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8日晚7時多，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印製了五千份《最最最緊急呼籲》（通過同濟大學印製，申請數為一萬份），全文如下：
我們決定於九月二十日（明天）開展一場更廣泛、更深入的大張旗鼓的宣傳毛澤東思想、十六條，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群眾運動。請首都紅衛兵戰友們於九月二十日上午八時在人民廣場集合，統一行動。可以事先帶好「武器」，如主席語錄、十六條及推子（理髮工具）和剪刀等，如有困難，請向有關單位聯繫解決。歡迎其它各地紅衛兵積極參加。
顯然，這是一項準備在上海市中心採取集體行動的通知，尤其標樹「大破四舊」及要求帶上推子、剪刀等，更是明確告知了行動的內容。19日晚，南下兵團紅衛兵二三十人為在南京路上佔據制高點，來到國際飯店，因與飯店交涉借用廣播未獲同意，便大罵國際飯店是「帝國主義的樂園」，職工是「洋奴」後，悻悻而去。一場由南下兵團發動的街頭造反行動即將爆發了。然而，第二天早晨（20日），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卻在人民廣場貼出佈告，緊急宣佈「統一行動」改期，理由是「各校來不及準備」；「因籌備國慶活動，人民廣場不好借用」等。或許確因準備不周；或許還有更隱諱的秘密，總之，箭在弦上的事態驟然停息了，即一場即將發生的街頭武鬥終於向着「統一宣傳日」的目標回歸，只是北京紅衛兵與國際飯店之間的頡頏仍在繼續。
20日晚7時半，一卡車屬南下兵團第四、第十四縱隊的紅衛兵到達國際飯店。他們利用安裝在卡車上的兩個喇叭，不斷地向南京路上的行人廣播：「國際飯店不許住外賓」，「不要見外賓就鼓掌，誰知是帝國主義者？還是修正主義者？」。8時半左右，法國航空公司的人員到達國際飯店，北京紅衛兵勒令「下車、下車」，並高喊：「在中國的土地上，洋奴為什麼不能走路」。一戴臂章的紅衛兵陡然上前拉開車門，指着外賓大罵。外賓「非常緊張，低着頭，舉着手，從人群中擠進飯店」。宴會完畢，因國際飯店門前仍擠滿了人，「外賓看也不敢看，都從後門出去」的。
21日上午10時半左右，又一卡車北京紅衛兵來到國際飯店。當一日本旅行團到達時，因領隊機智地高呼「向紅衛兵致敬！」、「毛主席萬歲！」，日本旅行者也跟着喊，才沒有惹出事端。至晚9時半，一百多名第四縱隊的紅衛兵繼續圍住國際飯店，高唱「鬼見愁」歌，並再次向飯店借用廣播器材，一直鬧到深夜。
22日下午，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總部在閘北區新中中學召開會議，正式部署第二天「南京路統一宣傳日」的任務。上海一些中學的紅衛兵也列席參加。例如上海時代中學紅衛兵總部負責人回校後，即向全校發出通令：限令「黑六類」子弟「狗崽子」（此時的用語亦已「北京化」了）交出自行車，否則「要採取行動」；上交的自行車「由紅衛兵總部調配」（損壞則由原車主負責）。據統計，當天即有「黑六類」子弟的七十餘輛自行車被集中起來，聽候處理。同時，時代中學紅衛兵總部還宣佈：學校25名「牛鬼蛇神」的月票「一律沒收」。自然，這些交通方便都是為了配合北京紅衛兵的行動而籌措的。
23日清晨，首都南下兵團紅衛兵和部分上海中學生紅衛兵「陸續集中到南京路上」。因為是「統一行動」，現場「比較有秩序」。有的每隊約三五十人列隊行進，北京紅衛兵在前，上海中學生隨後，齊聲高唱「造反歌」和「鬼見愁」；有的張貼對聯、大字報等宣傳品，並沿街散發傳單，主要內容是「論紅色恐怖萬歲」、「自來紅站起來」等。
7時半左右，幾十名北京紅衛兵衝上國際飯店三樓，在正門沿街口的窗上貼起「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後又爬出窗口在外牆上貼了「反帝反修大樓」六個大字（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事態的發展過程中，19日至22日北京紅衛兵一直沒有貿然進入國際飯店。在學校，在街道，北京紅衛兵可以一往無前，為什麼恰恰在這座上海最高的建築面前怯步了呢？這是因為國際飯店是上海的象徵和地標，它敞開門戶，正面對世界往來的客人。它的運作，它的權威，標誌着一種屬於國際城市的秩序仍在進行。這種秩序不僅具有威迫的效力，更是難測深淺的。所以，儘管北京紅衛兵心猶未甘，憤憤不平，只能在外面叫喊和鬧騰。23日，北京紅衛兵終於乘行動之機闖入國際飯店，在外牆上貼完對聯、標語後，旋即退出）。整個南京路「霎時滿街都是大字報」，據統計，「從外灘到上海圖書館這一段，牆上和地上貼了對聯一百三十多副，以及漫畫多幅」。同時，北京紅衛兵利用設在南京路上的宣傳站，廣播傳單和大字報的內容，有的還攀高宣讀傳單，並提出誰反對「紅色恐怖」等觀點，可以到國際飯店門口辯論。但「來往行人和串聯學生停下來看大字報和聽他們宣傳的不多」，只有一副對聯上有人寫了不同意見，「路上也沒有辯論的人群」。
上午10時左右，「人群自東向西，尤以大光明電影院周圍到王家沙一帶最為集中」。此時，北京紅衛兵的「宣傳」活動漸漸變成了「鬥爭」行動，從南京西路999號到石門路口的一段路上，「有五個四類分子被南下兵團揪住鬥爭，掛牌低頭」，「一個老太婆頭髮已剪掉」。同時，南下兵團的紅衛兵指揮上海學生攔下三輪車，責令乘客報成分，叱喝年輕人一律下車步行。北京紅衛兵還在許多商店門口貼上「紅五類歡迎進來，黑六類不准入內」、「進店一律報成分」的標語，並在新泰百貨店、霞芳服裝店、博步皮鞋店、偉康棉布店及新華書店門口設崗，「逐個詢問顧客成分，凡是紅五類可進店買東西，黑七類均不能進店」。
真實地說，儘管「南京路統一宣傳日」中也發生了武鬥，卻是相當克制的，即整個行動有效地維護並實現了「宣傳日」的主旨，那就是北京紅衛兵針對上海的情況和形勢，通過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上大批量地張貼對聯、標語、漫畫和大字報；大規模地舉行遊行、集會、宣講和辯論，集中而又廣泛地張揚了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其內容主要是：一、「階級路線萬歲」，因為「沒有階級路線，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無產階級的一切」。二、「紅色恐怖萬歲」，因為「恐怖是人民對敵人的專政，是對一個階級的專政」，這是「紅衛兵的歷史使命」。三、關於十六條和武鬥，因為「上海人的心目中，十六條只剩下『要文鬥』一條，而且是文而不鬥，穩鬥、溫鬥」，尤其「奇怪的是資產階級烏龜王八蛋、狗崽子，以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也在大講『要文鬥，不要武鬥』，這簡直是形革命實反動」，所以「要堅決粉碎這個陰謀」。北京紅衛兵的態度是鮮明而堅決的，它直指一個方向_——「上海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官僚買辦盤踞的老窩，在上海必須造成一個短期的紅色恐怖現象，必須有一個極大的革命熱潮」。
由此可見，「南京路統一宣傳日」確屬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的精心部署，它以「非武鬥」的行動方式為「武鬥」辯護，為「武鬥」伸張，既是為了驅散周遭的指戳和責難，更是為了搭建往後的台階和進路。這就是說，北京紅衛兵正試圖通過收縮而張放，一邊擯棄前期的莽撞，一邊立足於標樹理念，穩紮穩打，長期作戰，以求通過製造更大規模的武鬥事件，徹底打開上海的局面。
然而，恰恰就在這個轉捩點上，中央以「參與維護國慶遊行秩序」為理由，下達了「南下兵團集體返京」的指令。其緣由源自何處呢？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下卷第68頁）材料：其實，23日南京路宣傳行動後，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立即趁熱打鐵策劃25日在上海舉行全市群眾大會，並將強制一二百名資本家遊街示眾。24日，周恩來接報後便主持召開中央碰頭會，商定給中共華東局、上海市委並北京市紅衛兵南下兵團、北京市各大中學校在滬的紅衛兵組織發出電報。電報指出：必須嚴格執行《十六條》中「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決定，明天強制資本家上街遊行示眾和開群眾大會，應當停止。電報經毛澤東同意後當夜發出。25日行動取消。
《炎黃春秋》201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