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的困境
2023年10月3日，35歲的劉言站在上海內環一套有電梯的「老破大」房子裏，眼前的天花板和牆壁四處發霉，家具破舊，地面上還蒙着一層陳年污垢，糊膩膩的，「爛的一塌糊塗，完全沒辦法住」。這已經是這些天中介帶她看的第8套房子。劉言有些崩潰：「天哪，老年人就只配住這麼噁心的房子嗎？」
劉言是在給65歲的媽媽和100歲的外婆租房子。劉言是獨生女，去年父母離異後，劉言決定把媽媽和外婆接到上海。劉言說，父母年過60歲後，「一下子老了」，走路變得容易摔跤，面龐也肉眼可見蒼老下去。她希望能近距離在精神和物質上給她更多的關心。劉言2021年成家，她考慮到母親和外婆身體都不錯，能夠自理，加上彼此都需要自我的生活空間，才打算在自己家車程15分鐘的範圍內，給她們租一套房子。劉言的預算在每月一萬五千元左右，常規來說，這個價格可以在附近租到一套裝修不錯的二到三居室，一百二十平米左右，周圍交通方便，配套完整。
劉言沒想到和中介溝通時就吃到了第一道閉門羹。劉言沒敢說出外婆的真實年齡，她先用「帶一位八九十歲的老人」來試探，聽到這裏，中介們熱情洋溢的臉色就迅速變冷了。找房的前三天，劉言從早到晚見了二十個中介，80%的中介會直截了當地告訴劉言「基本沒可能」，連和房東溝通的環節都到不了。真正願意帶她去實地看房的只有兩個，但沒有一套能讓她滿意。而且，有中介告訴她，如果房東人不在上海，他們就會隱瞞兩個老人居住的事實。劉言覺得這樣風險很大：「你們騙了房東，可樓上樓下這麼多鄰居，萬一人家告訴房東真實情況，房東把我們趕走怎麼辦？」
同在上海的李亭的狀況略有些不同。李亭今年31歲，她和丈夫工作忙，一歲多的孩子要靠月嫂照顧，她不放心，於是讓61歲的母親來幫忙帶孩子。一開始，李亭給媽媽單獨準備了一間臥室，但母親喜歡清靜，不習慣和他們擠在一起。李亭想着租一套同小區的寬敞房子給她住，她在業主群里發了求租信息，她剛說了母親的年齡，還沒來及說母親的一些可能受房東歡迎的條件，比如母親退休前是企業高管，文化程度高，有穩定豐厚的退休金，身體硬朗......就有四位房東委婉拒絕。他們覺得租房給60歲以上的老人，是有風險的。李亭說，這讓一輩子在公司都很受尊敬的母親心裏很不是滋味，覺得受到歧視，說什麼也不願再嘗試租房。在找房兩三個月之後，李亭只能和丈夫帶着小寶寶去租房，把自己的房子給媽媽住。
《後來的我們》劇照
在北京工作的孫希租房是為了方便父母看病。2023年秋天，孫希63歲的母親患上了神經系統的一種罕見病，山東老家的醫院治不了孫希母親的病，要在北京長期治療。孫希出租屋太小，酒店和短租公寓費用太貴，給父母和護工租一套有無障礙坡道的房子成了眼下唯一的選擇，但可選擇性更小。低層帶電梯、有坡度平緩的無障礙通道、衛生間地面平整、供暖充足……幾乎每個適老化的要求都篩掉一波房源。考慮到預算和醫院在昌平區這一地理位置，她把租房範圍劃在北六環。她每天上班時抓緊一切間隙在平台上刷房源，看圖片，一周時間只挑出十幾套合適的房子。但房東知道她的父母情況後均拒絕了。
《我們一起搖太陽》劇照
帶父母看病本就心力交瘁，租不到房更是雪上加霜。被逼無奈的孫希學會「撒點小謊」，把父母的病情說的像是常見的老年人慢性病，才爭取到一個和房東面談的機會。但房東提的一個要求讓孫希覺得不太被尊重，他希望孫希父母能自己來簽合同，當面看看他們的身體狀況。「讓兩個患病老人跑這麼老遠，是被你面試嗎？」孫希有些不滿，父母得知後也十分窘迫無措，他們覺得自己的病軀是不會被歡迎的。
養着三隻貓一隻狗租房的孫希感慨，老年人租房比帶寵物還要困難。
「從來沒有想到老人租房子住這樣一個基本的生存需求，會經常遭到大家的拒絕。」
房東的顧慮
1月初，本刊記者走訪了北京市近10家不同品牌和規模的房產中介門店，諮詢老年人租房問題。超過三分之二的中介表示，沒有兒女陪同居住的老年人租房確實更困難，60歲是較普遍的一道分界線，且需要和房東說明情況，如果對方同意租給老年人，才能帶去實地看房。北京東三環的一家大型連鎖中介門店內，一位四十多歲的中介大姐表示，在他們店內如果真的要租，只能由年輕人代簽合同，因為公司旗下的房源不允許60歲以上的老人自己簽租房合同。
《乘船而去》劇照
即使老年人能直接和房東簽合同，也會被「特殊對待」。
多位中介表示，房東會在合同里添加很多條附加條款，比如「在房屋內所發生的任何安全事故，包括但不限於在屋內摔倒、身體受傷、給同住人造成損失，漏水漏電等，均由乙方承擔，與甲方無關。」一名中介告訴本刊，房東最擔心老人在房子裏磕碰摔倒。如果發生意外事故，上述的免責條款其實並不具備法律效力，「很難說家屬會不會找房東負責，所以他們通常不願意承擔這個潛在的風險。」
深圳的房東陳瑜就拒絕過兩位八十歲老人的租房請求。這是一套位於福田區的85平米電梯房，三房兩廳，月租金7000元。2023年的一天，同小區的兩位中年業主通過物業的介紹來看房子，之後又帶來了兩位拄着拐杖的老人。陳瑜以為是他們一家人一起租，高興地想，因疫情空置了半年的房子終於能租出去了。沒成想，兩天後物業轉達租房意願時，說的是兩位八十來歲的老年人自己住。陳瑜一口回絕。
陳瑜最主要的顧慮是兩位老人在房子裏出現意外。在她眼裏，一家人辛辛苦苦打拼半輩子，攢下600萬元買下這套房子，經不起一點閃失。將來，這套房子有可能用於自住，「如果發生任何不好的事情，我心裏都會很膈應。」比起租金收入，陳瑜更在意的是規避一切可能的風險，守護好自身的現實利益，寧願多空置半年，都不願「自找麻煩」。她還擔心，沒有工作的老年人是否有穩定的收入來源，能不能按時交上房租。如果真的沒能準時交上，或者對房屋造成了損壞，能不能順利地把老年人請走。陳瑜心裏的年齡分界線是60歲，超過60歲就會極其慎重，至於70歲以上，則是完全不會考慮。
《媽媽！》劇照
74歲的李虹既是老人，又是房東。之前有一個腿腳不便的患病老人想租她位於二樓的房子，看着面前這個和自己年齡相仿的租客，李虹有些於心不忍——同為老年人，她當然希望租房市場對老人更友好一些。但她還是充滿歉意地拒絕了對方，作為房東，她不得不優先考慮自己的利益。租給老年人，意味她需要操更多心，水電、家具以及各種管道如果出現問題，老年人一般無法解決，需要求助房東，但她年紀大了，也不願來回折騰。同樣的，她也擔心老年租客的安全問題，萬一出事，可能會鬧糾紛。
不足夠的保障
根據第五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基本數據公報，2021年中國老年人中獨居的佔14.2%，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磊曾在研究中指出，19.8%的城市獨居老年人口住房來源為租住或借住。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副教授張航空長期研究養老問題，他告訴本刊，租房的流動老年人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稍微年輕，身體狀況好的隨遷老人，幫子女照料孫輩；第二類是年齡更大些，投奔子女養老的老人；第三類是外出異地工作的老年人。前兩類的矛盾表現較為突出。張航空曾深入研究過這些老人的生活境況，他們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住房問題，子女的住房條件有限，三代人通常擠在較小的房子裏，空間不足。
《都挺好》劇照
81歲的張慧和兒子的關係就是因為一套房子徹底鬧僵了。她和老伴原先住的房子在廈門半山腰上，老人根本爬不動，過戶給了女兒，又出資給兒子買了套新房，自己則住在兒子的單位分房裏。十幾年來，這套房子是連結三家人的紐帶，每周都聚在一起，歡聲笑語，其樂融融。可今年，孫子到了該成家的年齡，廈門房價高，買套新房壓力太大，於是兒子便想把名下這套單位分房作為孫子的婚房。張慧不願意，兒子不再接她的電話，連丈夫的80歲大壽都不露面。張慧不想回老家，離孩子們太遠；養老院費用又太高，張慧和老伴退休金充裕，但一直節儉的他們不捨得花這麼多錢，想多貼補兒女。打破僵持的唯一辦法，就是她和老伴去租房。
這樣的現象在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中不少見。《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顯示，2000年以來，中國老年流動人口數量從503萬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萬人，年均增長6.6%。其中一線城市，以北京為例，據2015年的北京市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北京流動老人佔比約28%，比五年前增長了近20%。而據2023年廣州市老年人口和老齡事業基本信息，2023年廣州市60歲及以上流動人口有56.45萬人，比2022年增長16.84%。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教授孫鵑娟在接受鳳凰網採訪時指出，還有一類老人的租房需求與住宅、社區的老化相伴相生。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數據顯示，近六成老年人住宅建成時間在2000年以前，房齡超過20年。孫鵑娟說，「對於這些老人來說，租房不是為了追求多優越的居住環境，而是一種生活上的剛需。」
針對老年人租房難的問題，一些城市已經有一些政策舉措，主要體現在公租房政策上。2016年，廣州市首次給予具有本市城鎮戶籍、中低收入的孤老群體優先配租公租房的權利，並優先分配低層或配有電梯的房源。2017年，北京市住建委公佈數據稱，在滿足北京公租房申請條件的前提下，家庭成員中含有60歲（含）以上老年人的申請家庭，已全部納入保障性住房優先分配範圍，平均縮短輪候時間1年左右。在杭州，符合杭州市本級公共租賃住房申請條件，且家庭成員中有年滿70周歲的，可優先保障選房。
但公租房也有其局限。一位不具名的專家告訴本刊，首先，覆蓋範圍有限，所有的公租房優惠政策，都僅面向戶籍老人，對於那些到大城市投奔子女或務工的老年人，目前還沒有現行政策保障他們的租房權益。其次，公租房普遍數量較少，申請後等待時間較長。據河北經濟生活頻道2019年的報道，承德市雙橋區528戶居民苦等公租房4年仍無法入住，有的老人已在過程中去世。
市場自身也許正在尋找調節方式。
北京一位房產中介告訴本刊，公司推出的「省心租」模式很適合老年人租房，房東將房源全權託管給公司後，老年人可以直接和公司租房，比起個人房東，公司會就近配備租房管家，時刻關注老年人的需求並提供幫助，因此，公司的抗風險能力更高，並且「它更看重收益，所以只要能租出去就好」。這位中介就接待過一對80多歲的老年夫婦，他們租了一套位於通州區的託管房源，順利入住一年多，租房管家隨叫隨到，兩個孩子沒有來過。
天津大學建築學院的李巍在他的博士論文《福利視野下的城市老年人居住對策研究》中指出，其他國家和一些地區應對老年人租房難題的做法或許可供借鑑。作為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日本政府於2001年出台《關於確保老年人居住穩定的法律》，細分出老年人優良租賃住房、老年人便捷入住租賃住房和老年人專用租賃住房這三種老年人租房類型。2011年，日本政府將這三類老年人租房類型整合為附帶服務的老年住宅，專供60歲以上老人居住，租金也相對合理，2014年的平均租金是普通一室公寓的1.4倍左右。到2023年末，這樣的服務性老年住宅在日本共有28.5萬戶。新加坡政府則是推出了「長者優先配屋計劃」，將40%的「二房式」組屋分配給老年人，還鼓勵已婚公民申請距離父母較近的組屋，從而確保長者能夠得到適當的照顧和關注。
《我啊，走自己的路》劇照
李巍在論文中提到，新加坡為代表的公共住房模式，其實踐基礎均在於國土面積較小，老年人口絕對數量有限，政府可以集中調配國家公共資源對老年人居住問題重點加以解決，操作難度較小。同時新加坡經濟發達，政府擁有充足的財政支持。而中國老年人口眾多，且各地區發展水平不一，有限的社會資源難以應對現階段的養老需求。他認為，基於現有國情，中國在老年人居住政策導向上應更多地借鑑日本等國為代表的政府有限干預模式，不斷增強政府的主導地位，針對較為薄弱的養老事業加大資金和建設投入，同時積極引導市場向老年人服務傾斜，在保障房體系中對低收入的老年人住房需求加以細分，在公共部門和市場之間保持合理的平衡和相互補充。
2023年10月，孫希最終給父母在北京六環外租到了一套還算滿意的房子。之後的每個周末，她都要從東邊的住處坐公共交通到父母家，往返路程四小時，再花上一整天給他們做各種瑣碎的事：剪指甲、修頭髮、換新的導尿管。身心俱疲，但孫希不敢停下，如果哪個周末有急事沒去，她會陷入深深的自責，感覺自己把父母拋棄了。在半年之後，她下決心買了一套二手房，雖然有房貸，但她不用再擔心父母隨時會被房東趕出來。如今，她和父母同住在60平的小房子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