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復社會」襲擊事件的增加表明國內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中共可能會將這種憤怒轉移到另一個目標上。
譯者:撒母耳
2024年11月,中國發生了十年來最嚴重的公共暴力事件。一名男子因不滿離婚協議,駕駛一輛 SUV衝進南方城市珠海的一座體育場,造成35人死亡,40多人受傷。
此次事件之前,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無差別的大規模襲擊事件。這些被稱為「報復社會」的犯罪以驚人的頻率激增,因為肇事者找不到其他渠道發泄不滿,於是向無辜的旁觀者宣洩。2024年,這些大規模襲擊事件造成63人死亡,166人受傷。
儘管中共政府將這些事件描述為「孤立的」,但最近發生的一系列悲劇揭示了導致大規模暴力的一系列系統性因素:社會福利不足、經濟放緩以及嚴厲的審查制度。中國內部的持續不穩定可能會對台灣產生至關重要的地緣政治影響,特別是對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戰略部署。
雖然中國確實有社會福利計劃,但現行的經濟體制為工人階級和失業者提供的資源不足。首先,戶口制度阻礙了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獲得城市戶口,導致他們的工資水平大大降低。國有企業尤其加劇了收入不平等。許多農民工在工作時也沒有社會保障,而社會保障是退休後領取養老金的必要條件。
其次,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即低保)的資格標準不統一,只有20%至30%的符合條件的家庭能夠領取低保金。農民工也沒有資格享受低保。醫療保險的分配同樣不透明。由於服務被有目的地劃分等級,政府官員和城鎮職工獲得了過高的福利。
第三,失業保險福利微薄,覆蓋範圍有限。例如,2020年,一個季度的2500多萬失業工人中,只有230萬人領取了失業保險金。截至去年9月,中國政府報告稱,失業保險覆蓋人數已達2.45億,比上年增長25.5%。然而,正如民政部上個月所言,對未領取失業保險金的失業人員的援助還需要改進。
歸根結底,漏洞百出的社會保障網是投資不足造成的。中國的公共福利投資落後於墨西哥等其他工業經濟體,地方政府要承擔90%以上的社會服務資金。然而,地方政府只能獲得稅收收入的一半,並在不斷加重的債務負擔中掙扎,許多城市的利息支出占其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總之,當目前的保障維護工作已經成為地方的一項挑戰時,社會服務就不可能得到改善。許多藍領工人和失業者仍然無法享受社會福利,資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工人和政府官員身上。資源分配的不公表明了普遍不滿的結構性原因。
由於缺乏有效的社會保障網,許多人產生了經濟疏離感,而中國經濟的放緩則使這種感覺更加強烈。近年來發生了一系列動盪事件——嚴厲的疫情封鎖措施、大規模抗議活動和房地產行業危機——中國經濟陷入停滯,給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就業造成了巨大影響。2023年,城鎮地區五分之一的16至24歲年輕人失業。
面對不斷攀升的青年失業率和不斷下降的消費者信心指數,政府做了它最擅長的事情——壓制和抹殺。新的數據直到2024年初才公佈,而且公佈時採用了一種重新制定的方法,將學生排除在外,製造了一種情況好轉的假象。儘管如此,中國的青年失業率仍在繼續增長,目前仍保持在16%。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 GDP增長速度也變得更緩慢,2024年第三季度僅增長了4.6%,未達到全年5%的目標。雖然中國實施了刺激經濟的一攬子計劃,包括大幅降低房貸和利率,但仍未能改善經濟增長乏力的狀況。經濟下滑導致了公眾的幻滅感和共同的宿命論情緒。
與20年前相比,現在的中國人更傾向於認為結構性因素決定了一個人的貧富,而更不相信努力工作就一定會有回報。不滿情緒開始在公眾情緒中表現出來,比如「躺平」(lying flat)運動的消極抵抗,「白髮運動」(White-haired Movement)對醫療保險覆蓋面縮小的憤怒,以及網絡上對陷入歷史「垃圾時間」(garbage time)的哀嘆。
隨着社會動盪的加劇,報復社會的犯罪也越來越多。這些趨勢同樣可以追溯到個人面對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制度性障礙時的無助感。少數但越來越多的人轉向暴力示威來表達憤怒和沮喪。
使問題更加複雜的是,中國公眾既不能公開討論這些事件,也不能審視激發肇事者的社會壓力。
在經過迅速清理的殺戮現場,警察和便衣人員拿走了公眾擺放的花束,驅散了圍觀者和外國記者。住院的受害者被禁止與記者接觸。在中國嚴格監控的網絡搜尋引擎上,捕捉事件的視頻、目擊者的描述以及與事件相關的熱門標籤都被清除得一乾二淨。在社交媒體上,呼籲解決迫切需求(如增加心理諮詢資源)和進行結構性改革(如改善個人權利)的呼聲很快被刪除。更糟糕的是,中國缺乏有關大規模殺戮的全面數據,這阻礙了對趨勢的分析和有效預防。
官方對這些殺戮事件的危機應對呈現出一種嚴酷的審查模式——刪除網上討論,推遲新聞報道,抹去悲傷和創傷,並加強對可能的異見人士的監視。這種壓製機制本身就暴露了中國政治體制的結構性缺陷。當公眾無法公開討論這些事件時,人們也就無法審視促使肇事者作案背後的社會壓力。個人無法參與處理和解決他們所經歷的系統性不公正,而受到審查的公共討論只會導致進一步的不確定性、恐懼和孤立。隨着媒體壓制越來越嚴厲,人們對政府的信任也在不斷削弱。
隨着大規模襲擊事件比前幾年增加了三倍多,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要求地方政府更加警惕地防止未來的大規模殺戮事件。然而,地方官員並沒有通過提高透明度和開放溝通渠道來應對民間的不安定,反而在小城鎮和大城市開始加強對家庭、婚姻和鄰里的監控。這很可能會繼續這種鎮壓、抵抗和報復性暴力的循環,在公眾對公共安全和政府危機管理日益厭倦的情況下,延長國內不穩定的時期。
中國國內的不穩定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海外地緣政治動盪,尤其是對台灣而言。從歷史上看,崛起大國的經濟陷入困境和地緣政治關係惡化指向對外侵略的加劇。在中國,壓制國內異見可能再加上民族主義的動員,通過動員民族主義來穩定公眾情緒,轉移對國內衰退的注意力。隨着中國建立起迄今為止最強大的軍事能力,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台灣戰爭最有可能在本十年內爆發。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可能採用略低於戰爭門檻的灰色地帶(gray-zone)策略,最大限度地減少美國的介入。2024年底,賴清德總統訪問夏威夷和關島後,台灣軍方觀察到了中國海軍近30年來最大規模的部署,包括駐紮在東海、南海和遠離台灣東海岸的西太平洋的解放軍海軍和海岸警衛隊。這次大規模行動表明,中國可以封鎖從菲律賓到日本的第一島鏈,切斷台灣的援助。
鑑於習近平對中國現狀的不安,向中國人普遍認為的叛逆省份展示民族主義,有助於將公眾的注意力從國家的經濟衰退中轉移開,並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
在一個存在嚴重缺陷的經濟和政治體重中,中國能否克服經濟困難仍有待觀察。如果不能,中共可能會訴諸軍事冒險主義。隨着中國努力應對內部挑戰,並試圖轉移對國內動盪的注意力,對外侵略,尤其是對台灣侵略的可能性與日俱增。如果中國無法解決國內不穩定的根本原因,包括中共對異見人士令人窒息的壓制,其後果將遠遠超出其國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