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雲國，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本文系作者《學史三昧》一書，原題《晚明的體制性貪腐》，標題為編者所擬。）
明代算是農民造反坐龍庭的王朝，但貪賄之風似比其他朝代更為兇猛。
開國之初，明太祖也下決心懲治過貪腐，官吏貪贓六十兩以上，不僅一律梟首示眾，並處以剝皮楦草之刑。府州縣衙左側的土地廟，就是剝貪官皮的刑場，也叫皮場廟；官衙的公座兩旁各掛一個塞滿稻草的貪官人皮袋，讓官員膽戰心驚而清廉守法。如此嚴刑峻法來反腐懲貪，也許是中國君主政權反貪污鬥爭最激烈的時期。即便如此，在明太祖治下，貪賄仍未絕跡，「掌錢穀者盜錢穀，掌刑名者出入刑名」，連朱元璋也哀嘆：「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
還是明史專家吳晗說得深刻：「這是社會制度所決定的，朱元璋儘管是最有威權的皇帝，他能夠殺人，卻改變不了社會制度。」總之，明代的貪腐，完全是體制性的不治之症。
吳晗曾統計入《明史·循吏傳》的一百二十五人，從嘉靖帝即位到崇禎帝吊死的一百二十三年中，僅有五人；其餘一百二十人都出在其前的一百五十三年。這並非說，嘉靖以前政治清明，貪賄絕跡。先看在宣宗、英宗兩朝做了二十一年江南巡撫的周忱，曾被吳晗贊為「愛民的好官」，為能幹點實事，他饋贈朝中達官，資送來往要員，出手從不吝惜；對手下胥吏中飽私囊，也眼開眼閉。他指望以賄買來抵消做事的阻力，因而「屢招人言」，已折射出體制性貪腐的磁場引力。
循吏的年代分佈，也從側面證明：在專制王朝衰減律的加速度下，這種體制性貪腐，在嘉靖以後猶如癌細胞那樣急遽擴散，嚴重惡化。
張居正在政治上不失為頗有作為的改革家，但貪賄也是不爭的事實。南京刑部尚書殷正茂曾賄送他兩個金盤，盤中各植高達三尺的珊瑚。
在君主政體下，御史主職就是糾肅貪賄，但在體制性貪腐下，連他們也大索其賄。
儘管武宗朝已有御史胡節賄賂宦官劉瑾案，但受賄現象卻未見普遍。及至嘉靖末年，御史也捲入貪賄之風，形成貓鼠共眠的局面，致使在肅貪職責上「無聞以贓吏上聞者」。
隆慶時，淮揚巡鹽御史孫以仁「侵匿鹽銀千餘兩」，事發，革職審查。殷正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歲受屬吏金萬計」。當軸正仰仗他平定僮民起事，首輔高拱竟然聲稱：撥給他百萬金，即便「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為了穩定統治，居然放縱貪賄，活脫脫自曝體制性貪腐的本質。
及至崇禎朝，御史貪贓納賄已完全肆行無忌。御史史范尤其「無行」，巡按淮揚，把庫中贓罰銀十餘萬兩都裝入私囊；兼攝巡鹽課後，又悉數吞沒前任貯庫的二十餘萬贓銀。他還為吏部尚書田唯嘉受賄八千金從中居間，自己向富人於承祖勒索萬金。事發徹查時，首輔薛國觀還為之庇護，但「侵盜有據」，「不能諱者六萬金」，無法交待合法來路，最後下獄瘐死。
內閣輔臣是最高行政長官，御史巡按是中央監察大員，也都如此貪贓枉法，嘉靖以後整個官場的體制性腐敗也就可想而知。太監自不必說，連宗王、軍隊與舉子都加入了貪腐的行列。
唐宋以後，科舉考試向來是王朝選拔後備官員的關鍵程序，晚明的貪賄也令其公正性蕩然無存。僅萬曆四十年（1612），以賄買考中進士的就有劉琛、朱良材等多人，所出價格「或三千金，或五百金」，買通的對象或為房考行人，或是司經。
上行下效，無孔不入，從來是體制性貪腐的必然結果。
綜觀晚明官場，行賄者買官，收贓者賣官，已成公開的秘密。在求情通函的背後，就是權錢交易。崇禎朝，盡人皆知「吏部考選行私」，吏部尚書田唯嘉賄收周汝弼八千金，便報以延綏巡撫之職。乃至崇禎帝要親策諸臣，決定任命。
晚明，不僅升遷求缺等環節，風行買官賣官，其他如朝覲、到任、考績、訪緝、謝薦等場合，也都靠錢財打點，賄賂開道。
明亡前一年，劉宗周以縣令為例，也做過一番分析：「上官之誅求，自府而道，自道而司，自司而撫而按，而過客，而鄉紳，而在京之權要，遞而進焉，肆應不給。而至於營升、謝薦，用諸巡方御史者尤甚。」一個小小的縣令，必須滿足層層疊疊各級上司的貪心欲壑，還必須向左右其仕途的巡方御史送禮行賄。只要他還在這個體制內，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把向上行賄的巨大成本轉嫁給縣內的老百姓。這樣，「一番差遣，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窮且盜以死可得乎？」
對此，可以對這種體制性貪腐做一個概括：整個社會創造的財富，已經失去了相對合理的分配機制，而是最大限度地流入了掌控從中央政權到地方權力的各級官員與胥吏們的私囊。
這些官員與胥吏，作為統治階級的主體，理應負有保護國家利益與社會財富的職責，但體制性貪腐卻遵循着按官等分紅利的潛規則，把他們中最大多數成員拖入了腐敗的磁力場，成為大大小小的實際受益者，欲為君子而已無可能。
與此同時，體制性貪腐逼使捲入其中的每個官員在向上送賄與向下貪贓的兩極之間惡性循環，飲鴆止渴而慾壑難填。這種惡性循環的必然結果，就是把不斷擴大的送賄負擔轉嫁給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從而使整個社會的基本秩序徹底崩潰，把廣大民眾逼上「窮且盜以死」的絕境。這種體制性貪腐的必然結果，最終把明王朝送上不歸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