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浪形骸，只是米萊的一種包裝
這才是米萊的本質：一個擁有着非常成體系的、穩定價值觀、系統性經濟理論、成套社會改造計劃的完整的精英知識分子。
他所有放浪形骸的表象，都是為了成為網紅，成為一個對於普羅大眾，對於社會媒體、對於國家結構有影響力的人。他在競選的時候拿起電鋸，他在廣播節目《拆解神話》裏大放厥詞，他在競選綱領里驚世駭俗，都只是為了一個目標：他必須成為一個能夠影響大眾，影響選票，影響世界的人。
通過傳統的政黨政治，作為一個素人的米萊根本沒有機會。只有直接通過訴諸選民，他才有可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人。
他可以以自己的網紅身份向大眾發話，動員選民直接向國會和地方政府施加壓力。只有通過直接與選民對話，他的主張才能直接被選民所接受，從而反作用於被政黨政治所控制的國會和地方政府。而且，只有通過對選民的認知控制，他才能真正地改變選民的思維方式。
在國際上不也如此嗎？接受川普的誇獎和認證，他非常簡單地就獲得了國際關注度。
米萊明白所有的這一切，所以他裝瘋賣傻地假裝不知道川普是個什麼貨色，裝瘋賣傻地立刻獲得了美國選民的好感和支持。這筆生意有多划算？
還有一切關於米萊種種不靠譜的嘲笑和諷刺，米萊養了5隻克隆狗，米萊和小狗通靈，米萊是一個密宗sex大師，三個月不射精，米萊的妹妹是他的摩西，精神領袖，米萊粗言野語，不修邊幅……
所有的這一切，都是米萊的包裝。米萊把自己變成一個完全不可捉摸的迷宮，成為一個國際級別的網紅，一個看上去瘋瘋癲癲的不靠譜的政客，在這樣的形象和這樣的包裝中，他可以為所欲為，把政黨、國會、地方政府、國際關係玩弄於股掌之上。
抓住米萊的奧派本質身份，抓住米萊對於所有一切現代觀念的深刻掌握，抓住米萊是一個堅定的保守主義分子（反同性戀婚姻、反墮胎、反槍支控制、器官買賣合法化……），你就能深刻地明白，米萊根本不像他表現的那麼膚淺、瘋狂與無聊（《說真的，米萊可能是西方世界最後的希望》）。
那些雄心勃勃的重新分配財富的努力終將以重新分配貧窮而告終
索維爾的一些名言：1、二十世紀有很多這樣的案例，許多國家始於均富，終於均貧。2、奧巴馬總統似乎完全不知道，他在試圖實施的政策有多少是已經被試驗過，試驗了很多次，而且一次一次失敗了。3、你只能沒收特定時間存在的財富，卻無法沒收未來的財富——當人們看到未來的財富將被沒收時，他們便喪失了生產財富的積極性。4、對許多政客來說，黑人的選票比黑人的生命更重要。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政客總是試圖讓黑人選民感到不滿、憤怒和恐懼。5、再分配主義者給了人一條魚，並且讓他/她希望在未來靠政府獲得更多的魚。6、許多重新分配財富的嘗試，都以重新分配貧困告終。7、讓不用為決定付出代價的人來做決定，很難想像有比這更愚蠢、更危險的事情了。8、需要相當多的知識，才能認識到你自己無知的程度。9、多元文化主義意味着你可以讚揚任何文化——除了西方文化，你不可以批評任何文化——除了西方文化。10、道德壟斷是思想市場的對立面。11、如果你還沒有準備好用力量來捍衛文明，那麼就準備好接受野蠻吧。12、很少有事情比誤導年輕人更可恥。13、如果保存文明的戰爭落在了窩囊廢和野蠻人手裏，那麼野蠻人會取勝。14、如果你認為人類總是理性的，那麼，至少一半的歷史是無法解釋的。15、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時，犯錯是很容易的，堅持錯誤也很容易（引自《雪球》）。
電梯效應：當向上流動不再可能
「電梯效應」（elevator effect）是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在《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中提出的概念，被用於描述「階級社會」（class society）的整體提升。這一隱喻描述了這樣一幅場景：富有的人和貧窮的人站在同一個電梯裏，儘管他們之間仍然存在差別，但階級不再重要，因為每個人都過上了更好的生活。儘管不平等現象仍然存在，但在收入、教育、流動性、法律、科學和大眾消費各方面都呈現出集體增長。在這樣水漲船高的背景下，貝克論斷，德國已經超越了階級社會（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New Delhi,1992, p.91）。
三十年後，基於「電梯效應」這一概念，奧利弗·納赫特威寫出了《德國電梯社會：一個歐洲心臟地區的危機》一書。在納赫特威看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貝克的上述觀察是正確的——人們的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標準也有所提升。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在197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後，隨着失業率的上升，德國政府採取了零工經濟作為應對措施。這種新的工作形式將勞動力劃分為了兩個群體，一個群體依然如過去的傳統一般受長期僱傭，另一個群體則受僱於新的臨時、短期合同，且後者正逐步取代前者。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下，德國的生產力在繼續提升，工資也在繼續增加，但上升的模式已經出現分化。更為根本的變化發生在1990年兩德統一之後，德國的生產力繼續上升（雖然和之前的上升模式不同），但平均工資卻在過去二十年持續下降。同時，這種收入變化出現分化：對於排在前百分之六十的家庭，他們的收入得以保持或繼續上升，而後百分之四十的家庭（超過三千萬人）則經歷着工資滯漲和降薪。下降的不僅僅是收入，還有對應的醫療保障、社會福利。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納赫特威的分析為「電梯效應」增加了新的內涵。在《德國電梯社會》中，他將這種新效應的特徵歸納為四點。首先是中產階級的去穩定化（de-stabilization）。中產階級在該書出版的前十五年中逐漸縮水，尤其是中產階級中相對底層的家庭，他們的生活不再同過去一般穩定。其次是主觀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在於對階層下滑的擔憂，甚至恐懼。同時，人們對不平等的感知也發生了變化。根據納赫特威講述，德國社會過去共享着一種集體心態，即如果一個好的、工作努力的員工被公司解僱，那麼問題不在於個人，而在於社會系統沒有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但如今，這種心態發生了變化，如果一個人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者沒有提升，會被視為個體的問題。換言之，是這個人不夠好，所以才沒有得到好的工作。這種心態的轉變帶來了「電梯效應」的最後一個特徵，即一種新的加速和順從——每個人都在努力變得更高效，有更高的生產力，以獲得或保有一份不錯的工作（黃琬《讀《德國電梯社會》：當向上流動不再可能》）。
