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德萊恩和川普談成的貿易協議，被許多經濟和貿易專家批評為愚蠢、喪權辱國，並不令人意外。（美聯社）
歷史大事件有時會因為其他看來很小的事件所引發，例如刺殺斐迪南大公事件，因為之前同盟國與協約國的締約，許多原先不相關的國家因此捲入，迅速將一場區域衝突升級為全歐洲的大戰。川普今年四月對世界發動的貿易戰，在其團隊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下，有驚無險地度過最危險的時刻，並藉由與各國的關稅談判，奠定有利的結構。但是根本的問題並未完全解決，平衡仍然可能因為外部的擾動而改變全局，歐盟對谷歌的反壟斷可能就是這樣的關鍵時刻。
歐盟在9月5日對 Alphabet旗下的 Google開出反壟斷罰款，因為Google的廣告科技（adtech）涉嫌反競爭行為。本次罰款源自歐洲出版理事會（European Publishers Council）於2021年向歐盟投訴，指控 Google利用其在線上廣告生態系的主導地位，優先推廣自家廣告服務，損害競爭對手及線上出版商的利益。經過調查後，歐盟委員會於2023年指控谷歌在廣告科技供應鏈中，特別是在線顯示廣告（display advertising）領域，採取不公平手段扭曲市場競爭。最終歐盟開出29.5億歐元（約34.5億美元）的罰款。消息傳來，Google強烈反對歐盟的裁決，表示市場上還存在Google之外的其他各種替代選擇，因此將提出上訴。
川普獲知之後，更是表達高度不滿，認為這是歐盟對美國企業的不公平手段，表示Google之前已經多次遭到歐盟罰款，還有對蘋果高達170億美元的罰款。如果繼續下去，川普將不得不啟動「301條款」的調查，以關稅作為反制手段。
川普所指的是歐盟近十年來已經四次因為反壟斷對 Google開罰，前三次是因為搜尋引擎、Android系統及 AdSense平台的反競爭行為，分別於2017年、2018年及2019年被罰款總計82.1億歐元。川普原以為關稅戰和歐盟達成協議後，可以讓科技巨頭免於歐盟的管制，不料歐盟的監管力度不減。
如我之前在本專欄所說，川普關稅戰的特色之一是專注於美國通常有逆差的商品貿易，至於對美國獨佔鰲頭的服務貿易順差，不僅刻意忽略，甚至不准其他國課徵關稅。例如當加拿大企圖對美國徵收數位服務稅時，川普立刻停止與加拿大的貿易談判，直到加國取消數位服務稅，才繼續談判。
同樣的，川普在和韓國與巴西貿易談判時，均要求對方放寬對於美國科技業的監管措施。川普甚至因為對巴西數位貿易與電子支付政策不滿，加上不滿巴西法院起訴企圖政變的好友、前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即使美國在商品上對巴西享受順差，但是依舊在10%的基準關稅上，另外以行政命令課徵額外的40%關稅。此外，在與印尼的協議中，成功爭取雅加達政府承諾放棄對電影或軟件下載等電子商品徵收關稅，而越南也作出類似承諾。
世界各國中，最令川普不滿的正是歐盟。當歐盟在川普第一任期內對Google等科技公司開出鉅額罰單時，川普批評歐盟的競爭事務專員為「課稅女士」，並說她「真的很討厭美國」。
在川普第二任期中，更是全力維護科技巨頭不受到外國的管制。在首次競選時，矽谷捐給希拉里・克林頓的錢遠超過給川普，但是在川普第二次當選總統後，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臉書母公司Meta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和谷歌執行長皮查伊（Sundar Pichai）等科技界領袖，紛紛前往佛州的川普海湖莊園拜會他。這些會談反覆提及一個重點，就是希望遏止海外對美國科技業的不利政策。如今，川普則藉由發動全球貿易戰，推動美國科技產業的利益。曾在谷歌和臉書擔任政策公關主管的韋克斯勒（Nu Wexler）說：「這些公司非常成功地把大型科技業的利益包裝成『美國優先』的議題。」
川普更在其社交平台公然警告，實施數位稅的國家若不撤銷相關立法，美國將對其商品徵收「額外關稅」，威脅要對先進技術和半導體徵收新的關稅和出口限制，以報復其他國家對美國科技公司徵收的數位服務稅。
川普警告歐盟不得對美國科技巨頭加以管制課稅，甚至威脅將對歐盟或其成員國中負責實施《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的官員實施制裁，我將之稱為「科技巨頭的帝國主義時代」。
川普政府的優勢不僅在美國的龐大消費市場與強勁的金融市場，還有其舉世無雙的軍事力量，使得其得以結合貿易與戰略，藉由貿易談判，達成多種不同的目的。（美聯社）
那麼這和川普的貿易戰有何關聯？川普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Stephen Miran）曾經在《重組全球貿易體系的用戶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闡述過川普的貿易政策。華爾街曾經盛傳本文可能被川普用來作為「海湖莊園協議」草稿，雖然並未發生，但是擁有哈佛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米蘭，是川普內閣中，能夠清楚以經濟理論闡述川普貿易政策的專家之一，他在文中闡述了川普對貿易的非典型想法，並非完全能夠以單純的重商主義解釋，至今仍是闡述川普貿易戰的最佳文件之一——即使米蘭後來在和華爾街經濟學家的對談中，無能說服他們。
米蘭指出，像美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在一定程度上徵收正關稅，可以適度增加福利。這是因為對某國商品課徵關稅，該國商品價格會上升，所以美國民眾對該商品的需求會降低，而減少的需求可能會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下降。
這時關稅會產生兩種後果：一是進口減少以及國內商品價格上升的福利損失，另一是進口商品價格下降的福利增加。只要關稅不過分地高，導致前者的損失過大，那麼就可能找到適當的關稅，讓後者抵銷前者的損失，而達成福利增加的淨效果。
那麼這個合適的關稅數字應該是多高呢？根據Emmanuel Saez、Joel Slemrod和Seth H. Giertz三人於2012年的估計，在某些條件下，美國的最優關稅可以達到20%，因此川普政府的確有可能以發動貿易戰的方式提高美國的福利，只要關稅不超過20%即可。
和川普一樣，米蘭同樣將貿易戰視為談判工具，可以藉由和貿易夥伴談判時，達成「減少貿易逆差」以外的目的，不僅包括對美國開放市場、降低關稅、減少操縱匯率、尊重美國知識產權等經濟考量，還可達成戰略目的，像是是否履行北約義務、在重大事件上站在美國一方、絕不幫助美國制裁對象逃脫制裁、領導人不在國際上和美國唱反調、不會窩藏如美國認定的網絡罪犯與恐怖份子等。
米蘭特別強調與中國的關係，例如該國是否在重大國際爭端（例如聯合國）中和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站在一起？是否協助中國躲過美國的制裁（如出口管制）？是否幫助中國轉口貿易（如洗產地）？最重要的是，米蘭認為：「可以藉此向其他國家施壓，迫使它們加入我們對中國的關稅戰，從而形成多邊關稅應對機制」，得以「在中國周圍建立全球關稅壁壘。」
米蘭的建議雖然並未實現「海湖莊園協議」，川普也在某些地方並未遵循其建議（例如定期增加2%關稅來給予壓力，或是20%的最優關稅等），而更傾向自己獨斷決定（如對瑞士的關稅），但是米蘭的建議仍然精準描繪出大部分川普的貿易戰錯，例如將貿易談判視為實現經濟與戰略目標的工具、對越南轉口（中國）商品課徵40%關稅等。
在米蘭的構想中，川普關稅戰最大的弱點在於其他國家如法泡製，也對美國進行關稅報復，就像中國在2018-2019年溫和地報復一樣。這不僅可能會抵銷美國關稅帶來的福利效益，還會造成從而導致全球貿易崩潰。
因此關稅戰成功的關鍵在於防止其他國家報復。這本身就像是兩車對撞、賭誰先躲開的「膽小鬼賽局」，米蘭主張由於美國龐大的消費市場以及強勁的資本市場，比其他國家更容易承受對抗升級，更有可能成為膽小鬼賽局的贏家。
以中國為例，中國經濟依賴資本管制，使得儲蓄投資於效率日益低下的非生產性資產，例如空置的公寓大樓。對抗升級將給資本管制機構越來越大的壓力，迫使資金流出中國，那麼中國經濟可能會經歷比美國經濟更劇烈的波動。美國這種天然的優勢限制了中國應對關稅戰報復的能力。
川普政府可以將國家安全與貿易政策合併起來，包括日本、韓國與台灣等國在內，接受美國國防保護傘的國家，也必須接受美國新的關稅政策，以此提供一些防止報復的激勵措施。
米蘭也評估了美國對北約國家徵收關稅的情形。表示美國可以威脅如果受到報復性關稅，將削弱其北約聯合防禦義務。如果歐洲進行報復，但大幅增加自身的國防開支和能力，減輕美國的全球安全負擔，使得歐洲在自身防禦中發揮更大作用，使美國能夠更專注於中國，同時也能創造收入。這樣一來，川普團隊就能夠將關稅視為一種有效的手段，透過提高外國人的稅收來維持美國民眾的低稅率，並且避免增加赤字。
從米蘭的角度檢視，我們便可以發現歐盟的重要性。在世界幾大經濟體中，中國並未屈服，而且僅用稀土報復，就收穫了意料之外的極大效果，讓川普政策急轉彎（如歡迎中國留學生）對中國示好，令底下的MAGA對中鷹派大為跳腳。日本一開始也是沒能談成，現在又和巴西與印度鬧翻，如果不是後來川普政府順利和日本與歐盟達成協議，否則即使根據MAGA派的構想，川普貿易戰的結果也對美國異常危險。
因此我們可以知曉，何以歐盟和美國的貿易協議，對美國至關重要。要不是歐盟內部四分五裂、意見不一，否則以歐盟和美國同等的經濟規模，馮德萊恩和川普談成的貿易協議，被許多經濟和貿易專家批評為愚蠢、喪權辱國，並不令人意外。
川普政府的優勢不僅在美國的龐大消費市場與強勁的金融市場，還有其舉世無雙的軍事力量，使得其得以結合貿易與戰略，藉由貿易談判，達成多種不同的目的，正是川普貿易戰的精髓。但是優點之所在，也是風險之所在，正因為貿易談判被賦予過多的目標，讓達成的平衡並不穩定，可能會因為某些衝突，而破壞既有的平衡，歐盟對美國科技巨頭的管制，違反了川普科技巨頭帝國主義政策，就是其中不穩定的因素之一。在中國、巴西、印度都不願屈服於川普的關稅戰之下，如果川普再失去歐盟，可能會對其貿易戰產生致命的威脅。
值得川普團隊高興的是，歐盟內部的鴿派並無意對美國開戰，歐盟原定在9月1日公佈對Google的罰款，但是因為內部分歧而延遲到9月5日。根據報導，反對最力的人士之一正是負責歐盟貿易的「貿易與經濟安全專員」賽夫喬維奇（MarošŠefčovič），因為他擔心會影響到美國對歐洲汽車徵收的關稅。事實發展也正如他的憂心，川普立刻以「301條款」威脅實施報復性關稅。在華盛頓特區上訴法院裁定川普根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IEEPA）發動貿易戰違法之後，川普小心地避開IEEPA，而選擇以特定產業為報復對象的「301條款」威脅，所以無論最後最高法院的裁定如何，川普的威脅都具有可信度。
如果歐盟本次對Google反壟斷的處罰，沒有讓川普真正發動「301條款」報復，歐盟也沒有升高對抗情勢，最後釀成貿易協議形同具文，而全面報復的後果，川普發動的貿易戰可以繼續維持下去，否則將會是對川普貿易戰最大的打擊，這正是本次歐盟處罰Google這個小事件，如此關鍵的原因，因為它可能成為影響全球貿易的關鍵時刻。
※作者為作家，INSEAD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