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革期間，我經常接待外單位的「外調」。所謂「外調」，就是某人遭到審查，審查單位就派人到外單位他的親友處進行調查，甚至會到千里之外的窮鄉僻壤。外調人員也許會擺噱頭，把被審查對象說得非常危險可怕，嚇唬被調查人員，來達到加罪於被審查對象的目的。被調查人員也許是牛鬼蛇神，也許是革命群眾。我當時是牛鬼蛇神，所有外調人員對我就很不客氣。我反正有什麼話說什麼話，威逼利誘我全不管。
記得有兩件事。
一件事是我一位在化工廠工作的大學同學被審查，外調人員說他有日本軍刀，一定和日本軍官有關係，做過漢奸。別的同學我不知道，這位俞姓的同學我太熟了。他讀書時熱愛歌唱，向當時上海一位著名俄國歌唱家學男高音。在他的婚禮宴會上，他唱意大利歌曲《我親愛的愛人》，我聽了喜歡，還去買了一張唱片。此公不問政治，絕對與日本人沒有關係。可是調查人員就問，那麼他的日本軍刀從何而來呢？我說你們知道不知道，日本投降後，日本人被遣送回國，虹口四川北路等幾條大街上有許多日本人擺地攤，把不準備帶走的東西賣掉。這軍刀說不定是在攤上買來的。我說得理直氣壯，那來調查的女同志叫我先離開。後來她又請人事科同志叫我回去。這一回她笑嘻嘻的，說我回答得有道理，符合俞同志本人的交代，那軍刀不是他買來，是他的朋友買來送給他的。她說，他們單位的同志覺得俞同志這個人很好，歌也的確唱得好，但是那把日本軍刀總要查查清楚。
文革後這位同學來上海，特請我去一敘。
另一件事是關於我的一位朋友的弟弟，是個聾啞人，少年時參加新四軍，我在新四軍見過他。這次是審查他怎麼到新四軍去，甚至是不是真的是聾啞人。我馬上回答，這人是真的聾啞人，也真的到了新四軍。調查人員就說了，從租界到新四軍這麼容易嗎？我說我也去過新四軍，去新四軍就是從外灘坐船到蘇北一個港口，上岸經日軍檢查後就直接去新四軍。這些港口的日軍沒有多少人，住在碉堡里，為了怕偷襲，碉堡周圍還串着一道道香煙罐頭鐵絲網，一碰就會發出乒零乓啷聲。離開港口就沒日軍了。他們也怕啊。我說我也就是這樣去新四軍的，我們單位可以證明這件事嘛。至於那人是聾啞人，那是天生的，我認識他時已經聾了。調查人員對於去新四軍那麼簡單似乎有點奇怪，可是有我作證，一點不假。
這就是我想起文革時外調的兩件事。
我還記得我的一位老友，著名翻譯家，《牛虻》的譯者李俍民。他性子急，說話爽快，竟與外調人員吵了起來。外調人員一定是說他包庇壞人，對他說話咄咄逼人，李俍民忍無可忍，一時火起，掄起凳子就扔。結果他吃了虧，受到人事科責備。我很佩服他維護患難同志的精神。
二
文革期間牛棚無數，牛棚裏面總要貼上一張對牛鬼蛇神的告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種告示，有一些出自書法家手筆，如果保存下來，如今拿到拍賣行很可能賣出好價錢呢！
我當年進牛棚是在1967年4月1日，是跟同事又是大作家任大星一起進去的。剛進牛棚，一位同志就拿着「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告示進來，貼到牆上。多漂亮的書法啊，龍飛鳳舞，字體有吳昌碩、王個簃之風，後面附有日期：四月一日。一看這日期，我突然產生出幽默感，推推旁邊的任大星，悄悄對他說：「你看看今天是什麼日子。」任大星還省悟不過來。我悄悄加上一句：「四月一號，今天是愚人節啊！」任大星連忙擺手，叫我別說話。我看那告示就像在品書法作品。那位寫字的同志把告示貼好後就走了。他是我們少年兒童出版社一位美術編輯，不是造反派，只是個普通群眾，造反派因為他字寫得又快又好，總是要他幫忙寫標語、寫告示，一來新的「最高指示」，就讓他馬上抄寫出來貼到出版社大門口。不過如今他已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書畫家，假如那張告示還在，想來會很值錢的。
過了一段日子，出版系統造反派忽然心血來潮，要把各出版社的牛棚集中起來，地點在當時打浦橋的科技出版社。我們社派幾個牛鬼先到那裏去收拾，我在其內。那是科技出版社靠大門的一排平房，有點像洋學堂的教室，一家家出版社的牛棚都分好了。我們把我們自己的牛棚整理好，就缺一樣非有不可的東西，即「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告示。我們沒有帶來筆墨，準備向其他出版社的牛鬼借筆墨來寫告示。有人靈機一動：「也別借來借去了，就那麼幾個字，請他們代我們寫一寫算了。」一位牛鬼馬上到隔壁牛棚請他們代寫。隔壁牛棚的牛鬼也真幫忙，馬上就寫。我們的牛鬼把寫好的兩條大字拿回來，我一看，傻了：這是真正的書法作品啊，這兩條大字像是一副對聯，是歐陽詢的字體。我問是誰寫的，回來的人說隔壁是辭書出版社的牛棚，寫字的人好像是傅東華。傅東華老先生是大學問家，中文西文都了不起，他的著作我讀得多了。我們把字條貼在門口兩邊，就真是一副對聯。不過不知怎的，造反派又改變了主意，我們收拾好的牛棚沒有用上，各出版社的牛棚還是各管各。傅東華老前輩的墨寶如能保存下來，該有多好！
說到寫字，沒想到我的字竟然也有一位造反派看中，他寫了大字報（是寫在小紙上）總要我代他抄成大字報。我反正閒着沒事，倒真當作練字那樣大抄其大字報。不過那已經是後來在幹校了。
三
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在幹校大部分時間都在飼養場。我的一位少年兒童出版社同事邵力行在飼養場當小頭頭，看到我工作認真，通過工宣隊把我從連隊調到了飼養場。當時普遍認為飼養場是幹校最苦的地方，可對我來說，這倒是一次解脫。
在連隊有「天天讀」，大家無話可談，就批「牛鬼蛇神」，我坐在那裏真是如坐針氈。在飼養場，同志們從各連隊調來，又大都是「牛鬼蛇神」，倒也親密無間。忙是忙，每天早晨要餵豬食，洗豬圈，但早晨的「天天讀」也就免了。每天下午推輛車子到廚房和各連隊收泔腳，傍晚再餵一次豬食，工作也就完畢。比起在連隊，整天在革命群眾監督之下，真是輕鬆許許多多。
飼養場不但是飼養場「牛鬼蛇神」的天堂，甚至可以說是全乾校「牛鬼蛇神」的天堂。怎麼說呢？每逢幹校開群眾大會，「牛鬼蛇神」不能參加，就勒令他們到飼養場來勞動。到了這個時刻，我們飼養場的人倒成了「監工」。被勒令來的「牛鬼蛇神」神色慌張，手忙腳亂，一來就求我們派工作。我們馬上安慰他們，說根本沒有工作可派，請他們安心休息半天好了。這些同志一開頭還是不放心，我們好好安慰他們，請他們喝開水，可惜沒有茶。這些「牛鬼蛇神」中，我記得經常有《解放日報》的原領導同志王維和《文匯報》的領導同志。
就是不在開群眾大會期間，也有「牛鬼蛇神」抬了桶到飼養場來出肥料，我們也幫他們出肥料，請他們坐下來休息片刻。這些「牛鬼蛇神」中就有我的老朋友錢君匋、趙家璧、孫家晉等等同志。他們來慣了，在飼養場也真能坐下來聊聊天，出肥料成了他們休息的機會。
不過話說回來，餵豬食、洗豬圈是體力活，熱天要出很多汗。這就要謝謝我的母親，她找出些廣東人舊雲紗衫，給我改成背心。我穿上它們勞動，全部濕透，我午睡前把它脫下來水裏沖一衝，晾起來，等午睡結束，它就幹了，又穿上繼續勞動。
我們飼養場還成了幹校的先進集體。有一次徐景賢、王秀珍從北京開會回來，到幹校傳達，聽說飼養場是先進集體，表示關心，要到飼養場參觀。徐景賢是認識我的，他曾寫評論兒童文學文章，有一次在作協開會時還特地坐到我旁邊自我介紹，說要請教什麼的。要是再見到他就麻煩了。我趕緊找了個藉口離開飼養場，等他離開了才回去。
後來周總理提出讓全國各省市譯世界各國歷史，上海負責譯非洲史，幹校於是把所有原從事編譯工作的同志集中起來成立翻譯連，我才從飼養場調到翻譯連。翻譯連後來又調回上海成為人民出版社編譯室，它也是今天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前身。
四
文化大革命期間，工宣隊進駐出版系統，總部在延安中路銅仁路口人民美術出版社一座洋房內。這座洋房據說是人美的年畫編輯部，文革開始後在這裏批鬥「牛鬼蛇神」。這房子後來給了上海譯文出版社。
既然要來工宣隊，這房子就得打掃一番，把幾個出版社的「牛鬼蛇神」調來勞動，少兒社也挨到，我去了。指揮我們勞動的是人美一位年輕畫家，這位監工掛着個紅寶書袋，指指點點很神氣。
打掃房子，大刷大洗毫無問題，可有一件事犯了難。整座房子貼滿標語，撕去鏟掉不成問題。只是二樓有很大一面牆貼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畫像，怎麼把它鏟掉？誰敢鏟啊，那樣做豈不成了現行反革命！大家束手無策。
人真是最聰明的動物，我怎麼也想不起這一位聰明動物中最聰明的動物是誰了，他出了個好點子：先用報紙把整幅畫像糊上，糊得嚴嚴實實，然後就鏟報紙。於是大家放了心，照此辦理，天下太平！
過了幾天我又見到人美的那位監工，真抱歉，他也變成「牛鬼蛇神」了！
選自《我去過的地方》，任溶溶著，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7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