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四」與中國情有獨鍾嗎？細察之下，「五四」是現代中國的起點，卻只對中國有意義，「六四」則是一個殺劫的日子，殺了大量青年學子和市民，恰以其血腥而獲得世界意義，中國對世界無甚歷史貢獻，常常提供惡例。
茨威格認為，一個閃耀時刻出現以前，乃是平庸流逝的漫長歲月，而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時刻，會決定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史進程。他歸納了決定人類進程的十四個瞬間，如拜占庭的陷落、滑鐵盧的一分鐘、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刑前獲釋，等等，歷史中性，善惡兼顧，統稱"人類群星閃耀時"，他只強調，這些瞬間一閃之後，世界再也不一樣了。其中，他提到一列"封閉的列車"，像一枚威力巨大的炮彈，1917年4月從瑞士出發，穿過德國全境，最後抵達俄國的彼得格勒，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爆發，這一炮摧毀了一個帝國、一個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發射的幾百萬發毀滅性炮彈都不敵它，因為這列火車把列寧送回了俄國。蜚聲於二十世紀中葉的茨威格，鳥瞰世界尚看不到東方的中國，他歸納的"瞬間"也沒中國啥事。倘若往前追溯，人類歷史上能找到的中國影響，大概只有火藥發明一樁。
然而列寧和"十月革命"，將整個二十世紀浸入血泊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了三個人，對歷史產生劇烈影響：列寧、墨索里尼、希特拉，三個惡魔；他們又代表着三個人類異端：布爾什維克、法西斯、納粹；史無前例的血腥，也黯淡了茨威格的"中性"和"閃耀"，彰顯的是歷史之惡。那麼二十世紀晚期的歷史，終於提供了來自中國的一個"瞬間"、一個惡例，因為它不是"群星閃耀時"，而是"血光屠城夜"，此後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再也不一樣了，即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殺，及其決策人鄧小平；他在1989年跟七十二年前的列寧一樣，也改變了歷史，成為一個惡魔，兩者的區別，是列寧去發動了一場士兵和工人的武裝暴動，而鄧小平則是指揮士兵鎮壓了人民的一場和平請願。還有一點相似，即列寧神話，要到蘇聯帝國解體之後才破滅，歷時近百年；而"六四"屠殺後，中國因經濟起飛，而令專制更穩固，已歷時三十年，"鄧神話"至今沒有破滅。
三十年經濟起飛的破壞性，於今昭然若揭，它摧毀了中國，在價值和生態兩個層面，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環境代價今天已成不爭事實，大半個中國沉淪於重度霧霾，中共為挽救他們的江山，不惜毀掉中華民族的江山，土地、空氣、江河統統污染了，國人的癌症發病率急劇上升，民間哀慟"國在山河破"；而且以中國巨大的人口、經濟和區域，其環境問題勢必將泛溢到世界各地，凡是與中國分享一個星球、一個海洋、一個大氣層的皆將漸次受到影響，亦即中國的環境問題也將全球化。三十年的後果極其嚴重，不僅只對中國而言，也是對全世界而言，因為三十年後中共的專制，成為一個禍害，威脅人類。
當國際社會如夢初醒，開始正視中共這個邪惡政權，海內外對三十年歷史的清理，也將將起步。當此之際，我遇到一位先生，一個絕不放過這段歷史的有心人，窮三十年心血，追溯、爬梳、探尋大屠殺的歷史情境和人物，遍訪域中，耗資千萬，踏破鐵鞋無覓處，執着、堅韌、一息不停，這本七十萬字的《趙紫陽與六四》就是明證，並且他徑直觸碰了這三十年最核心的要害，揭示出驚人內幕。簡言之，這本書主要處理了三個問題：
1、應對八九學潮，鄧小平要殺人，趙紫陽反對殺人；
2、鄧調兵屠城，是推翻趙的軍事政變；
3、楊尚昆的作用與角色。
以八十年代中國的強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權力結構中，其高層運作也可以歸納為鄧小平和趙紫陽二人的互動，前者作為"垂簾聽政者"，後者作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動失敗，結局便是屠殺。這本書，試圖重建二人互動的來龍去脈，以解釋屠殺之因。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這一天，成為鄧趙關係的分水嶺。趙紫陽為了禮遇胡耀邦，也順應民意，決定葬禮隆重、冠以"馬克思主義者"評價、允許群眾自發悼念等，這些都觸怒了鄧小平。從這天開始，鄧小平對趙紫陽的信任不復存在。鮑彤說："我認為殺心從這個時候起的，決心是那個時候下的。後邊的那些事情，只不過是鄧小平繼續觀察或者說在穩定趙紫陽的情緒而已，後面的事情無非是這麼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規格釀成鄧趙決裂，也成為"六四"事件的起因，這個關鍵細節，從前無人梳理過，也非常生動地凸顯了在"新權威主義"模式下，黨魁個人意志、好惡，便可輕易塑造歷史。
為何觸怒鄧？本書分析兩點：拂逆皇心，挑戰最高權威。鄧之不滿有兩點：第一，胡耀邦是鄧小平親自下令拿掉的，禮遇胡耀邦，就是質疑鄧小平，這是他絕對不能接受的，鄧認為趙紫陽和學運都是想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鄧小平看來，學潮呼籲政治改革、要求民主，這是衝着共產黨在中國的絕對領導來的，而趙紫陽在這個問題上立場曖昧，甚至同情學生的訴求，這也是他不能原諒的。這又是對"新權威主義"模式的一個生動註腳。
這本書的第二個重點，即鄧小平調兵鎮壓，是為了打倒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非法軍事政變，這個論點，跟通常所說的"調兵是鎮壓學運"，顯然不同，後者認為鄧小平在"四二七"大遊行之後，從四月二十八日"失蹤"了十四天，很明顯跟六月初大規模野戰軍進攻首都的部署有關，這說明什麼呢？"四二五"鄧小平定性動亂，等於自己往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學運對他的回應就是"四二七"大遊行，"打着擁護中國共產黨"橫幅，不帶憤怒地一道一道衝破警察防線，向全社會釋放的信息就是"人民勝利"，這一個回合，鄧小平徹底輸了，他只剩下殺人一招。所以在"四二七"之前，以首都為棋盤，學運跟鄧小平下棋，遊行、對話，你一匹馬，我一隻炮，下到"四二七"，學生將軍了，鄧小平惱怒掀了棋桌。
這個視角，是從"民主運動"或社會衝突去看的，但是如果從權力結構去看，鄧小平錯誤定性學運已失足在先，權威折損，如果趙紫陽以對話成功平息學潮，便贏得"黨心民心"，無形中挑戰了鄧的權威，乃是一大忌諱，因此鄧小平唯有從鎮壓學運，升級到打到趙紫陽，才能扳回這一局，所以"軍事政變"的論點無疑更可信，而分析權力關係是政治學的本質。本書梳理了鄧的"殺心"：
——鄧小平在"四二六社論"發表當天，就下令解放軍進入戰備狀態；
——五月初取消了一切軍人請假外出的許可；
——5月8日，鄧小平召見各大軍區兵種的負責人，幾十個野戰軍以換防、拉練、野營的名義往北京調動；
——至5月17日晚鄧小平在家中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是否戒嚴"時，解放軍早已兵臨城下；
——5月20日鄧小平在家中召開會議，決定免去趙紫陽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至此趙紫陽被打倒，而這個會議沒有通知趙紫陽、胡啟立兩名政治局常委，即一個軍委主席召開秘密會議，打倒不准參加會議的總書記，趙紫陽也未收到任何黨內文件，趙紫陽回憶："並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已經把我免職了，當然也沒有什麼人找我聯繫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斷了，把我和外界隔離了"；
——5月21日李鵬電話建議鄧小平於近日內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免職趙，鄧小平告訴李鵬："要等大軍進入北京後，再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樣可以避免衝擊和干擾，才能開得更有把握。"鄧小平要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以刺刀逼迫所有的政治局委員就範；
——6月2日鄧小平下達了"堅決鎮壓、不怕流血"的命令，是在二十萬軍隊的強力保證下；
——6月3日凌晨2點50分，他命令遲浩田"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
——6月4日，軍隊用坦克和機槍殘酷鎮壓了六四民主運動，完成了天安門清場的任務。
——6月9日，鄧小平在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大會上發表了勝利宣言。
這還不是軍事政變嗎？
鄧小平認為，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或者中央全會拿掉趙紫陽，是合法手段，但是沒有把握，非確定性很高，只有調動軍隊入城，才能完全掌控局勢。這個過程必須在密謀條件下，通過軍事暴力手段的非正常途徑，實現權力的更迭。
鄧小平為了維護他個人的權威地位，要除掉一個政敵，是不惜發動一場內戰的，其範圍也一定從北京擴大到南京、天津、上海、武漢，甚至全國，內戰將使整個學運和人民成為犧牲品，整個改革註定夭折，是全國範圍的一場大災難，也將是世界性的災難。
從作者的梳理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的權力結構在文革之後，即所謂"改革開放"年代，其實不是"黨指揮槍"，而是倒過來"槍指揮黨"的，這個制度，是經"南昌起義"、井岡山直到"遵義會議"，由毛澤東掌握軍事指揮權而逐漸形成，並以一貫之的，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一直是一個武裝暴力集團，它並沒有因為四九年奪取全國政權而稍有改變，毛澤東始終牢牢掌握軍權才使他可以"無法無天"；文革後也是由掌握軍權的葉劍英，協同華國鋒，促成了鄧小平的"復出"，而鄧也只能等到葉劍英去世，才經由謀取軍權、廢黜華國鋒，才穩固地取得第一把交椅。
但是這種結構，在鄧小平等元老退居二線之後，便產生了問題，於是有一個"垂簾聽政"制度出來做補充。1987年7月7日在鄧小平家裏開會討論十三大人事問題，決定鄧小平、陳雲、李先念三個元老不進政治局常委，要設"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後由薄一波在這次會議上建議趙紫陽：到十三屆一種全會，內部宣佈今後重大問題仍要向鄧請示、由鄧拍板。"鄧掌舵"是什麼含義？常委不僅要向鄧請教、向他通報，他還可以在家裏召集會議，重大問題可以由他來拍板——這哪裏還叫"垂簾聽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關鍵的一點：這是一個內部規定，不能公開的，一旦公開就會出大事，這後來由"六四"屠殺證明了。
所以他們在十三大以後退出中央常委，純粹是演戲給國際上看的，但要演好這齣戲，就非得學晚清的西太后慈禧。趙紫陽描述，那天陳雲在鄧家的會議上"說話較多，比較活躍，非常鄭重其事地宣佈，今天這個會議的決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續的……鄧就沒有考慮，不大在意，也不在乎這樣的事。"寥寥幾筆，兩個"老佛爺"形象躍然紙上，各有特色——陳雲的"此地無銀三百兩"，冰冷、虛偽，卻露出"不好意思"的尾巴來；鄧則是剛愎霸道，赤裸裸的實用主義，什麼黨章國法的，沒當回事過，這輩子他只怕毛澤東。
關於楊尚昆，本書提出了一個"監國"的概念，也極有新意，是迄今為止"六四"研究中沒有出現過的，它更豐富了無論"新權威主義"，還是"垂簾聽政"制度的內涵和形式。本書首先指出，當時楊控制着軍隊和國安系統的日常運作，分管港澳台事務，通過親信楊德中（中央警衛局局長）控制中央警衛局，通過秘書徐瑞新（中央辦公廳分管機要的副主任）控制着中央辦公廳。1989年的楊尚昆，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一方面他代表鄧小平管理軍隊和情報系統，另一方面他是鄧小平在政治局的唯一代言人，擁有僅次於鄧的大權。其他政治局常委，包括總書記趙紫陽，想要見鄧小平都要通過楊尚昆。
其次，楊尚昆是鄧小平打倒趙紫陽和血腥鎮壓學生運動的忠實執行者，而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監控趙紫陽、穩住趙紫陽甚至迷惑趙紫陽。他完美地實現了這個目標，以至於趙紫陽至死都認為楊尚昆支持他。整個六四大屠殺中楊尚昆所起的重要作用超過了李鵬，楊尚昆是六四大屠殺中僅次於鄧小平的名符其實的儈子手，沒有楊尚昆，鄧小平甚至不可能推行政變，楊不僅迷惑趙紫陽，還否決人大副委員長中黨組成員讓萬里提前回國等意見、迅速處理了徐勤先抗命事件、5月17日也是他第一個提出戒嚴，這些重大角色，在整個陰謀和血腥中不可或缺。
這本書在處理了上述三大問題之後，也以豐富的史料證明，鄧趙在悼胡規格上爆發決裂，只是一個誘因，兩人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存在根本分歧，所以分道揚鑣的歷史原因是清污、反自由化剎車、未價格闖關、政體改革、整康華公司等一系列事件所導致，反映了趙紫陽在政治理念上逐漸離棄鄧小平。
我們稍稍梳理這三十年的歷史，就會發現，中國在文革之後走出毛澤東的"全能政治"統治模式，出來替代它的，是一個所謂"新權威主義"模式，當時也稱為"新加波模式"或"亞洲四小龍"模式，即靠一個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威來推行經濟開放，當時朝野無論政界還是學界，都對"新權威主義"一派叫好、期望極高，視為一種進步，然而鄧趙自合作到決裂、最後發生大屠殺的這段歷史，卻充分證明了它的巨大局限性和弊病，甚至暴露出它有可能是災難性的。這裏的要害問題是，極權制度的性格會頑強地蔓延到它的衰敗期，而在馬列政黨中萌發的非極權因素，通常很脆弱、生存艱難，中共在八十年代出現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位"新政人物"，而且都做到黨和國家的最高位置，卻依然不敵頑固派的反撲，一如晚清即便有一個皇帝（光緒）要改制，並且有一個維新派襄助，最終還是被保守勢力扼殺於血泊之中。
三十年前發生過一場大屠殺，然後中國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接下來就是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凡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都見證了這三十年的盛衰罔替。一九九二年開始的中國市場化，是撇開所有制改革，先用國家權力排除工人的討價還價；農村則是宣佈"土地公有"之後，任憑公開瓜分，接着就是"圈地運動"——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降低交易費用",是指保證交易雙方討價還價權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約的方式減少交易費用,而不是用剝奪一部分人討價還價權利的方式為另一部分人降低"費用"。這一切國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個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殺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乃是中共的底線。無情的剝奪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於是中共煽動民族主義，將"國家"在價值、話語、情感的層面置於霸權位置，壓制、化約個人權利；將經濟增長置於剝奪一切（民族的所有生態資源、子孫後代的生存）的優先位置，而鑄成"國家安全至上"的新極權模式。這是一個集權升級版，是八九年蘇聯解體之後出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制度的更新換代，而西方和國際社會尚大夢如酣。
六四屠殺後，美國為了中國市場而迎奉中共，老布殊給與中國"最惠國待遇"、克林頓接納中國進WTO，所以"中國奇蹟"是西方與中共集權制度的一個合謀結果，中共從六四危機中存活下來並升級為超強集權，並威脅國際社會，西方也要負責任，他們三十年才發現自己上了大當，可是由於中共已被西方綏靖主義豢養壯大，國際社會已受迫於一個前所未有的超強集權，歷史已經不能回頭。
中共合法性喪失第一次是文革；六四屠殺導致了第二次，所以陳雲才提出"我們自己子弟接班"的戰略，他們對自己傳統的接班順序已經喪失信心，這個死局，早在三十年前已經安排好了。比較台灣蔣經國，因為刺殺江南事件，而廢儲蔣孝武，蔣家退出歷史舞台，中共正好相反，而是因六四危機而立儲，但是"太子黨"執政沒有"合法性"的安全感，才是習近平向毛澤東倒退的底蘊。
今天，"改革"是一個最霸權的話語，卻是一個死亡話語，仍然壟斷著大部分人的想像和言說。我們的一切想像和話語都在死亡。也許，重新回到八十年代，去尋找"改革"的緣起、夭折，會帶給我們新的想像和靈感。這也是研究趙紫陽和六四的重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