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王陽明回家鄉餘姚掃墓，一個名叫錢德洪的年輕人在靈緒山中天閣拜其為師。
見兒子拜到王陽明門下，錢德洪的父親錢蒙生氣地說：「你是如願找到老師了，但往後這科舉考試可怎麼辦？」
錢德洪卻頗有信心地說：「我自信奉陽明心學以來，內心逐漸明亮，科第確實有一定壓力，但考取功名應該不在話下。自古未有理明而不中舉者。」
第二年，嘉靖元年（1522），錢德洪果然考中了舉人。但隔年的會試（1523），錢蒙所擔心的情況還是發生了。這一年的主考官是朱子學者、大學士蔣冕，由於反對陽明心學，會試的策問中包含了暗諷心學的題目，導致錢德洪鎩羽而歸。
科舉歷來是各家學說的角力場，一個人的思想學說能否得到主流的承認，考場就是最直觀的風向標。陽明心學遭到主考官的壓制，說明其仍處在被排擠的邊緣地位，這正是錢蒙擔憂兒子科舉前程的深層原因。
但錢德洪並未改變信仰。嘉靖三年（1524），他帶着弟弟錢德周一起來到紹興，跟隨王陽明學習。此時，王陽明正在通過書院招徒講學，先是受邀在稽山書院講學，後又創建陽明書院。而錢德洪成為王陽明最早的弟子之一，也是其最主要的助教。
錢蒙不放心兒子，也趕到了紹興。王陽明只好安排弟子魏良政、魏良器等人，陪同錢蒙遊玩散心。玩了十來天，錢蒙忍不住問魏氏兄弟：「我知道心學很厲害，但你們也有學習朱子學說嗎？」魏氏兄弟答：「以心學的理念去探求朱子學說，猶如打蛇得七寸，直中要害。」言外之意是要錢老先生放心，學習陽明心學之後去參加科舉考試，利大於弊。
嘉靖四年（1525），王陽明同時有兩個學生考中解元，其中，魏良政考中浙江省解元。錢蒙得知消息後，總算打消了有關心學與科舉的疑慮，笑着說：「打蛇得七寸矣！」
而他的兒子錢德洪也終於在王陽明去世三年後的嘉靖十一年（1532）考中進士。
▲王陽明（守仁）畫像。圖源：網絡
錢蒙、錢德洪父子的科舉態度之爭，映射出中國傳統社會私學與科舉關係的深層邏輯：書院作為傳播新思想的載體，既需承受科舉體制的規訓壓力，又能通過培養科舉成功者獲取話語權。
可以說，這一邏輯在整個科舉歷史進程中不斷重演，從而確保了這一考試選官制度的文化韌性。
通常而言，書院萌芽於晚唐，形成於五代，大盛於宋代。然而，書院為何發端於晚唐呢？以往的解釋是當時的戰亂和藩鎮割據導致官學廢弛，教育事業多賴私人講學的書院維持。但這僅是答案的一面。
答案的另一面值得細說。
在唐朝，隱居是一項功利性很強的活動。尤其是在中晚唐，如果一個人突然躲入山林，那麼，此人極有可能是偷偷用功讀書去了。北宋歐陽修曾嘲諷唐朝士人，說他們「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為仕途捷徑」，可見終南山和嵩山因為分別鄰近長安與洛陽而成為當時的熱門隱居地。但，唐朝士人隱居於此，並不單純只是為了養名望、謀舉薦，大多數人還是實打實地在用功讀書的。
由於印刷術未普遍推廣，書籍的獲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人的知識面，進而決定了其考中科舉的概率。坐擁藏書，在唐代無疑是世家子弟才配得上的讀書條件。普通士人想要上進，怎麼辦？去山林！
名山多寺院，而寺院多藏書。這就是唐代士人喜歡隱居山林的真實原因。比如唐憲宗時期宰相王播曾在揚州惠昭寺讀書，唐懿宗時期宰相徐商曾在中條山萬固寺讀書，另一個宰相楊收也曾在廬山讀書。晚唐宰相崔從與哥哥崔能「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如此堅持了十年，甚至一度艱苦到依靠採食橡果為生，終於在貞元初年考中進士。通過隱居山林刻苦讀書，進而通過科舉踏上仕途，光是唐朝宰相級別的人物，已經不少見，足見其背後的群體規模有多大。歷史學家嚴耕望考證，在隱居山林的二百餘人中，宰相就有二十人。
這些士人隱居讀書的場所，經過發展就成為了書院。在晚唐五代的歷史文獻中，可以找到類似「某人聚生徒多少人，講誦於某地」的記載，雖然有些還未冠上「書院」之名，但實質上已具備了書院的雛形。正如嚴耕望所說：「宋代書院制度，不但其性質由唐代士子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演進而來，即『書院』之名稱亦由此種風尚所形成。宋人承之而大其規制，以為群居講習之所耳。」這就明確了書院是怎麼演變而來的。
到了北宋前期，社會上掀起一股興辦書院的風潮，白鹿洞、嵩陽、嶽麓、石鼓等著名書院均在此時湧現。書院興盛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宋代大力推行科舉取才，讓科舉成為階層流動的通道，讀書中舉變成全民的頭等大事，由此重塑了社會的價值體系；二是在科舉大興盛的背景下，官學系統卻陷入了衰敗困境，儘管朝廷針對國子學、太學乃至地方上的州縣學均出台了鼓勵政策，但由於財政支持不到位，改變不了士人冷落官學的局面。作為學術傳承與科舉培訓的主要場所，書院由此獲得興盛發展的歷史契機。
▲嵩陽書院。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然而，對於北宋朝廷來說，人才錄用和人才培養的統一仍是當務之急。說白了，科舉錄用的人才不能有太大的比例來源於官學之外，否則，更進一步證明了官方教育的失敗。
范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便有意朝着科舉取士與官學養士相結合的方向努力，將入官學學習作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包括書院在內的私人機構培養出來的士人喪失了參加科舉的資格——這對書院的存在基礎無異於釜底抽薪。
由於慶曆新政很快就以失敗告終，這一改革對書院的實質性衝擊估計不會很大。但此後，無論是王安石主導的熙寧變法，還是蔡京主導的崇寧新政，均繼承了慶曆興學的核心精神，逐步推進官學與科舉的統一，最終構建起上至太學、下至州縣之學的官學考試升級制度。書院的科舉之路，基本被堵死了。
大批書院面臨消亡或轉型的命運。紹聖四年（1097），潭州地方官員打算將嶽麓書院改成冶煉廠，原因是朝廷正在大興冶煉業。儘管這一轉型方案遭到士人的反對而作罷，但一度大名鼎鼎的嶽麓書院面臨此抉擇恰恰說明其生存環境已今非昔比。
有意思的是，在這樣「惡劣」的歷史背景下，書院竟然沒有消亡，反而煥發了第二春，這是為什麼呢？
北宋立國之前是紛繁變亂的五代十國，那個亂世被宋人描述為人心離散，價值錯亂，道德崩潰。而亂世的發生，除了現實的政治、經濟等因素之外，思想的坍塌，從而失去了維持社會穩定的功能，是更為根本的原因。北宋建立後，幾代士人都在尋找維持人心和社會平穩的思想資源。「理學」由此從傳統儒家學說內部發展起來，理學家亟需通過授徒講學的方式來擴大影響力。被拋離科舉軌道的書院，恰好承接了這一職能。
熙寧變法期間，張載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辭職歸鄉，隨後創建橫渠書院，一邊授徒一邊著書，漸漸創立了「關學」學派。
周敦頤一生創辦了濂山、宗濂、郴縣、濂溪等四所書院或書堂。這些書院是其最重要的講學場所，周敦頤亦成為理學奠基人。
二程（程顥、程頤）創立明道書院、伊川書院，以「昌明道學」為主要目的。史載，二程「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游酢來職學事，酢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游酢後來成為程門四大弟子中的「大弟子」。
一開始，這些理學家創辦的書院是反對生徒為應舉而學習的。程門四大弟子中的謝良佐一直在準備入太學的考試，程頤與他有一段對話。
程頤說：「何不止試於太學？」
謝良佐說：「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意思是，他的家鄉上蔡很少有人學習《禮記》，而這恰是他的強項，如果回鄉參加考試一定能成功，所以他不願意放棄這次機會。
程頤說：「汝之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就是說，程頤認為謝良佐不能「入堯舜之道」的主要原因是他有為應舉而學習的心理，功利心太強，根本無法達到聖人的境界。而這背後的深層原因，則是程頤認為入太學、應科舉是有害於聖人之道的。
▲程頤畫像。圖源：網絡
略帶諷刺意味的是，理學思想的主流化最終還是要藉由政治影響力來實現，而政治話語權的獲取則需要不斷有門人通過科舉出仕為官，不斷打開局面。所以，二程雖然在言論上反對門人參加科舉，但在行動上則放任不管，有時候還刻意迎合科舉內容進行講授。
二程門人通過學習後，由書院「曲線」進入太學等官學機構，獲得考試資格，進而考取進士。邢恕、謝良佐、楊時、游酢、呂大忠、戴述等程門弟子，均在不同時期考中了進士。據歷史學者李兵的不完全統計，二程門人中，進士及第者有22人之多。
宋室南渡以後，理學與政治的博弈對抗還在繼續。雖然作為傳播理學的主要場所的書院依然能夠興辦，但朝廷多次出台政策宣佈禁學，對理學進行政治打壓。在此情況下，理學在南宋中期以前一直處於邊緣地位，而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張栻、呂祖謙等人憑藉個人能力與聲望，則完成了話語權的逆襲——至少在文化領域，理學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些理學領袖本身多是科舉出身，他們的門人也紛紛在科場上脫穎而出，由此逐漸形成一個共識——理學的學習有利於科舉考試。
跟北宋的二程一樣，南宋的理學家對待科舉的態度同樣存在理想與現實的背離。
在理想的層面，理學家創辦的書院是以「反官學」為主旨的。朱熹在《學校貢舉私議》中就曾猛烈抨擊官學：
「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售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聞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
作為官學代表的太學，在朱熹看來，已經淪落到僅為科舉名額而存在，實在可悲。所以，理學家主導的書院是要回歸儒家教育的本質，以道德、倫理、規範來修身處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而「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對於熱衷科舉者，這些書院明確表示不歡迎。朱熹作《衡州石鼓書院記》，表明書院之立，「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其門人陳宓後來創建延平書院，也表示「薄儲廩給以待讀書修身、不屑課試之士」。
▲朱熹畫像。圖源：網絡
但在現實的層面，理學家們還是很「識相」地向熱衷科舉的社會風氣妥協了。
朱熹無奈地表示：「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而，科舉縱有千般不是，這一制度在當時對於平民階層的崛起、社會公平的強調，無疑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況且，它只是朝廷選官制度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能通過書院培養更具道德感的科舉人才出來做官，不是更有利於實現「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嗎？
有一個名叫黃謙的人曾找過朱熹。他的父親強迫他入郡學，習舉業，但他顯然更喜歡書院的氛圍和理學的觀念，於是他向朱熹訴苦，希望朱熹鼓勵他衝破父親的施壓，鼓勵他放棄科舉考試。但是，朱熹卻告訴他說：
「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咈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為？讀書是讀甚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修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盡無相妨。」
不僅黃謙一人，其他一些門人也向朱熹表達過放棄科舉的想法，但幾乎都被朱熹否決了。童伯羽就不止一次說他要摒棄科舉，朱熹開解道：「今之士大夫應舉干祿，以為仰事俯育之計，亦不能免。」讀書人通過科舉做官，才有能力上事父母、下養妻兒，科舉相當於謀生的「飯碗」，怎麼能輕易放棄呢？然後朱熹問道，你現在的生活過得怎麼樣？
童伯羽答：「粗可伏臘。」意思是，勉強過得去。
朱熹說：「更須自酌量。」沒有足夠的財力，那你更應該好好想想能不能放棄科舉。
可見，宋代的書院本質上並不「反科舉」。書院的主理人要反的是心中只有科舉、沒有更高目標的這一類人。
開禧二年（1206），權相韓侂胄主導的北伐以失敗告終。朝廷將戰敗的責任推卸到韓侂胄一人頭上，同時將生前遭到韓侂胄打擊的理學領袖朱熹推了出來，賜諡號予以表彰。此時朱熹已病逝六年，但這並不影響理學的陣地——書院迎來擴張的歷史契機。朱熹生前講學的白鹿洞書院，在短短數年間得到多次擴建，「其規模宏壯，皆它郡學所不及」。與此同時，朱熹的著作正式被納入國子監和地方官學教材，進而成為科舉命題的方向。
淳祐四年（1244），科舉的會元由精研理學的徐霖奪得，主考官覲見宋理宗時，宋理宗連連誇獎：「第一名得人。」徐霖是湯巾的門生，而湯巾曾任白鹿洞書院山長。南宋末年的周密說，徐霖獲得科舉成功後，讀書人「全尚性理，時競趨之，即可以釣致科第功名」。
宋理宗在位期間曾視察國子監，將自己御筆書寫的《白鹿洞規》頒給國子監學生。可見，隨着理學上升為官方主流思想，白鹿洞書院的影響力也超越了官方最高學府。這時候，應該沒有哪一位父親會以科舉之名將自己的孩子從書院趕回郡學吧！
在宋元更替的歷史時期，蒙古統治者的文化政策出現了較長時間的反覆，其中最主要的表現便是科舉制度的停廢。直到元滅南宋統一中國的36年之後，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元朝才第一次開科取士。這也是科舉史上最長時間的中斷。
但儘管科舉制度不受重視，書院還是得到了元朝統治者的普遍重視，並走上官學化的道路。
早在征服南宋的過程中，元朝就多次下令禁止侵佔書院財產，一旦強佔，要求立即返還。雖然政策在執行中難免被打折扣，但這些政策在戰爭環境下總算保住了書院傳承的脈絡。宋元戰爭結束後，元朝一方面鼓勵各級官吏參與書院創建與修復，一方面開始介入書院山長的選聘，將其納入官僚體系內管理。
泰定元年（1324），汪從善出任南康路總管。時任白鹿洞書院山長樂祀報告稱，白鹿洞書院的田地山林多被地方豪強侵佔，請求清理。汪從善迅速行動，依據南宋定下來的界限，將被侵佔的田地逐一收歸書院。這時，樂祀又報告說，書院內部有許多古樹遭到士兵砍伐，但書院又阻止不了。汪從善於是把附近的士兵都請過來吃飯，吃完了飯，命人將他們抓起來，並告訴他們原由。士兵們紛紛服罪，承諾不再砍伐書院的樹木，汪從善這才釋放了他們。此後，汪從善題寫了「天下大書院」的匾額，並協助擴建白鹿洞書院。——這是元朝官方書院政策的一個縮影。
▲白鹿洞書院。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元朝書院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鄉里書院、家族書院的興起。我們知道，唐宋的書院大多選擇在山高林深之處，但元代很多書院是由家塾、義學發展而來，具有促進鄉里、家族教育發展的特性。也就是說，元代書院的家族功能非常明顯。這當然也是元朝官方鼓勵和支持的結果。
元朝統治時期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傳統的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的衝擊和破壞，亟需進行秩序重建才能促成王朝統治的規範與穩定。而這一秩序重建的過程，恰好迎合了理學的發展趨勢。理學在南宋晚期被官方奉為正統後，便面臨着向社會普及的歷史進程，元代則處於理學下沉與普及化的關鍵節點。元仁宗順應這一歷史趨勢，借科舉之力再將程朱理學定於至尊，同時借書院在鄉里與家族的普及促成理學的下滲，而科舉無疑是其中的紐帶。
徐梓在《元代書院研究》一書中指出，在以宗族書院為主要類型的元代，某地的書院數量多，也就預示着這個地區的讀書人多，士子多，在全國範圍內取得科考成功的比率就大。支撐書院存在的，與構成科考成功率基礎的是同一個東西，這就是一個相當規模的學術群體的存在。
對於書院的生徒，元朝確保了其出路。恢復科舉制度前，書院生徒經過考核或舉薦便可出仕為官；恢復科舉制度後，則與官學學生一樣，擁有參加科舉的資格。總之，在元朝，原本私人性質的書院已經逐步被納入官學體系，並成為科舉制度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一趨勢持續影響了此後的明清兩朝。
科舉的重要性在明代有一個急劇抬升的過程，最具代表性的說法便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意思是，不由科舉考試做不成進士，不由進士出身進不了翰林院，而不進入翰林院則不能進入內閣。
與之相對應的人才供應機制，則是《明史·選舉志》所說的：「明制，科目為盛，卿相皆由此出，學校則儲才以應科目。」這就是「科舉必由學校」的定例，即出身官學（中央的國子監或地方的府州縣學）才能獲得科舉資格。清承明制，所以明清兩代的情況大體類似。
問題來了：明清如此「照顧」官學，那麼書院豈不是只有死路一條？
事實恰好相反，最先「死氣沉沉」的反而是官學。
明朝成化以後，國子監和地方官學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問題。史載，成化十四年（1478），南京國子監「各班坐堂不過數十輩，諸司歷事，每致乏人，以致諸生視太學如傳舍，以教條為餘事」。北京國子監的情況也差不多，坐堂學習人數日漸減少，教學活動徒具形式。地方官學的管理同樣漸趨鬆弛，很多提學官並未完成朝廷的任務，連歲考與科考有時亦敷衍塞責。與此同時，很多地方選用落第舉人擔任教師，導致官學教學水平嚴重下降。故此，官學在教學功能上徒有虛名，僅淪為士人獲取科舉考試資格的場所而已。清代同樣如此，官學可以說名存實亡。
但為了應試，士人的學習需求是一直存在的。既然官學沉淪，難以滿足士人的學習需求，那麼，書院便承接了這一職能。而從朝廷的角度來看，既然地方官學乃至國子監作為人才培養機構的功能不可阻擋地持續弱化，那麼，接納書院作為替補機構便是最快速且最有效的方案。乾隆帝曾在諭旨中明確提出：「書院之制，所以導進人材，廣學校（官學）所不及。」
這便是書院不僅「不死」、而且能蓬勃發展的原因。但反過來看，明清朝廷的深層介入，也意味着書院的獨立性、私人性將受到劇烈衝擊，並難逃官學化的宿命。
數據統計顯示，在確知建立人身份的1064所明朝書院中，由各級官吏興建、重修的書院多達977所，佔比超過九成。官方同時向一些著名書院開放了參加鄉試的指標名額，比如天啟年間，白鹿洞書院獲得8個鄉試名額，可以直接選拔學生參加。
清朝入關後，鑑於東林黨黨爭的教訓，曾於順治九年（1652）下令「不許別創書院」，但僅僅數年後便解除禁令。雍正在位時期，甚至特頒諭旨，要求各省省城均建書院。相關的配套制度也相繼確立，一方面明確書院與科舉的關係，即為培養科舉人才而加強書院建設；一方面是明確書院的經費來源，即由政府撥發經費，建立「書院賜金」制度。書院自此走上由官方保駕護航的快速發展道路。
▲雍正帝畫像。圖源：網絡
乾隆五年（1740），江蘇巡撫張渠上奏稱，吳江縣盛澤鎮盛產綢綾，商販雲集，應將吳江縣丞移駐管理，申請將空閒書院改建為縣丞衙署。吏部議復，同意吳江縣丞移駐盛澤鎮，但同時強調「倘書院中實系延師課士，為鄉堡應有學舍，不便准改為縣丞衙署」。當縣衙與書院發生衝突時，朝廷堅決選擇了後者。
而代價是，書院的殼子雖然還在，里子卻成為了官學。從書院經費的撥付，到山長的選拔與考核，再到具有象徵意義的皇帝為書院賜匾額，背後都是官方之手在運作。歷史學者李世愉指出，清代的書院雖未正式納入官學體系，但實已官學化。許多針對書院的政策、措施已正式納入禮部條例。沒有政府干預、控制或監管的書院幾乎是不存在的。
回到本文開頭，王陽明因其心學理論有別於正統的理學，故而需要自立書院進行講學與傳授，這種情境就像是宋代理學在正統化以前的重演。甚至連王陽明本人對待科舉的態度，也與朱熹毫無二致。正德四年（1509），他在《與辰中諸生》中對修行與科舉的關係進行如下表述：「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參加科舉奪取功名，並不會妨礙心學的修習；唯一需要擔心的是，進入仕途後忘記了初衷，主動或被動改變自己的志向。
事實上，正如理學門人藉助科舉進入仕途從而影響決策層一樣，心學也需要通過科舉進行傳播。嘉靖二年（1523）的會試策問，要求對心學進行批評，錢德洪不願昧着良心違背師說而落榜，回到紹興後非常憤慨，王陽明卻笑着說：「聖學從茲大明矣！」心學從此可以發揚光大了。
錢德洪不解地問：「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形勢這麼差，官方有意抨擊和壓制心學，怎麼反而說心學得以發揚光大呢？
王陽明說：「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原本心學只能在弟子門人中宣講，現在通過科舉命題，天下士人不就都知道了嗎？認同者自不必說，哪怕是非議者，也一定會進一步了解心學而求取真相。
後來，錢德洪等弟子通過科舉躋身仕途，實質是將心學思想帶入權力體系。這種"體制內滲透"策略逐漸消解官方對心學的排斥，最終促成隆慶年間朝廷追贈王陽明為新建侯、萬曆十二年（1584）從祀孔廟的制度性認可，體現了私人書院通過科舉渠道反向改造主流意識形態的歷史進程。
▲王陽明（守仁）畫像。圖源：網絡
不過，心學不可能像理學一樣迎來全面正統化的命運逆轉，這背後有理論、時代、政治等多種因素的差異。歷史學家韋慶遠指出，明朝隆慶年間，朝廷上形成了尊奉陸王心學的徐階、李春芳、趙貞吉與實際上信奉法家學說的高拱、張居正之間的路線衝突。在這種衝突中，內閣首輔先後由徐階—李春芳—高拱—張居正等人擔任，最終高拱與張居正勝出，以致形成了對陽明心學發展不利的政治態勢。張居正擔任首輔的十年間，陽明心學的傳播遭受重創。
萬曆七年（1579），張居正下令關閉天下書院，禁毀私學，並申言對違反者「許各撫按衙門訪拿解發」，一下子有六十多家書院關門大吉。雖然張居正病逝後，朝廷對待心學的態度有所反覆，但總體而言，游離於官方主導思想之外的心學再難復興，以心學為依託的、保有獨立屬性的書院進入了時代的尾聲。
在官學體系之外，書院這一教學模式被「發明」出來的初衷，當然不單單是為了培養科舉應試人才，更主要是為了切磋學問，傳授思想。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書院逐漸異化為官學的附庸，尤其是明清時期，變成培養科舉人才的主要機構。這到底是書院的成功，抑或失敗？很難一概而論，但無疑是一種無奈，一方面說明官方對游離於體制之外的教育機構的控制趨嚴，另一方面說明書院本身變成學術流派擴大影響力的陣地，科舉的成功率恰能實現此雙重目的。所以，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書院都不可避免地成為官方科舉體制中的重要一環。
到了晚清戊戌變法期間，朝廷要求「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隨着變法失敗，又下令不必更改。但歷史大勢已不可阻擋，廢科舉、興學堂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下令改書院為學堂。至此，中國歷史上存在上千年的書院，在制度層面上走向了終結。4年後，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宣佈廢除科舉。
月光漫過白鹿洞的斷垣，照見了一個時代的背影。
參考文獻：
[宋]歐陽修：《新唐書》，中華書局，2019年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集》，崇文書局，2021年
[宋]朱熹：《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2015年
[清]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
嚴耕望：《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
徐梓：《元代書院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劉海峰、李兵：《中國科舉史》，東方出版中心，2004年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
錢建狀：《舉業無妨於道學——南宋的理學、書院與科舉》，《科舉學論叢》，2017年第2期
李世愉：《論清代書院與科舉之關係》，《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