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約在台北邊緣的一家連鎖咖啡館。這是衛星城，「北漂」聚集地，挨着市場。我也是個異鄉人，從地圖上隨意挑了這家咖啡館，到了後才發現，小桌和兩側挨得很近，談話很容易被其他人聲干擾。68歲的吳仁華走進來，吧枱年輕人問他喝什麼咖啡，他問是否有紅茶。小桌上只夠放下手提電腦和那杯熱紅茶，我把我的冰咖驅逐到了隔壁桌。
吳仁華坐在我對面，花白的頭髮整齊地梳成三七分，方框眼鏡後目光炯炯。他說的第一句話與他的母親有關。「我遺傳我的母親。」嘈雜的咖啡館裏，他指着自己的耳朵，「這些年聽力不好，請你說話大聲些。」
母親
母親不可避免地變成了軟肋。他接受了監控和滲透的事實，也知道當權者會利用他對母親的思念折磨他。「當局就用這種恐懼、滲透、壓迫來逼迫在海外的中國人不要參與中國的人權民主的活動。」
整個下午的講述中，母親是吳仁華生命故事的錨點。
1956年9月12日，吳仁華出生在浙江溫州市平陽縣，他是家中第二個孩子，上有一個哥哥，下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這位專精於文獻考據學的學者說，平陽縣民風強悍，自南宋以來出了十多個武狀元，百多名武舉進士，民眾有不計後果反抗暴政的傳統，這都形成了他的性格底色。「我高中時就拜師習武，一生崇尚俠義，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1989年我會站出來。」
1990年2月，33歲的吳仁華從北京回到平陽縣。作為中國政法大學的骨幹教師，那時他在校長江平的保護下，已經從天安門學生運動後的「大追捕」和「大清洗」中過了關。但他仍下定決心偷渡出國，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把被公安部內部下令，秘密通緝的同道朋友的消息帶出去，呼喚國際社會關注。出發前，他回平陽縣陪母親過最後一個過年，他知道前路生死未卜。
二十二年後，2012年11月28日，56歲的吳仁華從洛杉磯飛抵上海，在入境處使用美國護照的英文名，並登記了同音不同字的中文名，最終躲避邊控入境中國。他切斷與外界所有聯繫，在平陽縣陪伴了86歲的母親四十五天。在家鄉居住的日子裏，有秘密警察上門警告，「這是最後一次」。
2012年11月28日下午，吳仁華於上海浦東機場突破入境限制名單進關後的留影。（圖片來源：吳仁華推特賬號@wurenhua）
彼時，他已經於2007年5月和2009年5月在香港出版了《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和《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是研究六四屠殺過程和參加六四屠殺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相當權威的專著。
第三本專著《六四事件全程實錄》在2014年6月出版，那時吳仁華已經58歲，他認為自己已經受夠了記錄過去的痛苦。他因六四屠殺開始流亡，在流亡的三十多年中，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搜尋和整理六四資料，進行研究和追查兇手上面。「（寫書）絕對談不上是流亡生活的一種調適，實際上這是我流亡生活中最痛苦的部分，是對我個人生活的嚴重的傷害。」他又緊接着說，「也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事情。」
1989月6月4日，吳仁華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解放碑下堅守到最後，後來在組織學生撤離的路上，在西長安街的六部口目睹了坦克衝出人群，碾死了百米處11名學生。曾經對着被坦克壓碎的學生哭了一場後，「永不遺忘」就是吳仁華心中的誓言。
作為親歷者和倖存者，他這三十年間所做的一切研究，都隨時隨刻喚起親歷屠殺時的悲傷、痛苦和憤怒。他說，早在2011年時，那種因為一直接觸六四資料的心理和精神的傷害就顯露了出來，他很長時間沒法再進行有關六四的寫作。
2018年4月，62歲的吳仁華遷至台灣，成為東吳大學的訪問學者。選擇移居台灣，是為了心靈的療養。他又回到了華人社會，浸入到熟悉的語言、食物和氣候里，回到了暌違28年的大學講堂。剛到台灣時，他被學校要求開設六四相關的講座，「寫作失語症」又出現了，他無法提交課程大綱，沒有任何準備就走上講堂。但一旦開始說，那些細節又自動出現在腦海中，事無巨細。
如今六四已過35年，當年與政權抗爭的年輕人就這樣走入暮年。6月4日凌晨的血腥屠殺後，倖存者流亡海外，不被允許回國。2008年，多名前六四民運學生領袖聯名向 中共外交部所屬領館發出公開信，要求保障「回國權」。多人自首闖關，均告失敗。香港回歸後日益淪落，近年來已無法為民運人士提供庇護。民進黨執政的台灣是流亡者靠近祖國的最近選擇，近年來，已有王丹和吾爾開希曾經或者正在定居於此。
2018年抵達台灣後，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每年都會給吳仁華發新的邀請函，協助他辦理簽證。
與吳仁華的命運似有對照。東吳大學也是一所被中共政權驅離大陸的學校。這所學堂原本在1900年建於江蘇蘇州，是美國監理會在中國建立的13所教會學校之一，建國前以法學聞名全國。1952年，執政的共產黨實施「院系改革」，分拆了所有教會學校，驅離了外籍教授，將法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大幅削弱或取消。1954年，先行恢復「東吳大學法學院」後，東吳大學在台灣復校。如今在大陸東吳大學原址上，是蘇州大學。校園內仍保留東吳大學時期的建築，蘇州大學的畢業生也偶會提起母校晦暗不明的教會歷史。
他的母親在兩百海里之外的對岸。飄零在外的吳仁華，也與幾乎所有親人都斷了聯繫。「你不主動切斷的話，可能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政治麻煩。」作為流亡海外的敏感人士，他留在家鄉的親屬也陷入中共當局的騷擾中。他發現，親屬如果不接受當局的威逼利誘，就會遭受政治迫害，如果接受和當局合作，成為線人去接近他，良心上也會不安。所以他主動斷親，「也是為了保護這些我所牽掛的親友」，但和年邁的母親是斷不了的，他還小心翼翼地與母親保持聯繫。
母親不可避免地變成了軟肋。漫長的流亡歲月中，吳仁華對自己的處境已經想得透徹。他接受了監控和滲透的事實，也知道當權者會利用他對母親的思念折磨他，但這些都不會阻止他參與政治性活動。「我們不能因為說有滲透、有線人，我們就不參加這些活動。如果這樣的話，我想中國的民主跟人權就更沒希望了。而且這就是中共當局所要達成的一個目標，他們就是希望我們所有人都遠離政治性的活動和團體。當局就用這種恐懼、滲透、壓迫來逼迫在海外的中國人不要參與中國的人權民主的活動。」
吳仁華的母親今年98歲了。老人過壽時，吳仁華把親人傳來的四世同堂的照片發在Twitter上。他提起，自己的兩個伯父都活過了百歲，這預示着他們家有長壽基因。如今他的母親平時讀書看報不需戴老花眼鏡，走路也不需要拄拐杖，還能自己每天用電腦打麻將，除了家族遺傳的聽力問題，一切都很好。母親的健康也讓吳仁華對自己有了信心，在美國居住幾十年，他從沒買過醫療保險，也沒做過身體檢查。
這也和拮据的生活有關。但吳仁華將這種狀態形容為脫離世俗，「這是我的基本觀念，但不一定正確，別人千萬不要有樣學樣。」他回歸到教書先生的本色，先做了免責聲明，然後下結論：「我覺得我是個隨遇而安的人，有多少錢辦多少事，能省的就省。」
講台
那時大學裏老師和學生的交流比較自由自在，師生情感也很真摯。沒有像現在學生審查和舉報老師的情況，也不存在如今高校學者為了私人利益在招生和學術上的腐敗。「我們是很單純，很純潔的，就是傳統的教書育人。」
在1989年春天之前，吳仁華一直與政治活動劃清界限，並相信這樣才能確保自己的人生按部就班。
吳仁華的父母參加過解放戰爭，算是革命幹部。文革期間，吳仁華讀完了高中後下鄉插隊，在鄉村小學和初中教書。1976年參軍入伍，任職於在公安邊防部隊。1977年底，文革後恢復高考第一年，吳仁華就報了名，他在三個志願上都填寫了北京大學，夢想將來成為作家或是大學老師。他一舉考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並在1978年退伍入學，後來在同一專業取得研究生學歷後，1987年進入中國政法大學教書。
踏上流亡路前，吳仁華的人生目標本已即將達成。「有一個安安靜靜的書桌，做自己喜歡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吳仁華說，早在下鄉插隊時，他就喜歡教書，1987年剛到法大，他就給三個專業的碩士生講授專業課，很快成了學校重點培養的教學和研究骨幹。到1989年時他已被破格提拔為講師。在那個高學歷人才缺乏的時代，三年後他就有資格參評有高級職稱的副教授，然後按部就班成為教授、博士生導師……
吳仁華一直小心翼翼地維護着教職生涯。出身幹部家庭，又是退伍邊防軍官，多年的規訓塑造了他的「政治素養」。文革尚未走遠，他清楚地明白，參與政治活動，尤其是公開站出來反對政權，將會承受「斷送一切」的慘痛代價，十年寒窗就可能付諸東流。
就算在學生年代，退伍軍人吳仁華都是大學同學中保守的那個。在他考入北大的1978年，大學校園內言論空間已經頗為自由。這令還未從文革和體制工作的緊繃中脫離出來的吳仁華頗為吃驚。「老師跟同學之間交流沒有任何的禁忌。」對比如今中國高校課堂里和海外留學生內遍佈的「信息員」和監控力量，他感懷自己學生時代的寬容氣氛。
吳仁華記得，在北大讀書時，每天晚上宿舍熄燈後，學生們的交流更加開放，有一位舍友來自福建農村，比他年長九歲，「他屬於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高中畢業生，又是農村的，所以見識過真實的中國。」從這位同學口中，吳仁華知道了許多很多農村的真實狀況和農民的真實生活。「我當時感到非常震驚。」他坦誠地回憶說，自己當時還和這位同學開玩笑，說他「發表了反革命言論，太反動了。」
在當時的大學校園裏，這類「反革命」和「反動」都是能被容忍的。吳仁華認為，在北大七年，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他時常與當時在北大十分活躍，甚至在當局眼中算是「比較敏感」的學生們混跡在一起，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北大技術物理系的王軍濤。
王軍濤，民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負責人，《經濟學周報》主編，六四事件後遭通緝。1990年11月24日，王軍濤被捕入獄並以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13年。1994年以保外就醫名義赴美居留至今，現任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圖片來源：北京之春）
在1988年的時候，王軍濤常會到吳仁華在法大的小平房裏度周末，那時王軍濤已經辦起了「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從事社會調查研究，聚攏了許多專家資源。王軍濤提出了「以商養運」的理念，實踐以商業支持民主運動和政治活動。研究所旗下包括兩所函授大學，還有聘請學者參與的智庫組織「城市菁英社」和出版機構，後來又出資五十萬人民幣收購了《經濟學周報》。王軍濤的研究所擁有充沛的資金和社會影響力，是政治警察眼裏的頭號敏感目標。1989年天安門運動後，王軍濤和研究所所長陳子明被捕，兩人被定性為「煽動、組織、指揮反革命暴亂的重要案犯」，均被判刑13年。當研究所被查封時，賬戶內還餘三千多萬人民幣。
吳仁華說，當時他與王軍濤的交往僅限於私人，未曾有業務上的往來。他回憶，當時的中國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會聘請體制內學者擔任特邀研究員，每月提供五十元的津貼。當時作為大學講師的吳仁華每月工資只有97元人民幣，這津貼數額相當於他半個月的工資。但吳仁華拒絕了，作為退伍軍人，不和敏感人士有合作，這是他那時候「非常明確的底線」。
與許多甘坐冷板凳的老派文人一樣，吳仁華享受講台和書桌的生活。他回憶，那時大學裏老師和學生的交流比較自由自在，師生情感也很真摯。沒有像現在學生審查和舉報老師的情況，也不存在如今高校學者為了私人利益在招生和學術上的腐敗。「我們是很單純，很純潔的，就是傳統的教書育人。」
儘管教的是古典文獻學，吳仁華在課堂上也會穿插一些他對當下社會及制度的看法，比如講到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和百家爭鳴時，他會提起先秦時期比當下的言論空間更自由。作為年輕講師，吳仁華和學生間平等交往，他的學生不需事先約定就可直接到研究中心找他討教問題。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個子很高的同學，來自河北唐山的浦志強。浦志強會直接到他宿舍串門，與他交談和提問。浦志強在天安門廣場參與了絕食，後來成為了知名人權律師。
1989年5月13日，浦志強（中）是中國政法大學首批絕食的學生之一。浦後來成為人權律師，以代理維權辯護案件著稱，曾積極主張廢除「勞動教養」制度。2014年，浦因涉嫌尋釁滋事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2015年，浦被判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翌年4月被北京市司法局吊銷其執業律師資格。（圖片來源：吳仁華推特賬號@wurenhua）
記憶
這種巨大的震撼，伴隨着之後的恐懼，或許來源自坦克隨機追壓殺人。「這種無差別的殺戮並不是普通的暴力行為，可以被定義成恐怖主義行為。已經核實的死者中，就有普通的婦女、老人和兒童。他還留意到，許多人在槍口下失去生命，是因為帶了相機。
1989年6月3日晚上開始，解放軍戒嚴部隊從北京郊區向中心進發。吳仁華後來到考據到，包圍北京的軍人數量超過20萬。軍隊進城的過程中，遭到百萬名北京市民阻攔，工人兄弟也站出來保衛廣場上的學生，在抵達廣場之前，人民解放軍就舉起槍屠殺人民。屠殺持續到6月4日破曉時分，同時天安門被徹底清理。沒人知道在廣場帳篷里熟睡的學生有多少人未及時撤退，也沒人知道天亮之前，有多少人的屍體被埋在花壇里，在燃燒垃圾的火堆中消失，或是被碾碎得無法辨認，永遠消失。
1989年6月4日凌晨1時許，西長安街西單路口，民眾點燃用作路障的公共汽車，阻攔軍隊前往廣場鎮壓學生。第38集團軍以裝甲車開路，開槍掃射，民眾傷亡慘重。（圖片來源：吳仁華推特賬號@wurenhua）
那晚的鎮壓過後，中國政府對外宣佈，「在天安門廣場範圍內沒有打死一個人。」官方公佈了241人的死亡人數，這些人都死在廣場之外，其中包括：「戒嚴部隊指戰員23人，地方218人。地方（含市民、學生、外地人員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學生36人，外地人員15人。」 然而維權組織「天安門母親」在2013年核實公佈到的死亡名單就超過200人，這個組織宣稱，真實死亡人數應當遠遠大於公佈的數字，因為許多家屬迫於壓力或不願再面對痛苦，選擇拒絕公佈死者信息。而一些解密的外交文件顯示1，鎮壓那晚北京城死亡人數上萬。
在子彈和坦克的鎮壓下，這個起因於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學生持續佔領天安門廣場的愛國民主運動，被以無比血腥的方式結束了。
那一個多月里，吳仁華打破了多年來不沾政治運動的習慣，決定站出來，首要原因是胡耀邦的去世。「當時的青年大學生，可能和我們青年教師一樣，內心對胡耀邦的去世感到傷痛，都覺得欠胡耀邦一份人情，必須要站出來表達沉痛哀悼。」1989年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五四運動70周年，也是中共建政40周年。在言論寬鬆的80年代，知識界都在考慮如何去紀念這個有意義的年份。作為開明的中共領導人，胡耀邦愛惜知識分子，在文革結束之後主持了反右運動中右派的平反，而1987年，胡耀邦因為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理資產階級精神污染」的運動中失勢，被迫辭職，兩年後黯然離世，給文革後已經內化了壓抑的知識分子的心中，平添了一份傷痛。
「我當時非常清楚，在中國的這種專制體制之下，你要站出來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要表達抗議的話，就會有不能承受的巨大政治後果。」吳仁華說，即使言論空間已經相對自由，但80年代的知識分子普遍還是迴避政治問題，儘量壓抑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胡耀邦的猝然離世，讓知識分子們開始反思自身的「平庸之惡」。「良心上非常過不去。」抱着「要為胡耀邦說一句公道話」的想法，吳仁華走上了廣場。
知識分子們並不認可當時中共內部保守派提出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理資產階級精神污染」的口號。吳仁華用「掛羊頭賣狗肉」來形容政權的真實意圖，他指出，所謂的「自由化」和「精神污染」，即是西方倡導的普世價值和人道精神。而中共提出這個口號來攻擊胡耀邦，並抓一些負面典型，主要是既得利益團體為了阻止知識界對文化大革命和中共暴政的反思風潮。
在80年代，已經有一些新潮的作家開始書寫自己在文革和反右期間的悲慘遭遇，形成一股「傷痕文學」風潮，其中包括對1949年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反思。吳仁華說，這些也都被歸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論和行動，而予以批鬥。這令更多知識分子覺察到，中共早已遠離了對人民的承諾，即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和平等的社會，而是成了新的壓迫者。
1989年6月4日凌晨，解放軍用機槍掃射毀掉了廣場中心的廣播站，推倒了中央美院學生製作的自由女神像。學生要求民主選舉、新聞自由、反腐敗和反「官倒」的夢被碾碎了。坦克開上了廣場，軍人把槍口對準學生，恐嚇他們撤離。破曉時分又開來直升機。
吳仁華隨着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的最後兩千多學生被迫撤離。他帶着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隊伍走到西長安街六部口時，身後戒嚴部隊的一輛坦克突然掉頭，沖向學生隊伍，把一隊學生壓在了履帶之下。那隊學生來自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距離吳仁華帶領的法大隊伍不到一百米。據他回憶，這輛編號106的坦克一邊追壓學生，一邊投擲毒氣彈。學生們四處逃竄，如他這般個子高的男性能夠快速翻越路中間一米高的尖頭欄杆，但這對女性就有些難。他的同事，法大的青年女教師張麗英吸入了毒氣彈，當場暈倒，幸虧有學生將她拖到路邊，送去急救。但北京商學院19歲的女生龔紀芳卻因毒氣彈送了命，「天安門母親」從她家屬處獲得的死亡鑑定書顯示，她的死因是肺部糜爛。
龔紀芳，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一年級學生，歿年十九歲。1989年6月4日清晨，龔隨學生隊伍撤離天安門廣場，行至六部口時，遇追上來的戒嚴部隊坦克開槍和施放毒氣彈，龔紀芳左臂中「開花彈」倒地，因毒氣彈中毒昏迷，被送北京市急救中心，因搶救無效死亡。其死亡報告上註明因「窒息死亡」。（圖片來源：「HRIC中國人權」網站)
不同於警察使用的橡皮子彈、辣椒水或是催淚彈，天安門戒嚴部隊使用的是軍用毒氣彈。目擊者還從中彈死亡的遺體上看到了「開花彈」的痕跡，這是一種擴張性子彈，進入人體後，子彈里的鉛質核心會受壓擴散，在體內造成更大面積損傷，早在1899年就被《海牙公約》禁止使用。六部口的坦克追壓當場造成11人死亡，鮮血淋漓的場面給了目擊者深遠的震撼。作為文獻學者，吳仁華對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社會中的國家暴力有所了解，而在公安邊防部隊的時候，他也見證過鎮壓甚至殺人的場面，但他仍然認為，這些都沒有六部口慘案給他帶來的衝擊大。
這種巨大的震撼，伴隨着之後的恐懼，或許來源自坦克隨機追壓殺人。「這種無差別的殺戮並不是普通的暴力行為，可以被定義成恐怖主義行為。」吳仁華認為，戒嚴部隊執行六四屠殺時，目標是不特定的，並不是針對有暴力行為的人，也不是學生領袖，已經核實的死者中，就有普通的婦女、老人和兒童。他還留意到，許多人在槍口下失去生命，是因為帶了相機。
軍隊當街殺人的恐懼成了學生心靈的烙印。吳仁華說，專制政權往往利用製造恐懼，讓民眾不敢抗議和發聲，來維護統治。如今他再想來，六部口坦克追壓慘案的目的，或許就在製造深遠的恐懼。但在當時，學生們的憤怒壓過了恐懼。吳仁華回憶，在走回學校的幾個小時的路程中，學生對路過的民眾大喊「要記住106號坦克」。剛走進學校校門，吳仁華就看到教學樓前面的一排課桌上，擺着五具被坦克碾壓過的學生遺體。他不顧一汪汪的鮮血，跪在地上放聲痛哭，內心想的是「永不遺忘」。
圍繞記憶與遺忘，真相與謊言的鬥爭隨時可能發生。2024年5月28日，距離「六四」35周年還有一周，吳仁華在X（前twitter）上發表了一張1989年6月4日中午，擺放在中國政法大學教學大樓內的三具學生遺體照片。他稱這些是學生本已從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但是行至西長安街六部口時，被天津警備區坦克第一師的三輛坦克從背後追逐碾壓。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最近這張照片卻引來了大量水軍攻擊。照片剛發沒多久，有人就貼出一張ChatGPT問答截圖，自動生成的問答指這是一張越戰時期照片。但很快就有互聯網專業人士發文，表示將照片放在搜尋引擎上，確認吳仁華是首發，即這是一張從未發表過的照片。後來又有人在1995年的紀錄片《天安門》中，找到了場景上幾乎一致的屍體鏡頭。在中共水軍攻擊抹黑和網友自發支持和澄清的交戰之下，這條圖文的閱讀量達到了270萬，打破了他2010年開通賬號以來的閱讀量記錄。
1989年6月4日中午，六部口屠殺發生後，一名北京個體戶司機主動用130卡車將五具學生遺體運送到中國政法大學，試圖作為起訴戒嚴部隊屠殺行為的證據。最初五具遺體擺放在中國政法大學教學大樓門前的一排課桌上，後被移到教學大樓內。（為避免引發讀者創傷反應，圖片經過模糊處理；圖片來源：吳仁華推特賬號@wurenhua）
信使
跳下海之前，吳仁華想，如果因為害怕死亡而打道回府的話，他在良心上對不起被關在秦城監獄的同道和朋友，甚至覺得沒臉活在世上。
天安門清場之後，全國範圍內開始了大搜捕和大清查。海內外親民主人士也展開了大營救。報紙上公佈了21名學生領袖的通緝令，國際社會對這些年輕的政治犯抱有同情，並對政權施壓。但「幕後黑手」是被秘密審判的，公安部印發了內部通緝令，要求抓捕「煽動、組織、指揮反革命暴亂的重要案犯」，與吳仁華私交甚篤的王軍濤列在第一位。
從天安門撤離後，吳仁華曾回到溫州平陽縣躲避了三個多月，後來在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江平的擔保之下，他「過關」了，沒有被逮捕，獲准回到校園繼續教課。
但在1989年年底，吳仁華聽到消息，政府將要對關押在秦城監獄裏的重要參與者進行「大審判」，一些倖存的知識分子秘密聚集起來，討論被抓捕同道的命運。根據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了解，既然運動已被定義為「反革命暴亂」，那麼被認定為首犯的王軍濤可能面臨死刑。但由於是秘密抓捕和審判，國際社會對這些官方認定的「幕後黑手」並不了解，也就難以進行營救。因此需要有人充當信使，向國際社會介紹這些被秘密審判的人。
1990年2月，吳仁華動身前往澳門時隨身攜帶的 中共公安部通緝令。通緝令上的被通緝人員共有7人：陳子明、王之虹夫婦、柴玲、封從德夫婦、王軍濤、吳學燦、梁擎暾。陳子明和王軍濤是民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負責人，後因國安線人出賣而被捕，皆遭判刑13年。吳學燦是《人民日報》編輯，因逃亡失敗被捕，判刑4年。柴玲、封從德、梁擎暾亦被列入 中共公安部21名學生領袖通緝令，分別在藏匿近一年和一年多之後，成功逃離中國大陸。（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吳仁華說，擔心好友王軍濤會被判死刑，他自告奮勇要當信使，決心偷渡到海外，去介紹這些尚不為人知的重要參與者。
1990年初，學校放寒假時，吳仁華揣着公安部發佈的那份秘密通緝令回到了平陽縣老家，陪母親過完最後一個過年後，就南下到了廣東佛山市，尋找偷渡渠道。由於當時抓捕風氣甚嚴，偷渡蛇頭擔心運送在逃政治犯會受到懲罰，不接受廣東本地以外的偷渡客。雖不會講廣東話，但吳仁華和友人用溫州話聊天，假稱自己是溫州商人，要去歐洲和家人團聚。加價到三倍之後，終於有蛇頭願意接受他。於是1990年2月底，在珠海通往澳門的海上，按照蛇頭的指導，吳仁華將一大瓶人參蜂王漿喝得一滴不剩，跳進了冰冷的海灣。他回憶，九死一生的偷渡路上，最後的灘涂對他來說是最難的，「那不是沙灘，是泥漿和灘涂，我必須要四肢快速地滑動才不會陷下去。」他在最後10米力竭，是年輕的蛇頭把他拖到了岸邊。上岸之後，他的下半身被爛泥中鋒利的貝殼割得鮮血淋漓。
從珠海出發之前，吳仁華把自己在中國政法大學工作證撕碎，衝進了馬桶，哭了一場。跳下海之前，吳仁華想，如果因為害怕死亡而打道回府的話，他在良心上對不起被關在秦城監獄的同道和朋友，甚至覺得沒臉活在世上。
到了澳門，通過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史天建博士的幫助，吳仁華聯繫上了香港支聯會，得到了「黃雀行動」的幫助，經過香港抵達美國。在抵達香港的一個寒夜，營救六四倖存者黃雀行動總指揮「六哥」陳達鉦請他簽字留言，他推脫不過，就在筆記本上寫下六個字：「活的干，死了算」。
吳仁華戴着瓶底厚的眼鏡，滿臉書卷氣，卻留下了這樣六個直白的字。這引起了陳達鉦的好奇，吳仁華向「六哥」講了自己從小拜師習武，喜歡武俠小說，進了北大古典文學專業後通讀二十四史，最喜歡的就是司馬遷史記中的刺客列傳。講完這些後，陳達鉦請他喝了紅酒，與他成了結拜兄弟。
吳仁華於1990年5月在香港的照片（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吳仁華記得，他是陳達鉦經手救援的第135個人。「黃雀行動」是一個鬆散的地下網絡，在「大抓捕」中救援了數百名天安門廣場倖存者。參與者有香港親民主的政客，明星，黑幫，西方外交官，以及國內一些同情學生的官員。吳仁華說，由於如今香港的全面淪落，如果提及在世的香港「黃雀行動」救援者，會給他們帶來麻煩，能提的人裏面，最知名的是已經去世的香港歌星梅艷芳。
已年逾花甲的吳仁華也能半開玩笑地表示，如果當初知道秦城監獄的同胞不會判死刑，他或許不會選擇離開中國。有這種考慮是因為後來他發現，即使是留守在中國的同道們，也能及時地為那些入獄的良心犯做人道救援的工作。另外，他對自己中斷的人生規劃感到惋惜，痛慨自己失去了做大學教授的機會，無法培養更多的學生。
在香港停留時，吳仁華就開始匿名在香港的刊物上介紹尚不為人所知的、秦城監獄被關押的「幕後黑手」的情況，呼籲海外力量對他們進行關注和營救。其中包括陳子明、王軍濤、陳小平、劉蘇里等朋友，還包括因為外界過多關注學生領袖，而被忽略的「首都各界愛國聯席會議」的萬新金。
1989年5月24日，左起：王丹、劉衛國、劉蘇里等人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北側召開中外記者會，宣告「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成立。「維憲會」作為八九民運的協調機構，負責運動的戰略與策略、後勤保障聯絡以及宣傳工作。六四鎮壓後，「維憲會」主要推動者陳子明、王軍濤被中共當局列為「『反革命暴亂』幕後黑手」。（圖片來源：洞察中國/吳仁華供圖）
1990年7月5日，吳仁華以政治難民身份進入美國。這年9月22至24日，他與同道前往美國三藩市的一家希爾頓飯店，參加了民主中國陣線在那裏舉辦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會議邀請了世界各地約200名代表，還包括眾多和吳仁華一樣的自行列席者。作為剛從國內跑出來的人，吳仁華獲得了五分鐘的發言時間，他呼籲人們關注被關押在秦城監獄中，面臨重刑判決，尚不為人所知的同道，以及他們和死難者的家人。
吳仁華還提到 中共公安部公開通緝的21名學生領袖中名列第三的劉剛，他的母親在東北罹患重病，是北京的朋友捐款3000元人民幣予以救助。「不關注和營救他們，不給他們的家人提供人道資助，我們還算是同道嗎？！我們還有道義可言嗎？！民主中國陣線可謂是八九民運的產物，應該立即撥款用於資助。」
尋找加害者
2014年，吳仁華有了新的突破。通過沒日沒夜地蹲守在老兵聊天室里，他終於「抓住」了六部口追軋學生的「106號坦克」裏面的人——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第1團第1連第1排106坦克二炮手吳彥輝。
吳仁華從沒想過要去美國發展。學生時代，他唯一想去的國家是日本，因為在日本保存了許多完整的敦煌研究資料。為此他課程里指定學習的外語是日語，「我根本就沒學習過英文。」
在美國，語言成了吳仁華生存下去的首要障礙。在香港時，有學者為他的未來籌劃，建議他去哥倫比亞東亞研究所的黎安友教授那裏工作，加入黎教授的中國檔案研究項目。進入大學回爐（主要進修英語），再回歸學術界，這是許多六四流亡者在異國安定下來的方法。但吳仁華後來放棄了這條路徑，在洛杉磯停留時，他出任了《新聞自由導報》的總編輯。這份報紙創立於六四屠殺事件後的第五天，即1989年6月9日，創立者是一群旅美新聞從業者。這份報紙被認為是報道中國民主運動的唯一一份報紙。但在當時，在不到兩年時間內報社已經有四位總編輯先後離任。
《新聞自由導報》，1989年六四事件後的第五天，由旅居海外的中國新聞工作者曹長青等在美國洛杉磯創辦的中文報紙。吳仁華擔任導報總編輯長達15年。2005年8月，導報因經費問題停刊。（圖片來源：光傳媒）
當時吳仁華留意到，美國當地報紙對被捕的六四參與者的報道已經降溫，當他披露不為人知的秘密關押者後，在媒體中所獲得的報道篇幅比較小。考慮到如果自己擔任總編輯，負責一家報紙，就對報道有了決定權，能用更多篇幅營救受難者。幾經考慮後，他決定留在洛杉磯。
「這個選擇對我人生來講雖然是不利的，但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不後悔。」報社的工作辛苦，收入也不高，吳仁華回憶，《新聞自由導報》是一份主要靠捐助運作的報紙，團隊不大，起初除了總編輯，只有三名專職人員，等他接任時專職人員只剩兩名。報社經濟拮据，他給自己定的工資是每月800美金，接近中餐館打雜工的水平。吳仁華在這份報紙工作了15年，這些年間，他們深入詳細地報道中國民主運動，包括為1990年代末中國各地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留下了見證。「各地被判刑的中國民主黨人的刑期加起來超過一千年。」
2001年1月，根據政府內部檔案編輯而成的書籍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出版。但吳仁華閱讀之後，發現內容有一些事實上的錯誤，另外，全書缺少對六四戒嚴部隊屠殺部分的記錄。出於對六四研究狀況的不滿意，吳仁華決心自己從親歷者的視角，補充書寫這段血腥的歷史。他坦言，早在1990年流落香港時，他就有意識地在收集資料，而古典文獻學的專業訓練，以及身為退伍軍人對體系的了解，令他能夠更好地甄別資料來源，以及核實信息。
當時吳仁華的生活並不容易。在洛杉磯當了主編之後，他每月拿出800美金工資中的200美金，在一間四室一廳的公寓中租了最小的房間，大概只有8平米。2005年5月到2007年5月，他的第一本書《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就是在這個小房間內寫作完成的。這本書在香港尋求出版時，吳仁華還向朋友借了錢，支付了印刷費。
《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有五百多頁，使用中國傳統的編年體史書體制，記錄了1989年6月3日中午到6月4日中午24個小時之內，在天安門廣場及周邊區域發生的血腥鎮壓情況。「這應該是第一本關於六四鎮壓最專業、最完整的記錄。」吳仁華說。
第一本書出版後，也獲得了各界的肯定，但這並不是結束。介紹了天安門屠殺細節後，吳仁華決定要讓面目模糊的暴行清晰起來，他要追查戒嚴部隊，找到每一張加害者的面孔。
「對災難性的歷史事件，如果只有受害者的記錄，沒有加害者的記錄，那麼這個記錄是不完整的。」吳仁華說，六四屠殺造成數千人死亡，雖然始作俑者是鄧小平、楊尚昆和李鵬等高層，但真正開槍殺戮的是戒嚴部隊的官兵。他指出，這參與鎮壓的二十多萬六四戒嚴部隊官兵中，絕大多數都沒有開槍，或者選擇對空開槍。但第38集團軍將西長安街殺成血路，空降兵第15軍在天安門廣場南端開槍，這些實施殺戮的人需要被記錄在案。「用一些通俗的話來說，我就要將那些劊子手有名有姓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之上。」
吳仁華曾得到一份包含四十多萬個名字的官兵名單，為了確認他們是否可能參與六四鎮壓，他對這些人名逐一進行核查。90年代初，中國大陸接通了國際互聯網，BBS方興未艾，許多退伍老兵聚集在論壇里討論自己參與的作戰行動。吳仁華潛入老兵聊天室。他發現，老兵們樂於談論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卻很少會熱聊「北京平暴」、「六四戒嚴」，「一旦有人剛好聊到相關經歷，我就必須追蹤到底，不睡覺也不吃飯。」通過這種海撒網、挨個比對的笨辦法，吳仁華核實到了3000多個參與天安門鎮壓的官兵姓名。
2009年5月出版的《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披露了大量有關部隊的獨家細節，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研究六四屠殺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情況的重要專著。吳仁華回憶，寫作這本書時，他搬到了一個朋友辦公室的裏屋，大概也只有6平方米。小屋子沒有窗戶，全天開着日光燈，他就在裏面不分晝夜的工作了三個月，最終梳理記錄了所有戒嚴部隊的信息。
2014年，吳仁華有了新的突破。通過沒日沒夜地蹲守在老兵聊天室里，他終於「抓住」了六部口追軋學生的「106號坦克」裏面的人——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第1團第1連第1排106坦克二炮手吳彥輝。他由此確認，「追軋撤退學生的坦克來自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該坦克師當時奉命組成一支坦克車隊（共有八輛坦克），由團長羅剛上校（北京人）擔任指揮官，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緊急趕往新華門一帶驅趕集聚在那裏企圖進入天安門廣場聲援的學生和市民，然後又一路向前行駛，追逐碾壓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
由吳仁華搜尋到的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合影，照片中的軍官們都曾經參與六四鎮壓。左起：唐琳、張芝元、王孝國、張武佃、高青雲、金海龍、鄧漢橋、賈振祿、姚躍旋、臧遠征、彭傑。六四鎮壓時，坦克第一團副團長賈振祿與團長羅剛一起指揮坦克車隊追軋學生撤離隊伍，後來賈振祿升任坦克第一師副師長，羅剛升任內蒙古軍區副司令員。（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那一年，第三部專著《六四事件全程實錄》發表。
今年是吳仁華在台灣的第七個年頭。平時除了教書，他還喜歡在街巷中散步。偶爾他會猜測，如果自己當初沒選擇離開，命運會怎樣，但當和我認真地討論起這些，他承認遺憾，卻明確表示不會後悔。「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沒有什麼可後悔的，也沒有什麼可說的。」
結束採訪後，我們告別。後來按照慣例，我請吳仁華先生發來幾張近照，以備刊登。他發來一張他與母親的合影，照片中他的頭髮更黑一些，他的母親的腰板挺直，精神很好。
「廣場之外」主題徵文：我們都是廣場上的遺孤
在廣場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親歷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麼樣子？
長期以來，關於六四的故事，主要聚焦於北京和廣場的激動人心或驚心動魄，屠殺、流亡與改革夢想的失敗。但六四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中國人共同經歷的一段路程。我們相信，在很多不為人知的地方，它啟迪、指引和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們想在核心抗爭者之外，發掘更多的六四故事。譬如不為人知的受難者，在六四之後持續投入新的社會運動的人。或者是在這場運動中，相較於首都和大城市知識分子和大學生，更為邊緣的人群，如外地、中老年，少年、女性、農村、少數民族、性少數、教徒、殘障……所有人、所有地方的共同記憶。我們希望藉此讓六四的歷史敘事有着更加多樣的社會肌理。可以是您的親歷，也可以基於身邊的親人朋友的口述或檔案整理，如果您寫作經驗不夠，也可以聯繫「WOMEN我們」，簡單介紹您想寫的主題，或者告訴我們誰願意接受採訪，我們會協助您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