變得更野蠻。
如果這個世界誰最有影響力，夠資格，可以坐下來談和平，那應該就是川普、習近平和普京。（美聯社）
如今的戰爭可以分為三種型態：
1、傳統資源型戰爭，如加薩戰爭，仍涉及領土與生存權的爭奪；
2、冷戰後意識形態對抗型戰爭，如俄烏戰爭，核心是民主與非民主陣營，所謂意識形態，政治制度之爭；
3、價值與身份認同型國家內部的分裂對立，如美國社會的嚴重撕裂，是左右價值理念的極端分裂，選舉變成對手必須消滅的戰場，一場不見硝煙的「民主內戰」。
後兩種戰爭揭示了，當代文明成為野蠻化的驅動力，人們為了捍衛價值、政治意識形態與社會認同，反而選擇了暴力與仇恨。不是為了活下去，而是為了證明誰的制度更正確、誰的價值更優越、誰的身份更正當。
二、人民如何自我分裂
現代民主社會中的仇恨與戰爭，不再只是政客的煽動或制度的失靈，而是人民之間自發產生的兩極化對立。
社交媒體透過算法分發內容，習慣性將人推進同溫層：你看見的都是你同意的，你討厭的被算法進一步極端化。兩個人即使住在同一座城市，也可能在現實觀、認知體系與價值排序上完全對立。
這不是陰謀，而是數學公式下的結果。平台的目標是停留時間，而最能讓人停下來的不是理性討論，而是讓人憤怒、害怕、厭惡的內容。當算法製造了情緒的鴻溝，人民便開始以價值觀和認同區分敵我。
極右者愈發傾向排外、擁護強人；極左者則擁抱取消文化、道德審判。
兩端看似對立，實則具有共通性：拒絕異見、強化情緒、簡化現實為敵我二元，各自在同溫層中擴張聲量，卻不再理解對方。民粹不只是政客的產物，而是一種人民之間自發的極端，相互毀滅趨勢。
三、選舉制度放大裂痕
當人民分裂後，整個民主制度也開始產生異變。選舉本來是一種讓不同意見公平競爭的制度，但在社交媒體與流量政治的推動下，它變得越來越短視與焦躁。在今日的民主體制中，政治人物為了勝選，必須追求聲量，必須讓選民感覺到敵人就在前方。
政策被簡化為情緒口號，因為那樣才能快速擴散；合理的討論被視為懦弱，強硬與對抗反而贏得掌聲；中立與思辨沒有聲量，而極端才有點擊與動員力。於是，原本設計來保障和平與多元的民主制度，開始反過來成為強化仇恨與撕裂的結構。
當制度開始獎勵誰能撕裂社會、誰就能掌權，政治人物自然學會操作這套機制。他們不再主張治理，而是主張贏；不再訴求理性，而是訴求跟我一起憤怒。仇恨變成選票，極端變成通行證。
四、暴力正常化的數據警示
根據YouGov在2025年9月的調查，高達87%的美國成年人認為政治暴力是個問題，其中59%認為是非常大的問題。
更令人擔憂的是，11%的受訪者認為在某些情況下，為了政治目標而使用暴力可以被正當化。昆尼皮亞克大學民調顯示，71%的選民認為政黨動機的暴力，在美國目前是非常嚴重的問題，79%認為國家正處於政治危機中。
這些數據共同指向一個趨勢：在這個擁有最先進科技、最完善法治、最豐富資源的文明時代，人們卻正在為了政治立場而接受暴力。比原始社會，更加趨於野蠻。
調查還顯示，高達六成以上的美國民眾認為，當前政治人物與輿論領袖的尖銳語言，對於暴力行為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也就是說，言語已經不是單純的表態，而成為可能導向行動的助燃器。
當激烈發言不再受約束，極端言語被視為立場鮮明的象徵時，整個公共語言環境就會向更憤怒、更對立的方向傾斜。
原始部落用石頭與長矛殺戮，現代文明用語言與算法製造仇恨。前者是為了生存，後者是為了價值優越感。
五、連母性也好戰了
我們曾相信，隨著性別平權推進，女性聲音進入公共領域，社會將會更加溫柔、更傾向和平與理性。但現實是，在社交媒體與政治對抗中，女性不僅沒有讓政治柔性化、理性化，反而在情緒張力與輿論戰場中扮演更強勢，甚至好戰的角色。
傳統上，母性象徵包容、照顧與連結。然而在高度對抗的社會結構中，這些特質開始轉化成道德審判、集體號召、社會清算的工具。
多項學術研究證實了這個轉變：
美國學者Bauer與Santia在2023年分析2016至2020年美國眾議院候選人的推特數據，發現女性候選人在推文中使用更多憤怒語言，違背了人們對女性溫和形象的傳統期待。
美國傳播學者Evans與Clark在2016年，以及Evans等人在2014、2016、2017年發表的多項研究顯示，美國女性政治人物在推特上發出更多攻擊式信息，並增加貶低政治對手的傾向。
美國政治學期刊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在2025年發表的研究更直接指出，男性和女性議員在推特上使用相似程度的不文明語言，包括批評性和侮辱性言詞。
為何出現這種現象？美國學者Frimer等人在2023年的社交媒體行為研究提供了答案：不文明的推文獲得更多關注、點讚和轉推。當攻擊性語言能換來流量與支持，女性政治人物也學會了這套生存法則。
當連女性、母性與仁愛都被導入戰爭邏輯與道德鬥爭，當原本象徵文明進步的力量也被野蠻情緒淹沒，這不只是角色逆轉，而是價值失控的徹底展現。
六、文明表象下的人性裂痕
2020年代，是一個擁有史上最強科技與資訊工具的年代，也是一個同時見證最殘酷戰爭與最激烈內部撕裂的年代。我們看到外有俄烏戰爭與加薩戰爭，仍以原始方式屠殺與毀滅；內有民主社會中的選舉暴力、群眾分裂、暗殺與道德審判全面化。
這不是文明斷裂的偶發，而是種系統性的人性錯位。人性從未消滅野蠻，只是將它披上了語言、正義、數據與算法的外衣。我們高舉文明，卻無法約束人性中對仇恨的渴望；我們擁抱科技，卻加速了分裂的擴散與極端情緒的傳染。
文明不再是抑制野蠻的力量，而成了包裝野蠻的糖衣。制度成了合法施壓的工具，科技成了放大對立的機器，語言成了仇恨的載體，價值成了鬥爭的武器。
當民主社會內部的分裂不再是潛在危機，而是成為生活日常，仇恨與敵意就會從個人情緒轉化為集體行動。這時，所謂的制度、憲法與法治，也可能無法遏止文明的內部崩壞。裂縫不再只是政客操弄的工具，而是人們心中共同養大的怪物。這個怪物，正慢慢吞噬我們曾相信的文明社會。
我們找不到一個能有效阻止這一切繼續惡化的方法。我們甚至不知道，這樣的文明社會是否還能稱作文明。這不是一場戰爭，而是一種文明的自我消耗。不是某個政權的錯，而是一整個人類時代的裂痕。
今日之我們，站在科技與文明的頂峰，卻也面對靈魂與人性的最低谷。也許我們該問的，不是如何避免下一場戰爭，而是，我們是否還值得被稱為文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