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上任總統以來，韓國迅速迎來兩項牽動國內外的重要政策。其一，是與美國達成新版關稅協議，成功將原先美方威脅的25%懲罰性關稅降至15%。其二，則是在國內推動《黃色信封法案》的立法過關，一項被視為基層勞工多年抗爭成果的制度變革。前者雖具重大經濟意義，卻未在社會上激起太多波瀾;而後者雖爭議重重，卻得到工會與勞動界廣泛支持。這種對外「冷處理」、對內「熱改革」的政治節奏，恰恰反映了李在明政府的雙面戰略。
外界普遍好奇：為何一場攸關關稅命脈的談判，韓國社會反應竟異常冷靜？答案可能出在一種「預期落差的心理效應」。面對原先可能被課以重稅的出口威脅，最終協議將稅率壓低至15%，對許多企業來說可說是逃過一劫。媒體與商界普遍將此視為一場「防禦性勝利」，既然危機未爆，自然也不需激烈抗爭。
此外，韓國大型企業如三星與現代早已大舉投資美國，政府也成功將整體談判塑造成「經濟理性換取戰略穩定」的國家選擇，社會輿論便難以升高至動員層級。抗議能量雖在農業地區略有浮現，特別是對美國農產品進口抱持警覺的農村群體，但在都市與年輕族群中，這場關稅協定顯然並未激起足夠的情緒連結。
再者，韓國社會過去幾年曆經總統彈劾、政治動員抗爭，經濟疲弱與青年失業問題的交織，對於FTA這類議題的敏感度已明顯下降。比起貿易條款，人們更關心物價、就業與住宅問題。在這樣的政治與經濟疲勞狀態下，社會傾向以「冷處理」面對這場協議，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然而，就在關稅協議悄然落地的同時，《黃色信封法》的通過卻在國內掀起另一波制度性變化。這項法案的歷史可以追溯至2009年雙龍汽車的大罷工事件，當時資方因罷工造成損失，向工人與工會索賠47億韓元，引發強烈社會反彈。2014年，一位市民寄出裝有47,000韓元的黃色信封（裝薪水的信封是黃色）──象徵對索賠金額的抗議──這一舉動迅速引起共鳴，成為韓國勞工運動的象徵。最終，在社會輿論與國會左翼主導下，《黃色信封法》順利過關，為韓國的工會權利寫下新的一章。
不過，這項法案的落實，對美韓經貿關係也帶來潛藏的震盪。首先，法案擴大了「用戶」的法律定義，未來不只直接僱主，就連供應鏈上的主承包商若對勞動條件有實質控制權，也須承擔集體談判的義務。對許多在韓營運的美資企業來說，這將提高法律風險與合約複雜度，甚至可能觸發新一輪「制度豁免」的談判壓力。
其次，新法將合法罷工的事由延伸至企業重組、裁員與經營決策領域，讓勞方有更多機會在制度內抗爭，同時大幅減少企業對罷工的高額索賠權力。雖對勞工保障是一大進展，但對於跨國企業而言，這也意味着更高的不確定性與營運干擾風險。供應鏈延遲、履約失信的風險恐將提升。
李在明的這場內鬥式民主、外鬥式穩定，看似張弛有度，實則步步驚險。（資料照片/美聯社）
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政商界對此並不沉默。美國商會（AMCHAM）與部分國會議員已明確表達對該法的擔憂，認為其擴張僱主責任條款恐損害外資信心與法律可預測性。未來若產業出現勞資爭端或履約困難，不排除美方會將此列為雙邊貿易談判的條件，或透過WTO等機制對韓施壓。
李在明的這場內鬥式民主、外鬥式穩定，看似張弛有度，實則步步驚險。對內，他展現進步派改革者的姿態;對外，則以務實姿態安撫盟邦與市場。然而，當《黃色信封法》真正開始在實務上影響投資結構與司法風險時，這套雙面戰略能否持續奏效，將是他領導力的真正考驗。
未來值得觀察的，將是外資是否開始重新佈局其在韓投資與供應鏈配置，韓國法院對「誰是用戶」的司法解釋是否趨於嚴格，以及美方是否將此制度性改變納入下一輪談判籌碼之中。
若無法妥善平衡這些內外張力，李在明「平衡木式」的政策架構，恐怕將面臨來自兩端的擠壓──進而轉為政經危機的引爆點。
※作者洪耀南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