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全球貿易體系，讓美國工業與世界其他國家建立更公平的關係，是特朗普總統數十年來的一貫主張。我們可能正處於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代際變革的風口浪尖。
經濟失衡的根源在於美元持續高估，阻礙了國際貿易的平衡，而這種高估是由對儲備資產缺乏彈性的需求所驅動的。隨着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美國為提供儲備資產和國防保護傘提供資金的負擔越來越重，因為製造業和可貿易部門首當其衝。
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列舉一些可用於重塑這些體系的工具、使用這些工具時的權衡以及將降至最低的政策選擇。這不是政策倡導，而是試圖了解貿易或金融政策潛在重大變化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關稅提供了收入，如果被貨幣調整抵消，則通脹或其他不利副作用極小，這與2018-2019年的經驗一致。雖然貨幣抵消會抑制貿易流量的調整，但它表明關稅最終由被徵收關稅的國家提供資金，而這些國家的實際購買力和財富都會下降，而且所增加的收入可以改善儲備資產供應的負擔分擔。關稅的實施很可能與國家安全問題密切相關，我將討論各種可能的實施方案，還將結合美國稅收制度的其他方面討論最佳關稅稅率。
本文旨在糾正其他國家貨幣估值過低的貨幣政策帶來了完全不同的權衡和潛在影響。從歷史上看，美國一直採取多邊方式進行貨幣調整。雖然許多分析人士認為沒有工具可以單方面解決貨幣估值失當的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將介紹多邊和單邊貨幣調整戰略的一些潛在途徑，以及減輕不必要的手段。
最後，我將討論這些政策工具對金融市場產生的各種影響，以及可能的先後順序。
第1章：導言
在過去十年中，美國人對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為其提供服務的滿意度的看法大幅惡化。不只是在經濟學家中間，而且在選民中間，支撐國際貿易體系的共識已經破裂，兩大政黨都採取了旨在提升美國在這一體系中的地位的政策。
隨着特朗普總統在強有力的民主授權下贏得連任，人們有理由期待特朗普政府對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進行重大改革。本文將探討一些可用於此的工具。與華爾街和學術界的許多論述不同，政府可以利用一些強有力的工具來影響貿易條件、貨幣價值和國際經濟關係的結構。
特朗普總統在競選期間提議將對中國的關稅提高到60%，對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稅提高到10%或更高，並將國家安全與國際貿易在一起。許多人認為，關稅具有很強的通脹性，會造成經濟和市場的大幅波動，但事實並非如此。事實上，2018-2019年的關稅，即實際稅率的實質性增加，在執行時幾乎沒有造成明顯的宏觀經濟後果。美元的漲幅幾乎與實際關稅稅率相同，抵消了大部分宏觀經濟影響，卻帶來了可觀的收入。由於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隨着貨幣貶值而下降，中國實際上為關稅收入付出了代價。中國剛剛經歷了關稅稅率的重大升級，這一經驗應為分析未來的貿易衝突提供參考。
特朗普總統還討論了對美元政策進行重大調整的問題。全面徵收關稅和放棄強勢美元政策可能會產生幾十年來所有政策中最為廣泛的影響，它將從根本上重塑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
有一條道路可以在不產生重大不利後果的情況下實施這些政策，但這條道路是狹窄的，需要用貨幣抵消關稅，需要循序漸進，或者在美元問題上與盟國或美聯儲協調。不受歡迎的經濟和市場波動的可能性很大，但政府可以採取一些措施將其最小化。
從貿易角度看，美元長期被高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元資產發揮世界儲備貨幣的作用。這種高估嚴重影響了美國的製造業，同時也使金融化的經濟部門受益，使美國富人從中獲益。然而，特朗普總統卻讚揚了美元的儲備地位，並威脅要懲罰停止使用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國家。我預計，這些緊張局勢將通過一系列旨在加強貿易和安全夥伴之間的分擔負擔的政策來解決：特朗普政府與其試圖終止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使用，不如設法奪回其他國家從我們的儲備地位中獲得的一些好處。將其他國家的總需求重新分配給美國，增加美國財政部的收入，或將這三者結合起來，可以幫助美國承擔為不斷增長的全球經濟提供儲備資產所帶來的日益增長的成本。特朗普政府可能會越來越多地將貿易政策與安全政策交織在一起，將提供儲備資產和安全保護傘視為相關聯的，並將兩者的負擔分擔放在一起。
本文其餘部分的結構如下：首先，我回顧了造成我國經濟失衡的根本經濟原因。其次，我探討了以關稅為驅動力的糾正這些不滿的方法。第三，我回顧了多邊和單邊的貨幣驅動方法。最後，我將討論市場後果。
本文並非政策倡導。我試圖對貿易條件中的經濟失衡現象進行診斷，這是民族主義者批評現行體制的基礎，我描述了一系列可用來解決這一問題的工具，並分析了這些工具的相對優缺點和潛在後果。
我的分析僅反映我個人的觀點，與特朗普總統團隊或哈德遜灣資本的任何人無關。分析的目的是了解可能實施的政策範圍，以便我們的團隊和客戶能夠評估可能對經濟和金融市場造成後果。
第2章理論基礎
經濟不滿的根源在於美元
特里芬世界
對當前經濟秩序的強烈不滿源於美元的持續高估和不對稱的貿易條件。這種高估降低了美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使美國進口產品更加廉價，並阻礙了美國製造業的發展。隨着工廠倒閉，製造業就業率下降。當地經濟衰退，許多工薪家庭無法養活自己，沉迷於政府施捨或阿片類藥物，或搬到更繁榮的地方。基礎設施因政府不再提供服務而衰退，住房和工廠被廢棄。社區被"破壞"。
根據Autor、Dorn和Hanson（2016年）的研究，2000年至2011年間，由於對華貿易增長帶來的"中國衝擊"，60萬至100萬個美國製造業工作崗位消失了。包括更廣泛的類別在內，這十年間因貿易而減少的工作崗位接近200萬個。即使十年間損失200萬個工作崗位，也僅相當於每年損失20萬個工作崗位，與每年因技術、企業和行業的興衰以及經濟周期而發生的工作崗位變化相比，只是一小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