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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孫女在大陸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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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從上海第八女子高中畢業,三年高中總平均成績在90分以上,還被評為五好學生。在教師的指派下,我還負責幫助五位同學通過了畢業考試。雖然有這樣的成績,我卻在進入大學深造時落選了。在收到不予錄取通知書的前一天,派出所的人把我叫去參加鬥爭地主大會,來接受這個場面教育。會場上,人們對地主拳打腳踢,叫嚷着要槍斃他。有人對我咆哮:「你以為你是誰?你的出身是反動官僚資產階級。」我被嚇得不知所措。第二天,我接到通知,不能進入任何大學讀書。此時我對自己的未來悲觀極了,卻連哭都不敢哭。

這時我想到了祖母宋慶齡,就從上海到北京去看她。她因風濕病去外地療養了。北京還有我的做建築師的舅舅嚴星華和舅母王婉玲,我就到了舅舅家。舅舅當時在蘇聯,設計莫斯科-北京飯店。舅媽的警惕性非常高,得知我因家庭出身不被大學錄取,當天就去派出所匯報了。舅舅家我也不能多呆了。當時郵電部部長朱學范的兒子是我的中學同學,他們在上海時與我家曾是鄰居。現在,朱伯伯怕出身不好的我連累他們,吩咐兒子不要和我來往。

我沮喪極了,萬般無奈,就給祖母宋慶齡寫了一封信。祖母很快回了信,說上大學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過,她在最後一行提到,但願我明年能進入大學。我把祖母給我的信寄給高教部,不久,有一位女幹部來找我,說現在國家的政策是一時左一時右,這個學期入學太遲了,明年我將會獲准進入大學讀書。

次年我進入上海同濟大學建築系,有人說我是花崗岩腦袋,不積極接受改造;有人貼出大字報、小字報,批判我,逼我承認出身反動官僚資產階級家庭;甚至在公開場合,我也時常遭到侮辱、欺凌。在同濟三年,每學期我都被安排坐在班裏學生黨支部書記旁邊,作業時常被抽查,所有筆記本都要定期交出來,以便他們檢查我的思想。期終考試我得了滿分五分,但因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經過重新評分,只給我二分,這是一個不及格的成績。對於做學生的我,這種待遇無異於想判我死刑。那些政治思想進步的學生,即使不及格,也被拉成及格。二分必須補考,但系裏又告訴我,所有的教授都說我不用補考了。我並不擔心補考,我寧願補考再拿五分。結果,在成績單上,我的分數被填成三分,勉強及格。

因了出身,我的思想被認為有毒素,於是1958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農村勞動。住的地方潮濕陰冷,睡的是泥土地,我患上了全身風濕性關節炎,至今未愈。他們讓我干最髒最苦的活,說這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方式,我必須用勞動清洗血液中上代傳給我的毒素。當年我經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猶如做了一場噩夢。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二期,2011-04-01)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黑五類憶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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