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南是「冷戰」概念的提出者，並要求美國遏制蘇聯。
但凱南一直拒絕將「遏制政策」用於中國。
1999年，凱南告訴一位採訪者：「在我的觀點中，中國人就是亞洲的法國人……他們都知道自己背負着偉大的文化傳統。他們也都不喜歡外國人，至少不是特別喜歡外國人出現在他們中間。他們喜歡抱團獨處。」「我們自作多情並擁有笨拙的好意，我們渴望貿易或皈依，在政治上天真。有天賦的僕人的奉承和諂媚誤導了我們，其實他們逢迎的面孔背後是刻骨的仇恨。我們比不上中國人。」
1950年，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的垮台和中共的勝利讓凱南感到安慰，因為它有效地「意味着美國在亞洲大陸的影響力消失了」。凱南樂見其成。「我們和中國打交道越少越好，」他在1951年寫道，「我們既不需要博取任何中國政權的喜愛，也不需要害怕它們的敵意。」凱南認為美國撤出中國大陸是積極的一步，因為它解除了咒語，讓華盛頓在50年來第一次有機會重新評估它與中國的關係。此外，他希望美國與中國隔絕的持續時間長一點，所以「我們的人民也許會從中美友好的糊塗夢中醒來，也不會對中國政府的行為抱有過多愚蠢的道德義憤」。凱南建議，直到這一時刻來臨，在此之前美國人「最好遠離中國人。他們現在就像火焰前的飛蛾，就等美國人靠近」。
20世紀60年代，有關美國是否應當承認中共政權，或是否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的問題，凱南一直態度暖昧。無論這兩個舉措會產生什麼益處，它們都不太可能改變中國「對我們的厭惡，也不會改變它決心將我們的影響力和活動從亞洲和遠東驅逐、鎖住、定住或趕走」。凱南相信，從長期來看，中國最終將會出於必要而醒悟過來，尋求和美國交涉：「當逆境的紀律完成使命，當自負和興奮的人民學到教訓，當現在扭曲中國政策的反美思想和其他幻想完全破碎——正如多年指引美國對華政策的幻想那樣——也許新的時代就將降臨，美中關係不再是一邊抱着恩主的態度，另一邊報以傲慢和憎恨。它將會實現巨大的可能性。」
凱南在1970年建議美國不要對中共期望過多：「他們不太可能會傷害我們。他們也不太可能幫助我們。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最終學會不打擾他們：各走各的路。」
1973年，凱南建議華盛頓只要和北京保持「在表面上禮貌、尊重的關係」，只謀求「最低限度的」文化和思想交流。1977年，對於那些渴望美中友誼和美中夥伴關係的人，凱南評論道，他「看不出這種觀點有什麼基礎」。他斷言，中國和美國的國家利益並不重合，我們也不應該假裝重合。兩國應當「在可合作之處合作，在不可合作之處尊重差異。儘管我們存在着差異，看看我們目前能否相當和平地共處，互相不要要求太多——也不能太少」。
凱南在1996年的日記中，重申了他的看法，令人震驚地無視了中國越來越大的戰略重要性：「我看不出來，與那個國家更加密切的政府間關係能讓我們獲得什麼。我希望看見，我們對待他們的外交態度是最完美的禮節，然而除此之外不打什麼交道。在我們不得不和他們打交道的領域，堅定地——和他們習慣在中美關係中提出的一樣——對待他們。這些原則將會適用在貿易以及其他領域。」凱南在此格外不屑於和北京在貿易或人權方面打交道。他建議，「我們應當提防我們的貿易界不要在商業事務上廣泛地依賴中國」，我們應當「在現在或未來，一勞永逸地停止嘗試在人權事務上敦促中國政府」——因為人權「是他們的事，不是我們的」。
最後，在可能是凱南有關中國寫下的最後一份評論中，他在2001年——當時97歲——寫道：「我未能理解我們的媒體和公眾對那個國家的迷戀……無論我們做什麼，他們都不會愛上我們。一旦利益出現衝突，我們首先要訴諸傳統外交機構。這種問題在大國之間很正常。如果問題難以解決，也沒有必要將中國視為危險的敵人。另一方面，如果他們接受友好談判，也沒有理由將中國視為主要盟友。在兩種情況中，我認為我們都沒有理由過分渲染兩國關係。」因此，凱南從未背離過他的立場——及建議——除了必要情況，不過分關注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