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風報信
文化大革命開始，突然間這個世界一切都變了。這命革的迅猛態勢令人目不暇接，一切似乎都進入非常狀態。學生不上課，老師不教書，校內體罰、批鬥、打人的事頻頻發生，還有人自殺。這是怎麼回事？1966年變成了1927年？當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形勢捲土重來？中央派駐工作組進校也不能阻止事態的發展。正在疑慮中，6月18日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講話，鏗鏘有力，頓時校園鴉雀無聲，從此平靜了許多。但是沒想到未名湖水又起波瀾。
7月中旬江青等人到北大煽風點火，說什麼：「要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走開！」7月25日與26日晚中央文革在北大東操場開全校師生大會。會上控訴、批判張承先工作組。張被押上台，會上還有中學生慷慨激昂批張，有人解下皮帶向張抽打過去。他們哪兒來的這麼大的仇恨？
江青在這萬人大會上怒叱中文系張少華（後改名邵華）與毛岸青談戀愛。說什麼：「我們堅決不同意！」台下的我頓時懵了，當年的婚姻法原來只是宣傳而已呀。那別的法理呢？
細細的小雨飄灑着，人們驚愕萬分。我和葉惠青在焦慮中想出上告毛主席。看看台上就座的一席人，寫給朱德爺爺吧。條子寫道：「敬愛的朱老爺爺，我們急切想見到毛主席！！！望您替我們轉達。致以革命敬禮！」我們一直盯着條子往前傳，最後是李訥接過去的。一個個的講話，揭發，批判……直到最後才輪到朱老總講話。此時我們看到的是：朱老總話還沒講完，台上的人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個個退場，只剩下李雪峰一人。年邁的老總孤零零站在話筒前，我們不禁淚水奪眶而出。心想，那張條子毛主席肯定是看不到了……
後來我和馬正顏去學生宿舍樓找技術物理系四年級學生鄧朴方，講了我們對中央文革的不滿，讓他轉告他爸爸，我們想見毛主席。他在筆記本上寫下了我倆的姓名和15系（15係為無線電電子學系）。沒想到幾天後他爸爸就是「二號走資派」了，夢幻再次破滅。
運動甚囂塵上，文革轉為武鬥，多處拉出人就鬥。低頭、弓腰、戴高帽、掛牌子、拳打腳踢、吐口水……一切都來得太突然，太迅猛。天要塌下來了……
我把張承先被批鬥的事情寫信轉告父親，當時父親在天津任省輕化廳工作組組長。我想讓他有所準備，工作組長會有如此下場。父親與張承先夫人朱慧在一個單位，便立即把此消息告訴了她，她說：「絕對不可能，我前天還和他通電話呢。」爸爸把我的信拿給她看，她急壞了，馬上給丈夫打電話，此時此刻已經接不到對方的回音了……她曾對父親說，我的那封信猶如晴天霹靂。
後來我去過他們在北京的住處，一進屋看到一個二十四史專用書櫃。奇怪，運動中「破四舊」搞得天翻地覆，他們這個柜子竟然完好無損。所以說，文革就像打游擊，掃到哪裏，哪裏就玩兒完，掃把不見得觸到每個角落。在他們家我講了許多小道消息，爸爸怕出事總打斷我。朱慧說：「我們應該多聽聽青年人的想法。」我還把去李頡伯、李一夫、陳大遠、王濤江、楊冠飛、胡愈之、嚴景毅、顧大春、李覺、梁文漢等老幹部家時的所見所聞一一抖落出來。其實他們都感同身受。在我講到第一次去王濤江家，一開頭他就說他被批鬥了328場，張承先驚愕地目視其夫人，我想：他大概是想說：「我被批鬥了多少場？」
二、大字報
1966年7月末文革小組一伙人的表現大大出人意料。江青、康生極力表現之能事，隨意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我去中央黨校看大字報，大為震驚。有許多揭發康生歷史問題的大字報，而轉天再去看，揭發者全部被康生打成叛徒或特務、反革命。康生是文革小組顧問，怎麼會有這樣的中央首長？毛主席怎麼就看不透這個大奸臣呢？
當時我住在北大學生宿舍35樓，一天實在忍不下去，躺在宿舍的上床，憤憤地說：「我要跳出來了，貼大字報揭露康生這個大陰謀家！」話音剛落全宿舍的人都下了床，齊聲說：「你可別這麼做呀！否則我們就都成了反革命的同學了。」我強壓下去沒有跳出來。貼康生大字報的想法曾對孫蓬一說過，他一點也不奇怪，不過他說：「先別輕舉妄動，另外你還沒有作好面對出現各種遭遇的思想準備。等等，再看看。」這一壓，這一等，整個文革中一張大字報也沒寫。我沒寫，還被貼了一張大字報。
文革初大字報鋪天蓋地，所有可以停留目視的牆面，從上到下，從左到右，都貼滿大字報。後來學校立了許多木樁，釘上竹葦席，構成了大字報席牆。我從家裏弄來一輛自行車，可以騎車在北大、清華、人大、黨校等處隨意轉悠，還可以坐在車的貨架上看和抄大字報。大字報從學科上分最好看的是理工清華，非常活躍，沒有長篇大論，有時還夾雜着漫畫。北大次之，最鬱悶的是人大的，多是長篇大論。當年貼大字報猶如今天網上發帖，內容五花八門，揭發中央、地方乃至基層領導。有組織問題，工作問題，生活作風問題等等。
一天看到38樓東側貼了滿牆大字報，是我們年級同學寫的，揭發年級輔導員。看完感覺都是些枝節小事，沒啥意思。當時，一位同學對我說：「你怎麼不寫大字報揭發呀？」
「寫什麼？」
「揭發領導問題呀。你把他們的問題揭發出來呀。」
「他們最多是工作方法問題，就是有錯誤也只是人民內部矛盾，貼什麼大字報啊。」
「你這就不對了，這次運動就是這麼個搞法。你揭他們，他們再往上揭，層層上揪。你還是快寫大字報吧。」
我無語了。沒想到轉天從第二教學樓出來看到地上一張寫有我名字的大字報，題目是：《踢開運動的絆腳石》。其中點名道姓地說：「現在劉××還在強調要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還在說×××是人民內部矛盾。她這是……」我看到這張大字報時的確有點緊張，這場革命革到我頭上來了。不過我沒有動搖，依然一張大字報不寫，還把他們的大字報偷偷抄錄下來，傳給那位輔導員。
三、劉邦殺韓信
1966年8月初的一個夜晚剛要睡下，聽說大飯廳前貼出毛主席的大字報，馬上爬起來去看。紅紙黑字。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看完以後的感覺難以形容，這個世界一切都變了！分明這是毛主席寫的，那語氣，那架勢，是他老人家寫的。可是毛主席為什麼這樣看學校的文革？這50多天裏「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的恰恰是江青一幫人呀。1962年與1964年又是怎麼回事？很明顯：毛主席是朝劉少奇來的，原來黨中央是這個樣子啊！偉大的領袖們之間的矛盾是如此地不可調和呀！我們偉大的國家、偉大的黨怎麼了？以前所聽所聞所學都是假的了？文革初，葉帥說：文革是一場演習，預防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義，老百姓該怎麼辦。看來，葉帥也沒有搞懂毛主席，什麼演習，毛分明是動真格兒的了。
以後將怎麼走？從大飯廳走回宿舍，一宿沒睡，憂傷至極。第二天就把這一消息告訴了爸爸。爸爸也說這肯定是毛主席寫的，爸爸又對我講了講1962年與1964年「四清」的事情。最後爸爸說：「這就是劉邦殺韓信。中國歷史就是這樣。」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底稿在北大展覽過。最後一段和三句口號是聶元梓加的。當時很奇怪，搞運動，擺事實講道理，喊什麼口號！後來，很後的後來，我問聶。想不到她的回答是：「那個年代長期以來我清楚地知道，對於中央精神，我比傳達者理解得還透徹。《五一六通知》一傳達，我就知道黨中央有了危機，毛主席有了危機。」那個「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至今我也沒有讀過，讀不下去。
四、破四舊
當年抄家，砸東西，毀文物大行其道。那股風怎麼刮起來的？我一直認為有幕後推手。
跟風，我和一些同學去北京市委，到了范瑾的辦公室，裏邊的東西隨便抄。那時我還沒有轉過來，一張紙也沒拿，回來有點後悔，怎麼沒順手揣兩本書呢。後來大街上常遇到亂鬥人的情況，我的一位中學同學是某小學校長，被剃光了頭，跪洗衣用的木搓板，受了不少罪。
一天大姐的同學劉文雅從清華來北大找到我，愁眉不展地說起社會上的亂象，憂國憂民，心情沉重。我對她說：「你愁什麼？貼你大字報，鬥你兩下又怎麼着？抄你家，你家裏有什麼？有金條嗎？咱就等着瞧吧。還能折騰到哪兒去？」沒想到，這場運動就像翻烙餅，翻過來復過去折騰了十年之久。
城內大街上到處在砸牌子、摔東西，正為這莫測的風雲不知所向，回到學校卻聽見大喇叭廣播：「紅衛兵小將們——趕緊起來保護北大文物！」噢，原來是中學紅衛兵來砸北大正校門的石獅子和門內華表，聶元梓號召北大學生保衛北大古蹟。後來陳葆華老師對我說，北大圖書館的書幾乎一本也沒有損失。此外聽北大保衛組謝甲林、周俊葉講文革中如何保護北大文物與知名學者，其複雜、曲折與艱難令人驚嘆！而今這可能是文革史研究的空白。
後來聽弟弟說：當年批鬥爸爸時，戴了紙糊的高帽子，胸前掛大牌子，不斷地喊着打倒的口號，專門在家樓外繞了好幾圈。奶奶知道爸爸被批鬥後，非常生氣，大聲喊：「啊，鬥我兒子？敢！不就是毛澤東麼？」當然只敢在家裏喊。
當時曾有一伙人來家裏抄家，媽媽非常配合，書櫃、大衣櫃都打開讓他們搜。還主動從床底下拉出來幾個箱子，裏邊裝的是亂七八糟的東西。他們翻翻、看看、問問，可能因為土太多沒往下翻。謝天謝地！下邊放着幾幅日本名畫，如果被發現的話，罪過可就大了。媽媽還把修理自行車的工具箱也拉了出來，讓他們查。那兩個人可能看這家搜不出什麼東西來就走了，僥倖他們還算手下留情。對面那家可慘了，進去就翻箱倒櫃，搜個底兒掉，還用刀子把棉被劃個大口子，看看裏面是否有東西。家裏被抄是很長時間以後我才知道的，不禁想，我在北京本應是抄家一族，沒想到自家卻在被抄之列。
五、派別
文革中派別是怎樣形成的？所謂的「保守」與「造反」是怎麼回事？一個宿舍大都分成了兩派，兩派陣容並不是按以往的觀念、印象形成。過去的班幹部、黨員與過去認為落後、被整過的同學現在是一個戰壕的戰友。有些平時從不發一言的人現在變得十分活躍。這個時期千姿百態。
當時隨便成立組織，真是「結社自由」，戰鬥隊林立，紅衛兵遍地。還有「出版自由」，隨意發表宣言、聲明、憲章、抗議書、公告、小報……幾乎所有人都卷到運動中，各屬一派。我沒入派，也沒當「紅衛兵」。因為感覺跟着中央文革走，哪怕只是他們的傳聲筒，跟屁蟲，你就是響噹噹的革命左派了，可我不情願。但並不「逍遙」，自稱是一個人的獨立戰鬥隊，走訪兩派收集資料，與文革同步考查研究，不要等多少年後再挖掘，再追述。開始還有同學和我一起，我們在兩派組織中穿梭走訪。一天我和馬正顏去數學系學生宿舍樓走訪「虎山行」戰鬥隊隊長。他不在，我們說過兩天再來。但是兩天後，這位學生就被押上台挨批鬥了。
其實「保守派」更具反抗精神，因為當時造反是唯一正確的。「造反有理」天經地義。後來已經無所謂「造反」與「保守」。最活躍的都是從「造反派」中分裂出來，又組成各個派別，大多有後台。夫妻各屬一派，一家分兩派也不在少數。我弟弟和妹妹在一個單位，弟弟是「保守派」，妹妹是「造反派」。一天晚上弟弟寫大字報，寫一張，貼一張，順便就讓妹妹去貼，共寫了五張。第二天一早人們發現這份大寫報很奇怪，三張紙的字是正的，另外兩張紙的字是倒着的。弟弟說是因為妹妹貼大字報時慌慌張張，恐怕被她自己那派的人看見。我開玩笑說：「那是因為她和你不是一派。成心！」
文革與現在的網絡又有一比，戰鬥隊成立就如同現在的論壇，QQ群、微信、朋友圈吧。
當時報上發表「最高指示」說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這一斷語耐人尋味。這是提示人們對立面就是國民黨，還是說國共兩黨不過是一家人分兩個派而已？此外西方國家的兩黨、多黨是不是也就這麼形成的？以後兩黨並立在中國是否會永存下去？這個問題當年和王朝英討論過。
後來北大、清華更怪了，分成兩大派，武鬥，都要把對方擊垮，消滅。可兩派擁護的卻是同一個「無產階級司令部」。而且這個司令部的最高總指揮說了，兩派都是「革命師生」，「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沒有「利害衝突」，卻拿着長矛、鐵棍對付對方，打紅了眼。怎麼回事？腦子都進水了，什麼水？
文革初父親還沒被審查時，一天他來北京，說是去看望一位老同事。我們在北京南城轉了好久，父親突然對我說，你就在這裏等我，我一個人去一個同事家，一會兒就回來。說完父親轉身就走了。過了好一陣子，父親走過來，後邊跟隨着一位老者。父親轉過頭擺擺手讓他回去，他就停下了，目視我們轉彎才離開。
後來父親告訴我，父親早年參加革命很大程度是受他影響，他借給父親許多書，比如《莫斯科印象記》、《共產黨宣言》、魯迅文集等等。父親後來加入共產黨，而他因為日語好，當了日本翻譯。父親說：「他當日本翻譯時，做了許多好事。比如給八路軍送情報，掩護革命幹部，他還曾阻止日本隨意燒殺搶掠，所以我們家鄉相對破壞比較少。」但是，解放後他還是被劃為漢奸、反革命而入獄，直到1979年平反。此人叫劉曉中。
現今研究文革的專家、學者大多是當年中小學生。為什麼是他們而不是在一線的大學生和教師呢？可能是因為後者元氣大傷，死的死，傷的傷，許多人挨了整，各種壓力使得他們不敢寫、說、想。而那些中、小學生沒能真正深入其中，所以不知深淺，以至長年保持着對文革的亢奮狀態。而且後來他們大多出國留洋，見多識廣，視野開闊。他們是從全球歷史眼光分析研究文革，這固然使得理論上能夠得以深入，殊不知其實他們一直與真實、深刻有着一些差距，總有「隔靴搔癢」之感。
六、大串聯
1、大形勢
當年文革與現在網絡又有一比的，就是大串聯。現在鍵盤上點哪兒是哪兒。文革時，我們是乘汽車、火車、輪船游遍大江南北；可惜沒能坐上飛機和火箭，也很難出國。全國所有大、中、小學生可以隨便去國內任何地方。乘車，住宿，吃飯不花錢。現在無論哪個國家，哪一屆領導敢試試看嗎？
大串聯之風一起，學校幾乎走空。有去工廠，去農村的；有去外省市的，還有的出了國境去緬甸、越南等。乘車的人太多，經常出現上不去，下不來，開不動的情況，順勢開始了步行「長征」。我一個弟弟是乘大貨車從天津去了烏魯木齊。最初我想坐鎮北京哪兒也不去，我的同窗好友葉惠青邀我去韶山。好吧，出發。1966年8月18日正當全國學生來北京朝拜的時候我倆南下。
2、南下
背了書包上火車。在車上雙腳站立都很難。有人坐到貨架子上，我乾脆躺在車箱裏的座位下面。這樣不被人擠，不被人踩。火車每到一站，都有人上車，許多是從窗戶爬進來的。晃晃悠悠終於到了韶山。但是我們沒下車，下不去！所有的車門、窗口都被上車的人堵住了。沒轍，只好隨車南下。一直把我們拉到終點站廣州，下了車直奔中山大學。每天我們都去廣州的一些大學看大字報，要材料。一分錢也不花在那裏吃住了七、八天。下一步去哪裏？反正已經到了廣州，再去廣西桂林吧，那可是甲天下呀，聽說毛主席說了遊山玩水也是可以的（不知此聖旨真假）。於是，向西挺進。
3、西行漫記
告別了中山大學乘火車去桂林。全國一盤棋，這一路依然擁擠不堪，到了桂林下不去。唉呀，這甲天下是什麼樣子啊？想從車窗伸出個頭看看都沒成行，無奈窗戶都被往裏鑽的人擋住了。只好聽憑火車的支配，一直把我們拉到終點站——貴陽。我們住在貴陽一個工廠里，工人們聽說我們是從北京來的，兩派都主動給了許多材料。我們想去貴陽的學校看看，問他們坐什麼車，他們說：「全市就一趟環城汽車，走去也沒多遠。」後來我們繞全市一圈，也就北大加清華那麼大小。住了兩天，調查研究一番，原來都市，省會可以這么小啊！轉不開身，走吧。下一步到哪兒去？去韶山不成，去了廣州；去桂林不成，到了貴陽。下邊我們就繼續西進吧，便乘車去了重慶，直接上了貴陽直達重慶的火車。
重慶是個山城，高高低低的很有味道。有許多景點，而當時都是「四舊」不開放，路也不知道怎麼走，我們只好隨大流去了「渣滓洞」，「收租院」。後來又輾轉去了重慶大學。那些天陰雨綿綿，爬山摔了一跤，褲子太髒，當晚洗了，一天也不干，怎麼辦？惠青花十元錢買來一條新褲，這是我們出發轉了大半個中國唯一的一筆開支。當時學生串聯只管乘車與吃住，沒說管穿呀。有了褲子，我們又出去「串」了。
4、打道回府
在重慶住了十來天該回去了吧，可是還沒有玩夠。汽車、火車都坐了，還沒有坐船吶，乘船到武漢吧。一條大船緩緩地行駛在江面。一個人不禁感慨：「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馬上收起，還左右看看，怕人說是：四舊。
武漢是漢口和武昌由江水隔開，是水城，重慶是山城。祖國之遼闊，內容之繁多，不出去串聯哪知道啊。
轉眼出來一個月了，於是我倆打道回府。沒想到去北京的人太多太多，怎麼也擠上不去，恰巧有人推了我一把，火車就開動了。一回頭惠青還在下邊，她是乘下一班車回來的。這一路我收穫了大包大包的運動資料，而惠青從始至終手不離英語課本，儲存知識，以備未來。
我們剛走進校園就聽見「聶老佛爺」又在廣播，讓大家不要再出去串聯了，回校「複課鬧革命」。聽她這麼一講，呼啦！幾乎走光了，因為這是個信號，以後可能不讓免費串聯了。葉惠青第二天就去了上海，動作飛快。
5、初到韶山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我終於來到了韶山。看到路旁有許多樹，開小白花，香氣襲人，問當地人：「這是什麼樹？」聽到他們議論：「城裏人只知道吃橘子，不知道橘子長在哪兒。」
看着韶山，我低吟：紅山、黃屋、綠水，清風、細雨、香橘，英雄，史篇，詞曲。萬物誰卜？池塘邊，我獨語。
七、文革風雲，點點滴滴
1、入黨條件
運動初期看到一張大字報，寫的是一位女同學積極申請入黨。後來年級黨組織委員找她談話，意思是他看上了她，如果她同意和他搞對象，就發展她入黨。可她沒看上他！所以直到文革開始她也沒入成黨。
啊？！黨，原來可以這樣入啊！
我寫過一首打油詩《我很傻》，說到我以為所有的人都要入隊、入團、入黨。所以我在大一就寫了申請，以為18歲就該入黨了呢，到「大六」還沒有入成。我在想如果這位組織委員看上我的話，他是不是也會對我那麼說？我的天！不禁在想：其他入了黨的人，是不是……還是別想了吧。從此徹底退卻了。
2、風雲變幻
運動一開始許多人覺得這不是右派翻天了麼！五七年的風又要捲土重來。讓他們表演吧，下一步就該抓右派了。但是很快人們發現過去那一頁一去不復返了，而今恰恰相反，現在是反領導，反過去，天經地義。東西風不變，左右可逆轉。
在一次小範圍批鬥會上，台下被打的人說：「饒了我吧，我是貧下中農子弟。」「現在打的就是你們這些貧下中農子弟！」台上的主審說。接着問：「你說不說？不說？」然後手一揮，下令：「打！」立刻幾個人過去拳打腳踢。目睹這場景，我鄙視被打者，牴觸主審與打人者。
走出那個房間，感到迴腸九轉！那位主持批鬥者眉目、表情永久刻錄在我腦海里。我在想：這之前多年來他是怎麼度過的？他一直強忍着，內心積壓着憤恨。文革來了，他以為天時地利已到，火山驟然噴發。
不過這股風非常短暫，沒有幾天「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勢頭就瀰漫開來。那位「主持」一定是「混蛋」窩裏的，那後來呢？
3、真真假假
又鬥人了，快去看吧。大飯廳人已滿，台上兩邊也都坐了許多人，我便擠到台下緊挨主席台旁，側着身，舉着頭，看和聽。A派的主持大會。B派的一位學生發表了反對文革的言論，那還了得！現行反革命！他彎着腰90度，接受批鬥。批判發言，口號聲不絕：「反對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打倒反革命！」「老實交待！」「低頭認罪！」
突然在台上旁邊坐着的一位學生沖了過去，朝那位被鬥的同學拳打腳踢。這時期已經一再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打人已經不得人心，因此全場譁然，尤其是B派的人此時把鬥爭矛頭直指A派主持。
就在這關頭，那位主持一把抓着那個打人者，問他是哪個系，哪個班，叫什麼名字？此時台下好幾個人喊起來，指名道姓說出打人的人與被打者是一派，一夥的。
這一幕，給對立派抹黑，可謂現代版苦肉計，自導自演用心良苦。這齣文化大革命的戲，其曲折複雜程度登峰造極。
2002年在美國曾與高文謙聯繫，希望他不要發表他的《晚年周恩來》。當他說他寫的都是親眼所見時，我用此例說明親眼見，親耳聽的也不見得都是真的。當然我還舉了別的例證。
4、是誰吸了戰士的脊髓？
文革初，在校園大飯廳南牆帖出一張大字報，文中寫到解放軍戰士入伍以後，體檢或生病時有時要抽脊髓化驗。往往是多抽許多，用去化驗的僅一點點，其餘的供中共中央、中國人民解放軍領導甲某飲用。當然他還有其它許多罪行，什麼「三反分子」、「定時炸彈」等等。甲某被罷了官，林彪指定另一位官員乙某接替。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外逃叛國，途中機毀人亡，乙某與林彪自然脫不了干係，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職務，並被關押。而被揭發吸戰士脊髓的甲某立即接替乙某恢復官職。
當年的同學聊起來：「甲某不是吸戰士的脊髓嗎？怎麼還能起用？」另一位同學似看破紅塵地說：「現在吸戰士脊髓的不是甲，而是乙了。」
文革對人的觸動是顛覆性的。這裏用的甲某、乙某，為什麼不用真名？「這個你懂得。」
5、毛周博弈
文革中立與破，打倒與樹立，貫穿始終。1966年6月清華附中紅衛兵「破四舊」，砸了清華大學二校門。1967年9月在原地樹立了毛主席塑像。清華請林副主席題詞：「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清華，北大攀比由來已久。清華這麼搶風頭，北大也要在哲學樓與二教之間建主席塑像。北大有關負責人就去找周總理，總理卻說：「我不能題。將來被打倒，還得摳下來。我倒沒什麼，那樣的話對毛主席不恭。」
1967年1月統戰部和全國政協的檔案被搶劫一空，民族學院的鄭仲兵說這是違反黨紀國法的，應把他們送到公安部去，同時向公安部報告，周恩來得知後說，民族學院這些學生制止搶劫檔案的行為是很對的。但是兩三天後，突然間公安部卻高度肯定了搶劫檔案行為，並把鄭仲兵劫持到大禮堂批鬥，後被捕入獄。
後來鄭又因為不同意批「二月逆流」，還寫大字報說「他們原來都是老帥老總，有錯誤可以批判，但如果一定一個一個都要打倒，不是把矛頭實際上指向周恩來了麼？」因此鄭仲兵被打成「二月逆流派」，遭到圍攻、打擊。傳到周總理那裏，總理會怎麼說？請讀者想一會再往下看！
總理說：「鄭仲兵一家子都是壞人。」
誰能想像得到後果是怎樣的？不親歷文革，對當時周總理的話，以及後來的結果是絕對不可思議的。
這之後鄭仲兵如卸重負！因為一下子對立面便放棄了對他的圍攻與批鬥。這其中有許多關係到上至中央領導下至群眾組織，公開與私下的極其複雜的內情。文化大革命中類似的陰陽交錯，表裏反轉的事情不勝枚舉。或許有一天所有的當事人直白說出真相，並且檔案全部公佈，……不過不用期盼，不用假設，因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寫出來的歷史與真實之間是有着難以言說的差距的。
文革一開始，毛炮打劉的大字報一出，劉就是個死老虎。種種事例表明，而且總理一清二楚，下一個目標就是周恩來。從始至終周總理是用怎樣的智慧，磨難，自殘，與之對應啊！
按說毛反周本來易如反掌，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拋出來就是了。但是多年來卻大費周折，起伏跌宕，反覆收放，以至1973年成立「梁效」，由遲群、謝靜宜直接指揮，批林批孔批周公，高調反周。為什麼是這樣？毛在反周問題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
我的一位同學的哥哥是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員，進了「梁效」班子。一天我見到他，毫不客氣地問他：「你們反周總理，不怕將來成為千古罪人？」沒想到他聽我這麼一說，氣壞了。他說：「誰說我們反總理了？我們怎麼可能反總理呢？這太荒謬了。」我倆爭執不休，最後他妹妹王朝英解圍說：「他在『梁效』只是負責提供資料，不參與動筆寫文章，內情他不了解。」後來她對我說，她哥哥從那以後變化很大。
這件事令我很費思索：這位同學的哥哥是不會說謊的。竟然「梁效」的人不知道他們是文革的御用文人！？死不承認他們是在為反總理大造輿論？太蹊蹺了！老百姓都看出來了。這些精英當年進「梁效」時，「很高興、非常愉快、特別驕傲、欣然自得、受寵若驚、感恩戴德；廢寢忘食」；而後來，「我錯了，我要深刻反省。」「畢竟是書生」，懺悔、道歉、認錯，等等。
中國的知識界，特別是權威學者對政治、對人性竟然是如此的弱智！只是由於個人崇拜的原由嗎？為什麼達到這種程度？如今的文化是傳統的劣根性還是正在步入墮落？
（作者簡介：劉若，女，原籍河北省唐山市。1961年至1968年為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學生。1969至1970年在山東壽光解放軍農場勞動兩年。1970年至2001年先後在北京廣播器材廠、北京電視設備廠、北京氣象學院工作。）
原載《記憶》第139期，本文略有修訂
關鍵詞:
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