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維護國家機器的運行，奪得政權的新統治階級只能把舊社會留下的知識分子，或者從國外請回來的留學生，還有新的知識分子，安排到需要"高能力"的崗位上，也拿着相對於底層人民而言更高的工資。
若以中國50年代為例，1956年7月6日，國務院(56)國議習字第54號下達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表》中規定，行政一級至三級(國家主席、副主席、委員長、副委員長、總理、副總理)工資為644元、581元、517元；部長、副部長、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為行政四級至八級，工資為460元、414元、368元、322元、287.5元。（數據來自於中國新聞網）
而在當時，一個成年人的一個月的最低生活費有為8元。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兩種：一是新國家成立後百廢待新，國家需要大量的人才；二是大眾的教育普及率不高，普通老百姓無法從事這些工作。
於是，幾乎所有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權力都集中在知識分子手中，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少數技術精英長期佔據關鍵崗位，這些崗位包括政治、科研、經濟等等，使他們逐漸固化為官僚特權階層。
儘管如此，這些國家畢竟未走資本主義道路，其政治合法性仍建立在"為人民服務"這一敘事之上。因此，即便難以讓人民真正成為國家主人，統治集團也需在政策上作出妥協，以維繫這一合法性；而資本主義國家則公開以資本利益為最高準則，其為資本家而服務。兩者在此仍有根本區別。
我們將這種社會主義制度稱之為"歷史社會主義"，當然這種說法也有部分人並不認可，因為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的最終形態是共產主義，而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最初形態，而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仍然是存在階級，所以也有人認為歷史社會主義其實也是屬於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之一。
二、修正主義的誕生與資本主義的復辟
十餘年後，開國領袖溘然長逝，官僚特權階層隨之完成由流動到固化的關鍵一躍：職位代際相傳，資源內部循環，權力自此板結成一塊敲不碎的鐵板。
當階層徹底板結，官僚特權集團便高舉出"修正主義"的新旗幟，他們宣稱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以此為據，悄悄收起了"世界革命"的橫幅，隨即整隊駛入全球資本主義賽道，與西方列強同場競逐。
蘇聯參加雅爾塔會議不僅僅只是制定了二戰後的格局，同時也標誌着蘇聯已經放棄了世界革命。還有就是中國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也標誌着中國加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加入了國際分工。
再往後，這些早已肥碩的特權階層愈發胃口大開。他們把"自由貿易"奉為新的聖經，把國家的能源、交通、通信、金融、醫療、教育等行業，乃至水、電、糧、房這些關乎百姓一日三餐、生老病死的命脈，統統掛起"歡迎投資"的招牌。壁壘盡撤，外資如潮湧入。
變成跨國資本的遊樂場，而特權者自己既收門票，又享分紅，穩穩地把"國家利益"切割成私囊里叮噹作響的硬幣。
在城市，他們把原本國營工廠、醫院和學校掛牌出售，一夜之間變成私人股權、私人醫院、私立學校；在農村，他們把集體農莊拆散，把大型拖拉機、收割機按戶切割，最後機器只剩下一堆螺絲和廢鐵被當廢鋼賣掉，每家分到的地所獲得的收入可能還無法滿足一家子人的基本需求。
隨後，他們公開否定此前的社會主義建設成果，卻向大眾反覆承諾：只要繼續這樣"改革"，人人都會富起來，而結果是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大多數的財富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裏。
隨着私有化一步步推進，這個原本以公有制為根基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終讓生產資料落回私人手裏，公有制名存實亡，國家也由此完成了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復辟。
馬克思曾說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
三、本該滅亡的資本主義為何會越來好
世界上人這麼多，大家的觀點也不一樣，這裏面也一定有人認為：既然馬克思說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那為什麼到現在了資本主義反而發展得越來越好。
世界是在不斷發展的，在當年的歷史條件下作出的結論未必能適應現在的情況，但是歷史沒有終結，歷史的大方向是必然的，即使中間有些許偶然和挫折。
馬克思最初將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地定位於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判斷的根據是因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勞動功能進行高強度的剝削，這會促使無產階級的規模擴大。
在19世紀中葉的英國、法國、普魯士等地，產業革命已使社會生產力空前提高，但剩餘價值率亦同步攀升。工廠普遍實行12—14小時工作制，計件工資被持續壓低，導致工人實際收入僅足以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最低限度，甚至低於生理生存線。
官方調查報告顯示，曼徹斯特、里昂等工業城市工人聚居區的平均居住密度達到每間地下室6—8人，嬰兒死亡率比資產階級區域高出2—3倍；同時，紡織、採礦部門大規模僱傭10歲以下童工，其勞動時間佔比與成年男工差距不足20%，直接破壞了下一代勞動力的生理與技能基礎。
1847年經濟危機期間，英國棉紡業庫存積壓達全年產量的37%，但企業主以"維持價格"為由銷毀布匹，而非用於改善工人生活。馬克思據此指出，資本對剩餘價值的無限追求，使其寧願破壞使用價值，也不願突破商品—貨幣—資本的循環邏輯，從而加劇了資本與勞動的制度性對立。
綜合上述，當勞動與資本的對抗在生產力最發達、剝削最徹底的地域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時，社會主義革命將首先在此爆發。
三、為何當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好了
19世紀中葉的交通、通信與軍事技術尚未突破主權疆界，資本難以在世界範圍內大規模重組生產，因而高生產率帶來的剩餘價值只能通過對本國勞動人口的極限壓榨來實現。
進入20世紀下半葉以後，運輸革命、信息革命與全球金融基礎設施的同步演進，使資本得以將勞動過程拆分為可跨國配置的價值鏈環節。以美國為代表的核心國家憑藉對尖端技術（半導體、軟件、航空、生物製藥等）的壟斷，將高創新、高利潤環節留在本土，而把標準化、勞動密集型環節外包或外遷至半外圍、外圍國家。價值鏈條的空間重組不僅顯著壓低核心國家的直接剝削強度，還通過技術租金、專利費、品牌溢價及全球定價權，持續將外圍與半外圍國家創造的大量剩餘價值轉移至核心國家，從而形成一種以技術—金融優勢為基礎的"全球剝削"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