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度不公的種姓制，為何能統治印度3000年
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達利特（賤民），這是一個很多人都耳熟能詳的印度種姓制度等級。在我們的印象中種姓制度似乎是十分黑暗的，因為它以血統固化了每個階層之間的等級，並且樹立了嚴格的種姓隔離。堪稱人類歷史上等級制度中的最森嚴的地板級存在。
根據印度最近的人口普查，印度各種姓的佔比為婆羅門5%、剎帝利10%、吠舍20%、首陀羅45%、賤民20%。
也就是說，即便不把處於社會中層的吠舍算作是低種姓，首陀羅與賤民加在一起也佔到了印度總人口的65%，居於絕對多數。
如果「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思路，那麼種姓制度應該很容易就被占人口大多數的低種姓人口所推翻——可是事實卻是，種姓制度從雅利安人征服以來，卻在印度維持了整整3000年，即便時至今日，印度雖然走向近代化，在法律上廢除了種姓之間壁壘和隔離，可是種姓之間的歧視和壓迫，卻依然存在。這到底是為什麼呢？難道印度人真的天生奴性十足麼？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請您先回答一個疑問：請在不查閱任何資料的情況下回答我，在印度各種姓當中，反對種姓制度、提倡改革甚至革命的種姓主要有哪些？擁護種姓制度的種姓又有哪些呢？
你可能會本能的以為，這還用說麼？肯定是種姓當中越處於下層的人們反抗越強烈，越上層的越擁護了！
可是現實卻可能大出你的意料之外：
在印度，最反抗種姓制度的兩個階層，除了為污為賤民的達利特之外，另一個居然是處於二等位置的剎帝利。
印度歷史上真正對種姓制度提供過有效挑戰的改革者，比如佛教的創始人喬達摩·悉達多、耆那教的創始人筏馱摩那（大雄）還有崇尚佛教的阿育王，都出自剎帝利這個種姓。
與之相反，在印度最擁護種姓制度的種姓除了婆羅門之外，居然還有第三等級吠舍階層。
遠古的婆羅門教在受到佛教衝擊之後一度沉積，是由婆羅門出身的商羯羅復興的，而商羯羅的許多跟隨者和贊助者就是吠舍。
直到今天，印度的現任總理莫迪也是吠捨出身，莫迪這個人對待種姓的態度特別有意思——在公開場合，他出於政治正確，一再宣稱印度應該改革乃至摒棄種姓制度。但莫迪所出身」國民志願服務團」本身就是一個印度教色彩濃厚的團體，而種姓制度和印度教又是高度綁定的，這就決定了把印度教視為國之瑰寶的莫迪不可能真正在種姓制度上例行改革。
另外，可能同樣出乎你意料，印度的首富穆克什·安巴尼也出身於吠舍種姓。
此人相當於印度的馬雲加馬化騰，掌控印度的工業、信息體系，社會話語權極大，但他也對推動印度在種姓制度上的改革興趣缺缺，甚至是」國民志願服務團」的主要贊助者。
而在第三等級的吠舍之外，第四種姓的首陀羅對印度種姓制度也基本處於一種「躺平」、聽之任之的狀態。他們極少響應剎帝利或達利特種姓的號召，參與推翻種姓制度的社會運動。1956年，賤民出身的印度社會活動家安倍德卡爾發動「新佛教」運動，曾一次性號召了50萬達利特賤民皈依佛教，並試圖通過選票和議會鬥爭推動強硬改革。但這項主張卻在同為「低種姓」的首陀羅中始終應者了了，運動最終因為沒有獲得社會大多數的支持而最終夭折。
也就是說，在印度，對種姓制度的意見不是漸變的，而是隨種姓的下降呈現出一種「支持，反對，支持，棄權，反對」的有趣夾心餅乾狀態。
而正是這個夾心餅乾，造就了印度種姓制度歷經3000年而不倒的「奇蹟」。
那這到底是為什麼呢？為什麼對印度的種姓制度，社會會呈現出一種只有剎帝利和賤民反對，婆羅門和吠舍支持、首陀羅也躺平甚至樂觀其成的「夾心餅乾」狀態呢？
想要理解這種現象，我想先給大家科普一個數學模型——海盜分金，三年前，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講過這個故事，如今再講一遍，結合印度的這種特殊階層現象，會給你不同的啟發：
說，5個海盜搶得100枚金幣，他們按抽籤的順序依次提方案：首先由1號提出分配方案，然後5人表決，投票要超過半數同意方案才被通過，否則他將被扔入大海餵鯊魚，依此類推。假設五名海盜都足夠聰明、理智，請問1號海盜需要作什麼樣的分配，才既能獲得最多的金幣，又不怕投票不通過，被餵了鯊魚？
這是一個有趣的數學博弈問題，想要求得正確的解答，必須引入遞歸思維：
我們先假設最簡單的一種情況，如果1至3號強盜都分配失敗，被餵了鯊魚，只剩4號和5號海盜會如何：
假設5號海盜對4號海盜擁有充分惡意（即在自己利益不受損也不多獲益的前提下，優先選擇弄死對手），那麼無論4號做出什麼樣的分配（哪怕是（0，100）），5號都一定投反對票讓4號餵鯊魚，這樣他就獨吞全部金幣。
所以，4號稍加思考就會明白，他必須贊成3號的分配方案，才能保住性命。
而3號當預判到這一點，他就會提出最嚴厲的「100，0，0」的分配方案，對4號、5號一毛不拔，將全部金幣歸為已有，因為他知道，4號即便一無所獲，但還是會投贊成票，再加上自己一票，他的方案即可通過。
在往前遞歸，2號在推知3號的方案後，會提出「98，0，1，1」的方案，即放棄3號，而給予4號和5號各一枚金幣。由於該方案對於4號和5號來說比讓3號來分配是有利，他們只能支持他而不希望他出局而由3號來分配。
這樣，2號將拿走98枚金幣。
繼續往前遞歸，2號的方案也會被1號所洞悉，1號就會提出（97，0，1，2，0）或（97，0，1，0，2）的方案，即放棄2號，而給3號一枚金幣，同時給4號（或5號）2枚金幣。
由於1號的這一方案對於3號和4號（或5號）來說，相比2號分配時更優，他們將投1號的贊成票，再加上1號自己的票，1號的方案可獲通過，97枚金幣可輕鬆落入囊中。
這無疑是1號能夠獲取最大收益的方案了。
所以該問題的答案是：1號強盜分給3號1枚金幣，分給4號或5號強盜2枚，自己獨得97枚。
海盜分金的故事，在數學模型之外，其實也是典型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它形象的說明了在一個專制的社會分配體系當中，掌握先發分配權的統治階層會對社會的各階層作什麼樣的社會安排，以及各個階層會對這個社會方案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比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過，在絕大多數社會中，處於「二號海盜」位置上的中產階層幾乎永遠扮演者改革呼籲者和反對派的角色。因為處於最上層的「一號海盜」（統治者）深知這批人是最難以被收買以獲得其支持的階層，兩者之間存在無法破解的信任猜疑鏈。所以統治者一般都會採取最大限度剝削這個階層的利益的方式，而寧願給更下層的階層進行分肥以獲取其支持。
在印度，剎帝利這個階層就扮演了「二號海盜」的角色，他們明明是掌握暴力的武士，卻需要屈尊於婆羅門的祭司階層之下，這是倡導改革乃至推翻印度教的精英聲音為何總出現在這個種姓中的最大原因。
當然，在真實的社會推演中，由於各階層人口比例和財產、話語權不同，不會完全模擬海盜分金的模式，比如由於處於種姓制度的最底端，處於宗教、律法和經濟上的三重歧視地位，賤民階層這個「五號海盜」是註定不會滿意社會的分配方案的。那麼對於要維繫這套體系的印度的婆羅門階層而言，他們就一定要「贖買」到吠舍和首陀羅階層的支持——或者說至少是不反抗，這樣才能夠達成人數和話語權上的相對多數，維持整個體系的穩定。
對於從商的吠舍階層而言，種姓制度給他們的「分金」是商業的「特許經營權」。
在傳統印度社會，有且只有的吠舍階層被允許從事商業貿易，婆羅門階層在利用教義歧視吠舍，並要求他們交稅供養自己的同時，給了他們經商這個巨大的現實利益分肥以贖買他們的支持。且由於吠舍經商、從事專業手藝工作是被寫入《摩奴法典》並獲得了婆羅門教士階層保護的，印度歷史上較少出現其他古代文明中出現的國王、軍閥等暴力持有者野蠻收割和徹底搶掠商人階層以滿足其政治需求的情況。也就是說，由於「種姓制度」和婆羅門的存在，印度的剎帝利階層所持有的也是與歐洲相似的「有限王權」，吠舍以布施的形式與婆羅門結盟，換取祭司階層的認可和對其的財產保護。於是吠舍成為了婆羅門之外，最為擁護種姓制度的階層群體。
更耐人尋味的是首陀羅——理論上講，作為始終印度人口大多數、且在政治、經濟、律法上都受到較重歧視的「低種姓」人群，首陀羅本應賤民之外最有可能反對該制度的群體，但在現實中，恰恰是這個佔印度人口四成的人群，構成了印度教和種姓制度最堅實的基本盤。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分金」，贖買了這群「四號海盜」呢？
答案是，首陀羅們獲得的分金，就是他們有特權歧視和壓迫比他們更下等的達利特賤民。
其實，無論從人種還是財產上看，首陀羅與達利特本來並無很大的分別——人種上他們祖先都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黑皮膚本土原住民，在財產上，在傳統時代，很多首陀羅甚至比達利特更為赤貧。同屬下等階層，看似兩者本來是不需要作區分的。
但印度的種姓制度精明就精明在，硬是把這兩種下等種姓做了嚴格的區分。將一個視為梵天神身體的一部分（婆羅門是嘴、剎帝利是手、吠舍是腿、首陀羅是腳），雖然相比上三個種姓等而下之，但好歹還屬於「梵神內部矛盾」。而達利特就慘了，在遠古的婆羅門教義中，他們並不是出自梵天神的，而是被梵天神所戰勝、鎮壓的妖魔鬼怪。今天你到印度教、或者受印度教相當影響的藏傳佛教寺廟去看，還能看到神明、佛祖或金剛的腳下踩着一些什麼人。對，達利特就被視為這些人，是「牛鬼蛇神」、是被打倒和鎮壓的存在。
那麼，誰又能在同樣貧困並人種相同的首陀羅和達利特之間，誰又有分別二者的權力呢？——這個定義權就屬於婆羅門。
印度教教義規定，如果低種姓信徒做了觸犯教法的事情，其家族就會被劃歸到達利特階層當中去，從今往後世世代代成為不可接觸的賤民。
所以嚴格意義上說，種姓制度不是用贖買、分金，而是用恐嚇、分而治之的方式去換取首陀羅階層的「躺平」甚至支持的。在這套體系下，首陀羅雖然大多生活拮据、貧困，但好歹有「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指望，可以看着比他們混的更慘的賤民尋求心理安慰。同時，作為大多數沒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主要生活在印度各地農村的人群，首陀羅的生活狀態是高度原子化的。個體的反抗很難獲得成功，而反抗的代價卻特別巨大——哪怕只是在語言上「冒犯」摩奴法典，他們也有可能被打入更低的細分種姓，甚至墮入「賤民」階層中。
另外，由於印度教中將屠宰、廁所清掃、喪葬等許多行業視為「不潔」，而這些工作又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首陀羅自己不能去做，就必須依賴達利特賤民階層獲取這些服務，而想要廉價的獲取這些服務，就又必須認同種姓制度，以通過歧視壓低這些工作的價格，維持自己微薄的生計。
那麼久而久之，在這種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首陀羅甘於馴服、不反抗，甚至支持種姓制度的總體性格也就被養成了——首陀羅需要賤民才能生活、卻又要歧視賤民才能心理平衡，能同時滿足這兩種矛盾心態的制度，就唯有種姓制度了。
這就是為什麼占社會大多數的首陀羅會默許甚至支持種姓制度存在的原因。1956年安倍德卡爾發動的「新佛教」運動當中，大量首陀羅種姓的印度民眾選擇緊閉房門，不皈依許諾「眾生平等」的佛教，因為他們看到的是加入這場運動的絕大多數人都出身賤民階層，印度社會將「新佛教」稱之為「新賤民」，這個時候首陀羅就會進行計算——這場只有賤民加入的運動因為無法發動大多數人而大概率不會成功，而一旦不成功，自己一旦加入，就會淪為「新賤民」，連眼下所擁有的一點卑微的「特權」也喪失掉了。
此外，長期的馴化，也讓印度人如此根深蒂固的習慣了種姓和等級，「新佛教」運動推進沒多久，加入該運動的賤民階層自己就在內部也玩起了「種姓分級」——他們依照皈依前的細分種姓，在內部劃分各自的儀軌、場所，佛教眾生平等的理想迅速淪為一句空言，最終在印度潰滅。此情此景，一如佛教當年在印度被改革後的印度教所取代一樣。
類似的故事，在印度3000年的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着，具體情節有出入，但大體流程類似。種姓制度為何能在印度歷經三千年而不倒，原因就不難理解了。
清朝對叛逆親屬的處罰往往是「流放寧古塔與皮甲人為奴」，納粹德國歧視猶太人和反對納粹的政治犯。
翻閱人類歷史，我們會發現，那些越是階層等級森嚴、且決策模式專斷的體系，越喜歡在人群中劃分出一個特定的「賤民階層」，並在形象上極度污名化和鼓動全社會去仇恨這批「賤民」。
這並非出於統治者的殘忍或個人好惡，而是一種「治術」的必要。
就像阿Q進城看了殺頭就獲得極大的心理滿足一樣，「賤民階層」的存在，對於贖買形形色色「首陀羅」的同意，一方面讓他們感覺到「比下有餘」，另一方面又用「賤民還是首陀羅」的定義權恐嚇他們不要反抗，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而作為「第一海盜」的婆羅門，正是因為掌握了優先的信息定義權和資源分配權，就在這種體系中獲得了無與倫比的巨大優勢和分潤。
同樣的，印度的故事和海盜分金一同告訴我們，其實「投票」本身並不能實現真正的公平正義。像五個海盜也在投票，卻會投出一個（97，0，1，2，0）的結果，印度的整套選舉制度是英國留下來的，但至今無法廢除種姓制度。
那麼，破局之道到底在哪裏呢？
其實「海盜分金」模型當中，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前提假設：
第一，是假設所有海盜對彼此都是抱有「充分惡意」的，也就是海盜在自己不受損也不受益，但有能力弄死對方的情況下，一定會選擇投死其他海盜。這樣在最簡模式中，5號海盜才一定會投死4號海盜，遞歸推演由此開始。
第二，是假設各個海盜之間即無法充分溝通、也不能達成彼此互信，這樣海盜之間任何共抗第一海盜以要求其做出公平分配的「投票同盟」就不可能達成。
而這些能打破海盜分金困境的要素，翻譯成現代社會用語，其實就是——自由溝通，平等契約、寬容博愛、
輿論能自由的溝通，能通過交流協商打破階層間的囚徒困境；
重信守約，以形成「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自組織；
以寬容博愛為準則，不以黨同伐異，至他人於死地而感到快樂。
自由、平等、博愛，打碎「海盜分金」困境並不難，一旦一個社會擁有了這三樣東西，問題就能迎刃而解，資源與機會的分配將越發公正。人們將從那一刻起，告別種姓，走向現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