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有兩種無法治癒的疾病，一種是死亡，另一種是遺忘。我們用悼念、追思和回憶來抵抗遺忘曲線。一個不斷遺忘的人甚至沒辦法證明自己活着。抵抗遺忘就是我們活着的證明。但光是抵抗遺忘還遠遠不夠。抵抗遺忘只是最低限度的紀念。那什麼才是最好的紀念？
雅典執政官伯里克利，在雅典陣亡將士葬禮演說中鼓舞雅典人，他說：「你們應該努力學習他們的榜樣。你們要下定決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謝德風譯）
而今，六四運動三十六周年之後，我們要不要停下來問一問自己：我們還像以前一樣愛自由嗎？我們還像犧牲者一樣勇敢嗎？而今中國較之三十六年前，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我們何以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對於犧牲者而言，最大的背叛不是遺忘，也不是對自由生活的信念發生了動搖，不是因為看不到社會出路而變得憤世嫉俗，甚至不是因為我們今天仍然深陷在「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中並且安於現狀。
我們當然要抵抗遺忘，我們在這一天紀念我們的集體創傷，當然應該紀念。但是我們不應該活在失敗陰影下再也走不出來：我們的所有行為不要顯示出我們是一個被歷史挫敗的民族最悲哀的樣子。
中國人對於悼念政治有一種十分複雜的情感：先是周恩來之死引發四五運動，後來是胡耀邦之死又引發六四運動，悼念政治本身就有抗爭的意味。但是六四運動以後呢？我們依然在悼念，但是悼念政治卻沒有了。悼念政治式微，不見得就是因為抵抗意志越來越薄弱了，更深層的障礙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障礙：普遍自我挫敗、互相貶低和自我矮化的心結，使得我們不但疏遠了政治參與，甚至還疏遠了他人。
即便中國的悼念政治式微，中共當局也絲毫沒有降低戒備，比如李克強之死就引起當局高度戒備，再往前趙紫陽之死，中共當局也如臨大敵般高度戒備。中共當局對悼念政治高度戒備顯示出一個外強中乾政權對民意的恐慌程度。
既然如此，我們就更要把悼念政治重新樹立起來。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做更多工作：我們需要讓社會運動重新延燒起來，我們需要讓因看不到社會出路而自暴自棄的群體重新振作起來，我們需要用一次又一次的社會互動去打通阻滯的社會環節，我們需要把信心重新還給社會……我們需要改變這一切的一切。
不如就在今天，我們重新拾起悼念政治的傳統，像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人一樣勇敢地面對犧牲者的犧牲：我們應該努力學習他們的榜樣。我們要下定決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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